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一直是人类关心的话题，毕竟这个事情大到关乎社会稳定（从朱元璋到李自成、洪秀全，短短几百年发生那么多农民大起义，不都是因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嘛），小到关乎个人。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又再次引爆了这个话题。

其实，研究贫富差距的又何止是经济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都从各自学科的角度探讨过这一话题。大家所熟悉的大哲学家尼采就反对平等，他认为平等主义本质是弱者嫉妒成性。他提出“奴隶道德”的概念，意思是平等表面的内容是同情、仁慈、谦卑，其实本质上是弱者为了掩盖自己对强者的恐惧、嫉妒和自私，借助奴隶道德去限制强者。要说尼采狂妄自大还真是不假，像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就实在无法接受。

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很多人应该都听过。卢梭的理论架构有点穿越的味道。他的理论起点从人类“原始社会”开始。不过注意，这个“原始社会”不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所说的“原始社会”，而是卢梭自己想象出来的。在他的“原始社会”（卢梭称为“自然状态”）里，由于地广人稀，人与人之间很难碰面（不知道在这样的状态下人类是咋繁衍生息的？）。因此，人类在“自然状态”中是和平而善良的一群“动物”，他们“漂泊在森林中”“没有语言”“没有住所”“没有战争”“也没有联络”，对于他的同类没有任何损人利己的欲望，连自己的孩子也不认识。总之，“在自然状态中很难看出不平等的现象”。对于这样的自然状态，卢梭是心向往之，简直就是我们苦苦觅寻的“桃花源”。随着人口慢慢增多，人类之间交往的机会就多了，同时，由于人是很聪明的，便开始发明、制造工具，逐步进入到定居生活。而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就必然产生私有这个概念。按照老先生的话就是“因为这种私有观念不是一下子在人类思想中形成的，它是由许多只能陆续产生的先行观念演变而来的”。私有财产的产生就必然导致了不平等的出现。这个逻辑中国人多少会比较熟悉，因为这和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说法多少有些相似。关键问题是他的立论是建立在那个设想的“自然状态”，人类历史中出现过这样的状态吗？难道人类太聪明，时不时搞些发明创造、提高一下生产力也是错误的吗？现在看来这个立论点有些荒谬。不过也不能怪卢梭，毕竟人家生活在18世纪，那会儿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流行这种方法。譬如，大哲学家斯宾诺莎、霍布斯以及被西方社会奉为神明的洛克都使用过类似的“自然状态”进行分析，并继而提出了“三权分立”“人权平等”“民主宪政”等概念。

回到当下，普通人谈起贫富差距往往将其完全归咎于不平等。贫富差距和不平等感觉就是“孪生兄弟”。其实，这话有失偏颇。关键在于“完全”二字。因为即使是机会均等也会有贫富差距。经济学家李迅雷在《全球贫富百年变局：从一个数字游戏说起》一文中做了一个模拟。他用一个数字游戏来模拟市场中的交易行为。假定总共有200个人参与这个游戏，每个人的初始财富值都是100元，绝对的平均分布。在每一轮游戏中，每个人将自己的1元钱随机送给另一个人，并且每个人获得钱的概率都相同。然后重复这个游戏2万次。结果显示，随着游戏次数的不断增加，财富在人群中的分布越来越不平均。当游戏玩到2万次的时候，财富最多的20%的人占有了接近50%的社会总财富。这种由少数人掌握多数财富的分布，在统计学上叫作幂律分布，也叫作帕累托分布。

然而，现实中人与人之间是有天赋差异的，一部分人可以比普通人更聪明、更努力或者运气更好。为了更贴近现实，李迅雷进一步修改了游戏规则，假定每个人的初始财富是不一样的，但每一轮获得收入的机会是均等的，以此考察初始财富值对最终财富分布的影响。结果显示，初始财富最少的“穷”人，最终只有13%能够进入到“富”人的行列；初始财富最多的“富”人，最终只有5%会“堕落”为穷人。以小窥大，纯粹从概率上来说，即使在最公平的规则下，“屌丝逆袭”也很困难，而富人穷困潦倒的概率也很低。财富的变化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个体间贫富差距打破的难度是很大的。

