朱允炆，是一个极端理想主义者。

朱允炆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实行儒家“仁政”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面，君王既是普天下的政治领袖，又是这个社会的道德楷模。而这个世界里的百姓们，则人人有饭吃，人人懂礼貌，人人守法纪。朱允炆的年号“建文”，体现着鲜明的个人色彩，从而与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形成了风格迥异而又意味深长的对比。

朱元璋是马上得天下，而且在他本人幼年的生活经历中，对于元末的官僚体系产生了非常大的憎恶。因此在洪武一朝，文人的地位并不高。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朱元璋知道自己离不开读书人，但他又处处防着这些看起来一肚子坏水的读书人。与此同时，朱元璋用自己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来弥补读书人的缺位造成的政治真空。当朱元璋发现，单纯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就大概能够控制政局的时候，他就开始对文人士大夫们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一旦发现有表现异常的风吹草动，朱元璋便会采取手段，对付这些不安分的读书人。

比如当年的锦衣卫，就是朱元璋为了监视爱说怪话发牢骚的士大夫们而设立的特务机构。酸腐文人们往往晚上喝点小酒、听点小曲，就开始嘴上没有把门的，指点江山、信口开河起来。结果，他们的酒话和疯话第二天就会一字不落地传到皇帝耳朵里。

轻则锒铛入狱，重则灭门抄家。

可以这样讲，朱元璋时期的士大夫们，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的。每次上朝会之前，酸腐文人们都要回忆一下昨天晚上有没有胡说八道，如果确认没有，则信心满满；如果实在想不起来，那就在出发之前，跟家人做一次庄严肃穆的告别。因为这一去，还不一定回得来。

与朱元璋时期截然不同的是，建文帝时代的读书人们，则真正地实现了儒家学者的登堂入室。建文帝信任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名臣，都是饱读诗书高中进士的大儒。而建文帝本人，也不是朱元璋那种日理万机的工作机器，更谈不上所有的事情都乾纲独断。事实上，朱元璋的后世子孙们多半都不具备与朱元璋相媲美的治国能力。即便有那样的能力，也未必有那样的精力；有那样的精力，也未必有那个体力来支撑自己的健康。所以建文帝时期，虽然没有设置丞相一职，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大臣，同建文帝一起组成了一个领导团队。齐泰等人的分工各有不同，齐泰任兵部尚书，黄子澄为翰林学士，方孝孺为侍讲学士（相当于皇帝智囊团负责人）。职务虽然不同，然而三个人的出身秉性却基本雷同，比如正直、忠诚、学富五车、富于政治理想。也正因为如此，建文帝的这个领导团队被称为“秀才朝廷”。三个政治理想家，遇到了一个极端理想主义者朱允炆，组成了“秀才朝廷”。他们是真正怀着儒家的家国天下之梦，凭着一腔为国为民的热血在不知疲倦地工作。

在建文一朝刚开始，秀才朝廷的很多举措，获取了朝野上下极大的民意支持，比如废除很多朱元璋制订的严刑峻法，又平反了诸多在洪武一朝的冤假错案。同时，重视科举，广开言路，儒家弟子们迎来了空前的政治上的春天。

然而，按照个人好恶，以道德楷模的方式来选拔人才，是一种政治上的严重不成熟。古代官场政治离不开厚黑和手段，一个称职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定不是以儒家道德和学术高低作为唯一标准，而是更加看重实际执政中的经验和手段。俗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官场需要治人，不接地气的政治家，其实就是空想家。比如建文帝所信赖的方孝孺，曾经撰写过很多抒发政治理想的书和文章，可谓著作等身。然而，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固然很高，但其中的施政内容却因缺乏最基本的实践考验，而流于空谈。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以建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府遇到复杂的政治局面或者遇到更加强劲的政治对手的时候，难免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建文帝有理说不清的第一件事，就是削藩。

削藩的动因，是建文帝看到各路藩王渐渐势大，怕自己的叔叔们尾大不掉。比如前文所讲的宁王朱权。宁王朱权虽然只有二十出头，但却是“守边九王”里面势力最大的一个。这个时候宁王甚至已经把标配的“三护卫”，扩展到了“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明史·卷一百一十七·列传第五》）。插一句闲话，朱权是第一代宁王，朱权后来有个后人叫作朱宸濠，是第四代宁王。朱宸濠起兵作乱未果，成就了一代圣贤王守仁。

削藩的理论基础则是来源于齐泰、黄子澄的战略分析，他们引用了西汉“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的旧事启发建文帝，希望建文帝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限制藩王权力。建文帝最终听从了这两位智囊的建议，正式启动削藩。

应该讲，站在建文帝的角度，削藩的决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削藩的方式选择却严重错误。

第一，削藩的时机选择过于急迫。年轻的建文帝刚刚登上帝位，他迫切需要的是站稳脚跟，控制局面，进而取得满朝文武大臣更深的信任和效忠。往往一个新皇帝上台，不管前朝的大臣是否怀有二心，都一定会重新洗牌，将中央以及地方上的军政要员，逐步替换成自己信任的人。然而这种人事调整，往往需要至少几年时间的磨合。就像煲汤一样，要掌握火候和时机，如果时机不到，则很容易生变。很遗憾，建文帝只等了几个月，没等到自己全面掌控政局，就迫不及待地表达了削藩的意愿。

第二，削藩的顺序选择错误。当时的齐泰和黄子澄关于削藩顺序，曾经有过一番争论。齐泰的意见是从诸王中最强的燕王朱棣下手，然后再去收拾其他相对弱一些的藩王。理由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但年轻的皇帝经过反复考虑，最后采用的是黄子澄的意见，从柿子里面最软的开始捏起，最后再动实力最强的燕王。不过，建文帝忽略了一点—如果从最弱的藩王开始实施削藩，那就一定会打草惊蛇，结果只能使燕王朱棣提高戒备，从而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来做抵抗的准备。

第三，削藩的B计划准备不足。削藩无非几种方式，要么和平解除兵权，要么朝廷派兵抓捕，最坏的一种结局就是开战。总之就是先礼后兵，但不管是礼还是兵，都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上、中、下三策都要做好行动预案，以防不测。然而，从结果分析来看，建文帝根本没有做好认真的战争准备。换句话讲，建文帝可能从心理上，并没有做好叔侄反目、兵戎相见的最坏打算。

其实，退一步讲，建文帝的这一切，又都不算错。因为朱允炆不是朱元璋，他的执政理念里面，压根就没有祖父那样狠辣的手段，反而充斥了更多的儒家“以德治国”的仁政思想。不过无论如何，削藩的动议一旦通过，秀才朝廷就已经身不由己，走上了一条只许胜不许败的不归路。

建文帝由弱及强，先后废掉了周王、齐王、湘王、代王、岷王五位亲王。秀才朝廷到底是经验不足，首轮削藩期间，发生了很多令人遗憾的事情，让其他的藩王感到唇亡齿寒。比如湘王朱柏，就因不堪受辱而点火自焚。削藩削藩，削来削去并没有削掉大鱼，反而逼死了老实的湘王朱柏。侄子建文帝的任性之举，给各地的藩王们，带来非常大的震动。

比如，很早就怀有异心的燕王朱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