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之围既然已经解除,外部同金国的矛盾可以暂时告一段落,内部的各种矛盾又开始浮出水面。在主和派们的坚持之下,宋钦宗居然让一个文人李纲,到华北一代宋金交兵的前线,去担任河东、河北宣抚使。
军事外行的李纲,只是刚刚机缘巧合客串了一把保卫东京的总指挥,没有想到就被直接弄到了战斗最为激烈的华北一线,成了职业军人。看起来非常荒谬的安排,但其实是在意料之中。女真人兵临城下的时候,是老臣李纲振臂一呼,然后朝堂上主和派鸦雀无声,就算是鸦雀偶尔发几声,李纲也可以义正辞严地说一句:“你行你上,不行别瞎闹!”为了胜利,得罪主和派的事情,李纲确实没少干。然而,一旦女真人撤军,主和派们反攻倒算的机会就来了,他们不用撸袖子直接跟李纲撕破脸,只需要在宋钦宗的耳边聒噪:“东京没事了,北方战线还吃紧。朝廷用人之际,谁行谁上啊……”
这就是典型的古代官场厚黑学。
人性的阴暗之处,就在于此。
靖康元年八月,名义上成为宣抚使的李纲,来到了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的太原,准备对太原进行救援。然而,形势却不容乐观。
首先是,早在这一年的五月,第一次救援就已经实施了。帝国能够拿得出手的大杀器,还是西军。挂帅的是姚平仲的干爹姚古,挂副帅的是种师道的弟弟种师中。姚古从长冶北上,种师中由井陉西进,再加上张孝纯的儿子张灏自领一军,三路大军夹击太原。然而姚家和种家的这次联袂出击失败了,种师中战死,姚古则被军事法庭判刑,流放到了岭南。
这一次的失败,加上之前姚平仲的劫营失败,几乎断送了西军所有的精锐。也就是说,西军没了,李纲根本手里没有王牌可打。
其次,对于李纲来讲,他的这个宣抚使跟当年童贯的根本没法比,是个有名无实的背锅侠而已。自己带人上,手里没有人;调动别人上,别人谁也不鸟他。各路大军无人节制,结果又全部通过远在东京的宋钦宗远程指挥。
李纲这活,根本就没法干。
第二次救援太原,再告失败。
于是,主和派们终于找到借口,给李纲一个“专主战议,丧师费财”(《宋史·列传·卷一百一十七》)的帽子。一纸调令,李纲被贬谪到江西。此外,东京保卫战期间,各地前来勤王的几十万军队,因为军费原因,在短时间被主和派遣散,或者派往其他战事更加吃紧的地区。
除了主战、主和派们的口水横飞之外,还有皇室内部的政治阴谋论。
在权力**中迷醉的宋钦宗,居然怀疑起远在镇江的太上皇赵佶,担心老父亲会不会在南方另立一个政权。当然根据种种事后的史料证明,此时的赵佶,对于另立政权也不是完全没有想法。不过,在宋钦宗的一再敦促以及众大臣的斡旋之下,太上皇赵佶不情不愿地回到东京汴梁。
刚开始,因为宋钦宗心中的那点人所共知的小芥蒂,太上皇赵佶被安排入住边远的龙德宫,而不是宋钦宗所在的大内皇宫—延福宫;然而不久,熟读史书的宋钦宗,又仿效唐肃宗李亨,将身处皇宫之外的太上皇赵佶,从龙德宫强行搬回了延福宫严加看管。值得一提的是,延福宫这座皇宫,虽然比不上唐代大明宫那样有名气,但延福宫其实正是在浪漫的宋徽宗时代大肆扩建,并最终成为帝国内最为奢华和最富有艺术气息的建筑精华。北宋前期的皇宫都十分寒酸,延福宫的扩建,一改往日皇家的朴素传统,也融入了宋徽宗赵佶的个人情感。所以,刚刚回到东京的太上皇,被皇帝阻挡在延福宫之外是强迫;而后来,被重新召回延福宫则又是强迫。
宋钦宗性格中的多疑和反复无常,可见一斑。而父子之间的矛盾,也像野草一样,慢慢在各自的心里酝酿开来。
然而,一切在巨大的军事压力面前,都再也算不得什么。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十四,仅仅距离上一次撤兵半年之后,金军卷土重来,大举南下。提前得到消息的老将军种师道,在自己的弥留之际上书宋钦宗,陈说此次金兵来者不善,希望皇帝能够迁都长安,避敌锋芒的同时,回归汉人的龙兴之地。
种师道的建议,是有一定道理的。
北宋开国之后的很多年中,一直有开封和洛阳的都城之争。
很显然,相比我们前文讲到的长安、洛阳之山河四塞,拒险而守,北宋首都东京汴梁(今开封)实际上处于一马平川的黄淮海大平原上,是个严格意义上的四战之地。甚至赵匡胤和赵光义还因为这个问题,有过一次非常激烈的交谈。赵匡胤坚持要定都洛阳,赵光义坚持要定都开封。最后赵光义说了一句:“在德不在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也就是说,国家的长治久安,靠的不是山河之险,而是要靠人品。
赵匡胤被顶了回去,后来也就没有再坚持立场。所以这句话最终使得赵匡胤放弃了迁都洛阳的念头。但这个故事的尾声,颇为耐人寻味。赵光义离开之后,赵匡胤才对周围的人重新提起了这件事说:“赵二说的其实有道理,我今天也就依了他,但是不出百年,天下的民力可就枯竭了。”(“晋王(赵光义)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
图 2-11 洛阳盆地和豫西通道