引用这个例子不是说赞成扩大贫富差距，而是指出即使是在客观平等的情况下，也会自然产生贫富差距。如果单单从效率上讲，一定程度（相对均富而言）的贫富差距是好的。均富带来的问题是追求财富的动机会减弱。如果我通过自己努力或者承担风险（比如创造一个新事物、开发一个新产品）所得到的财富大部分被拿走（高税收），那我为什么要努力，或者说去承担风险。如果不需要努力我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那我没必要去工作。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人民公社时期的中国。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公社内的社员几乎没有贫富差距，但是生产力却很低下，因为我干好干坏一个样，那我为什么要拼命干活呢。所以在那种体制下，经常会出现农活时间，社员们扛着锄头在田间聊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块地，但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凡事都有个度。当前的贫富差距显然已经超过了兼顾效率所需要的那个度。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认为金融资产是拉大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他的研究发现，财富层级越高，房地产的重要性则急剧下降。在平均财富为100万欧元的人群中，房地产约占其总财富的一半。在200万到500万欧元之间的人群，其房地产的份额不到三分之一。而在1000万欧元以上的人群，其主要财富形式则是股票等金融资产。

皮凯蒂通过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300多年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5%，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2%。5%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而2%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要35年。在100年的时间里，有资本的人的财富增长了128倍，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比100年前大8倍，显然资本所占有的份额远大于劳动收入的份额。

最近十几年，经济金融化的现象愈发明显，美国一轮又一轮量化宽松的钱更多地流入金融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资产价格的高涨进一步拉大了经济差距，工薪阶层的劳动收入增速远比不上资本回报率。这背后反映的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精英阶层拥有更大的话语权。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会改变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改变的只是扩大的速度。摩根士丹利银行在其一篇名为《通胀的回归》报告中，通过分析2000～2018年的家庭收入发现，受益于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上层20%家庭的收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攀升的同时，下层20%家庭的收入在金融危机10年后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其实贫富差距和金融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影响。之前我们谈过边际消费倾向这个概念。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绝大部分的财富都是投资于金融资产，而且富人信用资质好，有抵押品，更容易获得信贷资源，从这个意义上看，货币也是“嫌贫爱富”的。这就推升了金融资产价格，而高涨的金融资产价格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货币是否会产生通胀，关键要看超发的货币是流向了商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

不仅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分配存在巨大差距，即使是劳动收入内部也会因货币的结构化流向导致再分配。货币并不是“直升机撒钱”般平均落入每一个居民手中，而是通过信贷的形式流入。先拿到贷款的企业和个人，由于此时物价并没有上涨，这等于他们的收入是增加的。他们用贷款的钱购买商品或者生产资料。在商品供给没有相应扩张的情况下，当最先拿到票子的人购买的商品、资本品开始上涨，而后拿到票子的人则要面临已经上涨的价格。这就造成了一种财富的再分配。在这方面房地产占尽先机，因为房子是银行最乐意接受的抵押品。在我国，从整个生产结构来看，具有高抵押品和国有企业控制的是资本品生产行业，如重化工、石油、冶炼、设备制造等，而下游产业大多是轻资产、缺乏抵押品的消费品行业，且国有企业占比较低，如食品、网络、电子产品等。

能够率先占有信贷资源的往往都是高收入行业，如银行（近水楼台先得月）、房地产等。经济学家彭文生估算了不同行业从业人员对广义货币（M2）的弹性系数，银行、金融业的弹性系数最高为1.06，也就是说货币扩张1%，这些行业的工资增长1.06%，而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弹性系数只有0.5，科研、水利环保甚至为负数。

历史学家发现，人类历史上贫富差距的消除往往是通过三种形式——战争、瘟疫和革命。但是，即使通过这些方式消除贫富差距也是暂时的，很快又会出现新的贫富差距。这仿佛又是一道“魔咒”。其实，世界上不乏在收入分配这一块做得很好的国家，如瑞士、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但是实现收入差距缩小需要作出改变（改革），而改变总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