嫡长子的遗憾

朱元璋是历史上另外一个子孙满堂的皇帝，他一共生了26个儿子、18个女儿。而且对比康熙皇帝，朱元璋在传位这个问题上很早就严格确定了操作规范，因此在皇位继承人即位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像清康熙一朝的扑朔迷离。然而，即便如此，就在新皇帝即位后的几年内，朱元璋的子孙们分成两派，在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场叔侄相残的悲剧。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发生了什么。

朱元璋是一位极端理想化的现实主义者。

从朱元璋生前所作所为来看，他的身上一直充满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激烈碰撞。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根源在于朱元璋是在中国历代帝王里面为数不多的真正出身于草根的人。正因为出身于草根，朱元璋更加了解民间疾苦，在登基称帝之后也更加根植于现实地来实现自己的执政理想。换句话讲，在朱元璋的脑海中，他要建立一套亘古未有的治国方略，实现社会纯粹的公平正义，杜绝前朝历史上出现过的一切可能的弊端。他的反面参考模板，就是他幼年时期接触到的元末乱世百态。为了这个理想，他不惜用矫枉过正的方式来制订国家政策。

比如肃贪。朱元璋规定，官员贪腐超过六十两白银（约折合人民币一万多元），就构成死罪。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今天的标准：我国在1997年时的受贿罪判刑标准是受贿5000元人民币，而这个标准到了2016年做了一次修正，由受贿5000元上涨到了3万元。注意，这个标准指的是构成犯罪和判刑的标准，并不是执行死刑的标准。今天按照朱元璋的标准，如果有官员受贿3万元，已经可以直接拉出去枪毙了。正因为这种近乎变态的刑罚标准，在洪武一朝，被处死的贪官或疑似贪官，超过了15万人，多数人死后还被以极其残酷的方式示众，如剥皮填草。

比如海禁。为了防范倭寇[1]和海盗的骚扰，朱元璋索性关闭了所有的海外贸易，规定“寸板不许下海”。这种严格的海禁制度一直到大明王朝建立200年后的隆庆时代，才有所松动，其间的郑和下西洋[2]，也只是官方形式的昙花一现，而且郑和死后不久，所有的航行资料就被有组织地付之一炬了。

比如官制。为了杜绝汉、唐、宋这些朝代出现的奸相乱政问题，朱元璋索性取消了丞相这个职务，要求后世皇帝必须亲力亲为。不仅如此，朱元璋还特别补充了一条，如果后世有大臣蛊惑皇帝设立丞相的，马上凌迟处死，全家抄斩。

不仅仅是治国方略，还有治家方略。

朱元璋把他的治家方略，全部浓缩在了一本名叫《皇明祖训》的书里。这本书的内容，大到指导后世皇帝制订邻国外交政策，小到皇室和亲王子孙们的辈分用字，甚至皇帝每天正常吃喝拉撒睡的标准，都规定得一清二楚。

让我们看一看，在朱元璋眼中，一个合格明代皇帝的一天：

凌晨繁星满天的时候，皇帝就要起床（“星存而出”《皇明祖训》）上早朝，太阳出来之后结束早朝；除了早朝，还要上晚朝。朝会的时候，皇帝需要面对京城所有大小官员的参拜和朝议。所有在京城的大小官员，只要是拿俸禄有品级的都算。因此皇帝上朝的时候，动辄就在午门之外黑压压跪一千多人；因为没有丞相，所以除了朝会之外，皇帝还要亲自处理政务，成捆的奏章都必须自己逐条过目和审批；如需和自己的亲信或大臣议事，皇帝要时时警惕，以防被心怀叵测的人偷袭。身边的带刀侍卫不能走远，必须严格保持在十丈以内；吃饭要按时，其间要少喝酒。皇帝除了出差之外，中午饭不许吃太多。（“酒要少饮，饭要依时进，午后不许太饱。在外行路则不拘。”《皇明祖训》）除了工作之外，不能看戏子唱戏，也不能欣赏音乐，晚上大摆宴席更是不可能。（“无优伶进狎之失，无酣歌夜饮之欢。”《皇明祖训》）；忙了一天的皇帝，只准睡在乾清宫，不准随便到后宫厮混。翻嫔妃们的牌子要有节制和次序，不能纵容皇后专权，也不能专宠后妃；晚上要尽量晚睡，早上要尽量早起。（“凡帝王居宫，要早起迟睡。” 《皇明祖训》）夜里睡觉要特别警惕，注意城中有没有异常动静；常备武器和盔甲在身边，宫门和京城四门门口，要时刻备有快马。一有异常，时刻准备逃跑避祸。