洛阳虽然去不成,但是赵匡胤心中还是有些许念想的。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地图(见图2-11)—洛阳盆地东出中原到开封,必经之路就是虎牢关一线,这就是当年李世民和窦建德为什么选择在虎牢关一决生死的根本原因。所谓的虎牢关一线,其实并不是只有虎牢关一座城,在这条狭小的通道内有若干座城市,比如荥(xíng)阳(今河南荥阳)、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巩县(今河南巩义)。而这条狭小的、由若干城市排成一条一字长蛇阵组成的通道,我们称之为“豫西通道”。所以,从开封到洛阳,最为便捷的道路就是“豫西通道”。(见图2-11)
宋太祖赵匡胤生前迁都不成,只能寄希望于死后。于是赵匡胤生前,把宋氏皇陵地址选择在了洛阳和开封之间的巩县,恰好卡在豫西通道的交通要冲上。也就是说,将来无论都城在开封,还是说迁都洛阳,拜祭祖陵都很方便。甚至万一哪天迁坟,也很方便。于是宋太祖之后、宋徽宗之前的“七帝八陵”,选址都在巩县。
事实上,当初北宋选择开封做首都的理由本身也很牵强。
第一个原因,五代几个乱世王朝,对于定都开封,有着历史继承的惯性。
宋开国之前,开封作为唐以后五代几个乱世王朝的首都,已经先后经营了半个世纪之久。从后梁开始,中间除了后唐短暂将首都定在洛阳外,一直是在开封定都。当初后梁选择定都在开封,一部分原因是朱温起家就在开封,相当于是他本人的根据地。朱温为了毁掉大唐的帝国基业,先是烧掉了长安城,逼迫皇室东迁洛阳;之后还不过瘾,又在洛阳大开杀戒,断了皇室的龙脉。长安和洛阳沾的人血过多,最终朱温才确定了定都开封。即便如此,后来朱温的后梁还是在开封和洛阳之间摇摆,经历了西迁洛阳以及还都开封的反复。
第二个原因,当时北宋的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江南一带。
由于北方农耕区开发较早,人类对水土破坏较大,北方自然环境逐步恶化。同时,北方多年战乱,大量人口向南迁徙。人口的涌入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大发展,首先得到发展的就是江南。中国经济中心逐步南移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现象,从隋唐直到今天,这个进程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
同时,当年隋朝开凿大运河,繁荣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的漕运。漕运的发达就类似于我们今天高铁的蓬勃发展,由此带来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北宋末年的东京汴梁,所需大量的吃穿住用行的商品都来源于江南,因此汴梁的运河漕运,是让北宋政权始终不能下定决心迁都洛阳或者长安的原因之一。同时由于大运河的地理位置因素,更加速了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中心大趋势由北向南移动,而政治中心则是由西向东移动。隋朝大运河历经几百年的沧桑还有战乱,到了宋开国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功能的退化。宋初的大运河,江南到汴梁这段还可以用,但再往上游到洛阳和关中,则经常淤塞(见图2-12)。因此,不管是关中平原还是洛阳盆地,如果想要分享东部经济发展的红利,物流成本都太高了。
总而言之,由于历史传承和漕运方便,赵匡胤最早选择了开封做首都。而且为了维护首都的军事安全,北宋中央政府不惜耗费大量军费开支,维持着一支庞大的中央禁军,来保卫无险可守的东京汴梁。
很显然,在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的军事中吃到苦头,但是又在和谈中尝到甜头的女真人,第二次南下一定是做好了充分的战争准备。面对如狼似虎的金国军队,宋钦宗既然打又打不过,跑又不想跑,那么放弃富庶的东京汴梁,迁都到据有山河之险的洛阳或者长安,则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然而这一次,种师道的迁都建议依然没有被采纳。威震陇东的老将军,带着悲哀和遗憾,离开了人世。
图2-12 隋运河分布图
靖康元年秋天的这次金兵南侵,依然故伎重演,由完颜宗翰和完颜宗望分别率领西路军和东路军直逼汴梁。这一次的金军,吸取了上一次两路进攻而不能有效协同呼应的教训,重点开始圈定在太原这块河东劫材身上。
太原城的军民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而且朝廷还偷偷把自己割让给了金国。这座城市历经八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战斗,打退了金兵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并且为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的胜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一次金国几乎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重新集结到太原城下。战争变得愈发惨烈,城外金兵依然伤亡惨重,城内也已经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场景。
九月初三,太原城破。
太原知府张孝纯被俘,主将王禀率领军民实施了巷战,太原城内大量的“丁字路口”派上了用场。硬汉王禀最终身中十枪,投汾河自杀殉国。
太原城这块劫材,终于沦陷;而整个河东也被金军所掌握。
金国的东、西两路齐头并进,直奔东京汴梁。这一次的战争跟上一次有很多不同之处。
(1)此时城内再也没有李纲,而城外也再看不到种师道了。
(2)金军合兵一处,号称十五万。兵力之多,开封城被围得水泄不通。
(3)朝廷主和派上位,为避免激怒金军,命令各路勤王部队按兵不动。
(4)最后一条,也是最要命的。宋钦宗赵桓,居然相信一个叫作郭京的江湖骗子,让他担任城防总指挥。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宋钦宗让这个叫作郭京的人去“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这样的东京保卫战,与其说是战斗,不如说是行为艺术。
战争的结局,几乎是可以预见的。
靖康元年十一月,汴梁的外城被攻破,金军蜂拥而入。然而蹊跷的是,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当口,金军突然宣布停止进攻,要求宋钦宗出来讲和。
不过,讲和是一门艺术。
和谈的先决条件,并不是因为战斗的双方爱好和平,也不是因为强者愿意对于弱者施舍巨大的怜悯。和谈本身,其实是战争的延续,战争中解决不掉的问题,也不要幻想能够通过和谈解决掉。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强者一方胜势过于明显的时候,弱者一方甚至根本没有资格坐上谈判桌。所以,讲和这件事情,对于兵临城下这种攻守形势而言,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换句话讲,第一次东京保卫战,是军事为政治服务,所以才有了最后和谈成功。而这一次,根本不存在和谈的基本条件。此外,宋军和金军相比,劣势就是太按照套路出牌了。要知道,新生的金国女真人,同接受汉地文明百年的辽国契丹人相比,汉化程度极低,女真勇士们尚且完全不懂一些最基本的外交礼节。这样的和谈,无异于与虎谋皮,简直是异想天开的一件事情。
然而,毫无政治素养的宋钦宗,最后真的带人出城和谈了。
之后,宋钦宗被当作战俘,扣在金营待了整整三天。三天囚犯生活,饥寒交迫之中的宋钦宗,像一名小学生写检讨一样,被关在小黑屋写投降书。按照女真人强迫要求的作文标准—四六对偶格式,对投降书的草稿一改再改,直到女真人满意为止。最后,宋钦宗还要面北磕头行礼,向万里之外的金国皇帝称臣表示归顺之后,才被放回。
之后不久,金人再次要求宋钦宗去“和谈”。这一次,金人变本加厉,将宋钦宗扣留了三个月。其间,金人对宋钦宗极尽羞辱之能事。宋钦宗这样的和谈,谈判地位甚至不如一个战俘,或者说一个囚犯。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和谈,宋钦宗赵桓居然还充满了最后的一点幻想和希望。
以皇帝为人质,以威胁杀死宋钦宗为条件,金人要求城内的朝廷出面,借大宋中央政府之手,筹集和搜刮大量金银布帛。一直到城内再无油水可捞,一直到城内弹尽粮绝、饿殍满地的时候,金军指挥官命令部队,对汴梁内城实施最后的总攻。野蛮的女真士兵们冲入内城,大肆烧杀抢掠。
汴梁城外再远处一点的巩县,从宋太祖到宋哲宗连续七代赵氏皇陵和宗庙,被女真士兵付之一炬,部分地宫还被挖开,赵宋王朝列祖列宗们的尸骨被暴露在荒野之中。
汴梁沦为一座悲伤之城—北宋亡国了。
在漫天的北风呼啸之中,被金人废为庶人的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作为俘虏被押往北方遥远的金国。一起被当作战利品的,还有宋徽宗、宋钦宗几乎所有的后妃、皇子、帝姬(公主)、大臣等几千人,此外还有宫中不可胜数的礼器、典籍、图书、古董、工匠。与此同时,十几万百姓也作为金人奴隶,被强行带到北国。大宋皇室成员,一路上受尽了饥寒交迫,也受尽了金兵的人格侮辱。其中超过一半的女眷,在押运的途中就被金人折磨致死。
当历尽九死一生到达金国首都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之后,宋徽宗、宋钦宗以及还活着的后妃、宗室、诸王、帝姬、驸马,统统被拉到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宗庙,去行“牵羊礼”(顾名思义,是对俘虏的一种带有侮辱性质的模仿牵羊的受降仪式)。因为受不了牵羊礼轻贱的朱皇后,当夜投水自尽。可怜堂堂七尺男儿,两位懦弱的皇帝宋徽宗、宋钦宗,甚至不如女流之辈朱皇后,他们连死的勇气都没有。不久,徽钦二帝分别被封为“昏德公”“重昏侯”,以示羞辱。