第二天，又是一模一样的一天，没有周末，也没有休息日。

面对这样的祖宗遗训，后世皇帝当然可以委屈，也可以不服，但是你却不能改动朱元璋制订的祖宗成法，因为你能想到的小聪明，朱元璋早就想到了。为此，他老人家特意在《皇明祖训》中写上了这样一句话：“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於无穷矣！呜呼，其敬戒之哉！”这句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文的大俗话就是：老子已经写好的东西，已经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祖宗遗训了。你一个字也不能改，你要是敢修改，皇天后土和八辈祖宗都不会保佑你。

事实上，只要是朱元璋敢于写进《皇明祖训》里面的话，都是他对后世帝王的具体要求，当然也是他无比认同并且在生前身体力行的皇帝标准。这样的标准，近乎苛刻。除了朱元璋这种几百年出一个的工作狂，其他人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最后一定会被折磨成精神病。

朱元璋想用自己的孜孜不倦、狂热工作，用一辈子的时间干完子孙后代几辈子的活，同时制订一套对内治家、对外治国的总方略，只要按照这套方略执行下去，自己的子孙后代即便不动脑子，也可以实现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元璋在晚年培养皇位继承人的过程中，更是照方抓药地践行了自己一生的追求—凡事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其实说白了，洪武帝朱元璋实行的一些做法，具备鲜明的个人特征，因此有很大的不可操作性，即便是做成了祖宗成法，也很难继承下去。后来的明武宗朱厚照就是被所谓的祖训压垮，最后变成一个离经叛道的人。其实正德皇帝一点都不傻，他只是太压抑了。庙号中配享一个“武”字的，就一定不会是饭桶。当然也有有样学样的，比如后来的明思宗朱由检[3]。朱由检立志做一个像先祖朱元璋那样的人，但是他也只是在形式上做到了，通宵达旦，晨习日讲，做皇帝十几年，连个好觉都没有睡过。然而，这样的折腾，就像是一个班里普通资质的学生，你偏偏要他向学霸看齐，搞到最后连自己吃饭的本事都搞丢了—煤山上吊，身死国灭。

朱元璋的这一套，就像是一个吹糖人或者捏面鱼的民间手艺人，就算你做得再好，都是你个人技能的无上精通。如果没有徒弟继承你的精髓，这门手艺整个也就失传了。所以，李约瑟认为，很多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东西，都是靠经验而不是靠大规模工业化和流程化来保证的，这话说得有道理。从朱元璋这里，我们也能看得出些许端倪。

朱元璋培养的第一个皇位继承人，是他的长子朱标。按照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严格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朱标是朱元璋正妻马皇后的第一个儿子，也就顺理成章地占据了皇位继承第一顺位。

所谓的嫡长子继承制，其实是古代社会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规矩。如果不立这样的规矩，那上到社会，下到家庭单元就全乱套了。

比如说一个地主老财，手里头有点小钱了就难免讨个三妻四妾，有了一大群女人做妻做妾，舒坦倒是舒坦了，只是有个副作用：有女人就必然会生孩子。古代没有计划生育，孩子就必然越生越多。

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孩子长大了，地主老财也快油尽灯枯了，就必然会涉及到财产继承权的问题。但是首先，在古代没有律师这个行业，写了遗嘱也未必就好使。其次，人都是有贪欲的，在财产的**面前，人人都想多拿多分。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一家子人就会闹得不可开交，本来地主老财还想着多子多福呢，结果很可能尸骨未寒，孩子们就已经大打出手甚至骨肉相残了。

于是就立规矩，只有正妻生的孩子才能继承，妾生的孩子，原则上啥也不是。所以，贾宝玉可以在荣国府众星捧月，而赵姨娘生的贾环则只能低三下四，甚至被丫鬟婆子欺负嫌弃。

不过，正妻也不会只生一个孩子，地主老财的财产倒是好分割，那一家子人如果以后还是吃大锅饭的话，接下来谁当家呢？这很重要，这决定着地主家一起下地干活，谁负责分配任务、发放工钱；也决定着老财家的当铺，以后谁是掌柜的，就好像《大宅门》里面的白家一样。于是就规定，只有正妻家的长子，才有资格继承这个权力。

这样一来，至少从理论上，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古代宗法社会，无论是底层的地主财主家，还是金字塔顶端的皇帝家，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是解决家庭纠纷的不二法门。

嫡长子朱标的一生，是严格按照朱元璋的理想来培养的。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是应该为朱标感到高兴，还是绝望。用今天的观点，朱标有这样的一位父亲，他的少年时代，一定充满了各种痛苦和不快乐。而且悲催的是，生活在聚光灯之下的朱标，无论喜不喜欢，他都要按照皇位继承人的苛刻标准来要求自己。在朱标的眼中，朱元璋给了一个皇帝继承人的参考模板，而这个模板就是父亲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可悲的是，这个“别人家的孩子”实际上并不存在。那是朱元璋的理想人格，终其一生，是连他自己都无法企及的完美形象。

所以，我们在史书中看到的朱标，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诸如“孝友仁慈，出于至性”“为人友爱”（《明史·卷一百一十五·列传第三》）。身后充斥了各种上古圣君先贤的伟大光环。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外在光环，到底有几分是他的本性，有几分是他违心的表演。这些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一生都活在朱元璋阴影里面的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92年就死了，早早就死在了父亲的前面。

嫡长子朱标的成长之路，倾注了朱元璋太多的个人心血。然而，貌似优秀的朱标，始终生活在“别人家的孩子”阴影之下。朱标一生只活了37岁。其间最大的闪光点，一是保护兄弟；二是考察关中地形，为迁都长安调研。朱标死后，被谥号“懿文”，所以类似于前文讲到的隋炀帝杨广的元德太子，朱标又被称为“懿文太子”。

朱标的死因众说纷纭，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件事情从精神上沉重地打击了明太祖朱元璋。

这一年的朱元璋，已经64岁了。老来丧子，而且是自己倾尽半生心血培养的皇位继承人。这样的苦涩，一直以政治军事强人面目示人的朱元璋自然不愿多说，但是他所有内心的悲苦，都将转化为接下来所做出的一系列政治决策。

第一个决策：立储。

朱标的儿子朱允炆（wén），虽然时年只有15岁，然而朱允炆却跟他的父亲有着极其相似的秉性，比如温文尔雅、至纯至孝这种评语，用在父子二人身上其实都是成立的。痛失爱子、年逾花甲的朱元璋，将自己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了少年朱允炆身上。不久，朱允炆就被立为皇太孙，成为朱标之后朱元璋选定的第二位皇位继承人。朱允炆的存在，让朱元璋忘记了他还有朱标以外的其他二十几个春秋正盛的儿子们。而这种选择性遗忘，让很多人感到绝望，比如朱允炆的四叔燕王朱棣，就是其中一个。当然，公道地评价，朱元璋的内心世界里，立皇太孙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朱元璋想用自己的行为树立一个后世子孙立储的标杆，那就是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纷争乃至厮杀。

第二个决策：政治运动。

朱元璋洪武一朝，曾经有很多开国功臣被杀，原因很简单，朱元璋担心这些人在自己死后图谋不轨，夺取自己子孙的江山。也正因为如此，早在朱标还在世时，朱元璋就曾经发起调查“胡惟庸案”，倒霉的胡惟庸头几天还在通倭寇，过几天就可以通北元。总之胡惟庸是不是确实有罪并不重要，有什么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胡惟庸案”这个壳子，往里面装入更多应该去死的人。胡惟庸案持续了整整十年，其间被杀的人达到三万，老一辈的开国功臣，几乎被清洗殆尽。胡惟庸案的血迹未干，朱标去世，更年轻的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如法炮制，发起调查“蓝玉案”，因蓝玉案被株连杀戮者达到了一万五千多人，朝廷上，所有可能对皇太孙构成威胁的政治势力，被重新洗牌。

能够威胁到自己孙子即位的内朝的政治势力被陆续摆平。而如何摆平外族的战争压力，朱元璋这些年来所仰仗的，是陆续把自己成年的儿子们分封为藩王，就藩的地点往往选择在北方对抗北元军队的一线，明初就藩于北方边塞的九个成年藩王，也叫“边王”或者“塞王”。他们在强势父亲朱元璋的强制安排之下，不允许留恋南京秦淮河畔的花花世界，统统被赶到经济已经下滑的寒冷北方边陲之地吃土。比如我们前文提到的，在北方游牧民族进攻选择中生死攸关的关中、云州（大同）、幽州（北京）三个方向，朱元璋派驻了诸王中年龄相对较大，当然实力也相对较强的次子秦王朱樉（shǎng）守关中，三子晋王朱棡（gāng）守太原，四子燕王朱棣守北平。另外，其他诸王在北方沿明长城一线一字排开，帮助皇帝防备北方异族的入侵。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代王朱桂守大同，宁王朱权守大宁（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辽王朱植守广宁（今辽宁省北宁市）。