公元1135年,也就是靖康之耻之后的第八年,宋徽宗赵佶在金国的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去世。去世之后,按照金人的风俗,宋徽宗的遗体被火烧焦,制成了灯油。贵为天子时,还曾和自己的父亲钩心斗角的宋钦宗赵桓,嚎啕大哭,痛不欲生。
值得一提的是,仅仅在北国苟且地生活八年的风流天子宋徽宗,居然和金人妇女还生了六个儿子和八个女儿。并且,他的后代也融入到了后来的满族血统中去。一直到了清朝灭亡,民国肇始,包括爱新觉罗氏在内的很多满族人改汉姓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改了“赵”姓。
公元1156年,宋钦宗在燕京(今北京)去世。
或许,至死,宋钦宗都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自己短短两年的皇帝生涯。他用拙劣的政治表现,回报了他同样在政治上不合格的父亲。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讲,宋钦宗只是在为父亲还债,因为毕竟靖康之变的祸根,实际早在宋徽宗时代就已经埋下。但父子二人的性格一脉相承,这种性格影响了他们的命运,也深刻而惨痛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至今读来,都觉字字泣血,让人悲痛难当。
1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2完颜阿骨打:(1068—1123年),女真族,虎水(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南阿什河)人。是金朝开国皇帝。天庆四年(1114年),起兵反抗辽朝,收国元年(1115年)正月,建国号“金”,年号“收国”,建都会宁府。同年十二月,加号大圣皇帝。在位期间,把猛安谋克制度改为军事行政组织。完颜阿骨打作为女真奴隶主的总首领,完成了建国、破辽两件大事。女真族的历史从此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3居庸关: 是京北长城沿线上的著名古关城,“天下九塞”之一,“太行八陉”之八。关城所在的峡谷,属太行余脉军都山地,地形极为险要。居庸关与紫荆关、倒马关、固关并称明朝“京西四大名关”,其中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又称“内三关”。
4袁崇焕:(1584—1630年),字元素,籍贯广东东莞石碣,通籍广西梧州。明朝末年蓟辽督师。于崇祯二年(1629年)击退皇太极,解京师之围后,被魏忠贤余党以“擅杀岛帅(毛文龙)”“与清廷议和”“市米资敌”等罪名弹劾,皇太极又趁机实施反间计,袁崇焕最终被朱由检认为与后金有密约而遭凌迟处死。
5平型关大捷:是指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平型关附近,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友军作战,阻挡日军攻势,由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指挥,充分发挥近战和山地战的特长,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进行的一次成功伏击战,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战大捷,是八路军出师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6火烧阳明堡机场: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为配合正面战场的忻口战役,在山西代县袭击日军飞机场的战斗。1937年10月19日夜,八路军129师第769团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协助下,隐蔽地进入代县南阳明堡飞机场,突然发起进攻,歼灭日军100余人,击毁击伤飞机24架,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
7阎锡山:(1883—1960年),清末民国时期重要政治、军事人物,晋系军阀的首领。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字百川,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民国六年(1917年),兼任山西省长,民国十六年(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采取两面政策。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8月1日,他正式创办了对山西现代工业发展影响深远的西北实业公司,并出任总经理。1949年4月逃离山西,后赴台湾,1960年病逝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