朱元璋的九个儿子沿着长城一字排开，抵御外敌，后来被叫作“九王守边”；这九个藩王，被称为“边塞九王”；而九王所把守的地区，被称为“九边”。明末名帅熊廷弼被冤杀之后“传首九边”，说的就是这个“九边”。

事实上，朱元璋如此战略部署，可谓用心良苦。

秦朝在消灭六国的基础上，依靠法家思想，幻想建立一个真正的皇权专制体系，因此急火火地实行了郡县制，得罪了六国贵族不说，还让一个强大的大秦帝国在短时间内灰飞烟灭。后来的汉、晋两朝，参考了秦亡的教训，在保留郡县制的基础上实行同姓诸王分封，结果搞出了闹哄哄的“七国之乱”和“八王之乱”。尤其是西晋司马氏，对外战争不怎么样，自家兄弟对砍，倒是耍得有模有样。

正因为前朝的教训太过深刻，后来的唐、宋两朝，索性对分封的藩王不再赐予封地。比如前文提到的临淄王李隆基（唐玄宗）、端王赵佶（宋徽宗），都是只有封号而没有封地。用国库的银子养着你吃喝玩乐可以，但不允许你列土封疆。这种极端政策，导致唐末出现了草头王专权地方的藩镇割据，进而发展成为五代十国这种全国性的大分裂、大混乱；大宋则更惨，两次亡于异族之手，祖宗蒙羞，生灵涂炭。

血泪教训在前，因此朱元璋结合了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优点，对两者进行了有机结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明代藩王制度。

简单来讲，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限制地方做大，取消了元朝的行省制度，也没有继承前朝的刺史、州牧、节度使等制度。转而，在原来元朝各行省基础上，废行省而设“承宣布政使司”，比如陕西承宣布政使司，河南承宣布政使司等。

明初全国共设置有十三个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中名义上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布政使”。布政使看起来级别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但实际上同其他两个行政长官“按察使”和“都指挥使”属于平级。布政使主管行政和钱粮调度，按察使主管当地司法，都指挥使主管地方军事，三司在行政级别上都是从二品，又都分别可以向中央相关部门进行直接汇报。这样，在地方上，就形成三司互相制衡的“三权分立”的权力制度。为了避免地方做大，朱元璋在省一级的行政单位分权，是一个大明版本的“三权分立”。

然而，省级行政以下的“知府”“知州”“知县”则无法三权分立，只能够全盘接受三司不同的行政命令（卫所除外），造成了明代基层地方官工作强度很大，工作内容不胜其烦。这是提升了公平却降低了效率的典型案例。

不仅如此，在地方军事上，承宣布政使司又和地方藩王权力交错。从理论上讲，藩王的职能主要侧重于军事，尤其是边防。然而，布政使可以控制地方藩王的财务，都指挥使又可以同藩王的军事部署相互影响。藩王和三司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发展到尾大不掉的程度。在朱元璋的头脑中，这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军政相互制衡的地方官制和藩王分封制。

诸王守边的形势，如图4-1所示。

当然，为防止藩王军事势力过大，朱元璋在《皇明祖训》这本家族红宝书里，严格规定了藩王的活动原则，并限制藩王的部队编制为“三护卫”。也就是说，对于边塞上的藩王来讲，拥有带兵打仗的权力是很正常的，但是带兵的规模要受到严格限制，最多只能有三护卫。每个护卫规定3000到15000名士兵。这样一来，按照规定，三护卫的总兵力一定不会超过五万的编制。朱元璋以“三护卫”制度，来对各路藩王们进行军事上的约束。

图4-1 诸王守边形势图

晚年的朱元璋，按照自己对政治的理解，为长孙朱允炆的登基铺就了一条坚实宽阔而又血迹斑斑的大路。公元1398年，工作狂朱元璋，极端理想的现实主义者朱元璋，走完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同一年，朱允炆顺利即位，史称建文帝。

朱元璋终于可以放心地去见自己的儿子朱标了，因为他交到孙子朱允炆手中的大明帝国，至少看上去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