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大诗人陶渊明辞官归隐后自在生活的写照，令人称羡之至。陶令的田园诗，能够反映这种毫无羁绊、放飞心灵于自然之心情的，大多出自其归隐后的手笔，也即41岁以后的作品。之前的诸多四言诗并不出色，比如他的《命子十首》，就显示出较强的功利和入世色彩，和一般士大夫无二。可见，做官在其心中的位置还是不低的。

关于陶令辞官，历来流传一则“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美谈，也因此成就了他的史上第一隐士之雅号。然则根据史料记载，和更加细致地分析，陶令辞官实则充满了无奈和不得已，可用其诗句“闲居执**志，时驶不可稽”（《杂诗四首》其二）来形容。

隐士口号的确立。萧统在《陶渊明传》里这样叙述陶令的辞官过程：“岁终（东晋义熙元年，即公元405年），会郡遣督邮至（彭泽县）。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

从这则记载里，我们起码可以发现三个悬疑之处：如果一个人早打算辞官了，那么，什么时候走都是可以的，陶渊明为何独择春节前辞官？为何偏要等督邮来了再走？为何还要大发感慨之言？这三个疑问都是他人生历史的拐点，也给我们很多猜测，下面我们就根据推测将其进行一一解答，或许真相也就大白了。

拐点一：领了薪水再走人。西汉至魏、晋时，官员的俸禄实行年薪制，只是发放方式有所变化而已。前者每年发一次，全发粮食，每年年终一次性领取；晋代时，可以按月发放，也可在年终领取，发一部分粮食，发一部分现钱。据《晋百官注》记载，当时县令的年薪是四百斛，钱三万。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梁书·何胤传》上记何胤自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尽。”陶县长一年的俸米，换算成斗，是三百六十五个五斗，一个年近六旬的老者三十年也食用不完，另外还有那么多现钱，堪称“金领”阶层了。

从其《归去来辞序》自述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他在辞官之前，曾“犹望一稔”，意思是等“占田”里谷物熟了，全收下来再走吧。什么是“占田”呢？即朝廷根据官员的品级高低，发给他们一块田地，所有权属国家，田里的收获归个人，简称“占田”，实际上也是薪水收入的一部分。据萧统《陶渊明传》上讲，陶令的“占田”是三顷，他想全种上可以酿酒的秫（糯米），道是“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可是县令太太不同意，“固请种粳（大米）”。夫妻坐下来商量生产计划，最后决定“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

陶渊明选择春节辞官，多半是想领了工资再走。人嘛，总是要吃饭的，而粮食是需要花钱买或者通过做官从朝廷获取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神仙，更无点石成金的本事，辛辛苦苦为朝廷打了一年的工，总不能空手走人吧。

放弃五斗米说的人真的少得太多了，陶公之所以能够选择归隐生活，多多少少也是因为他在为官的时候，赚到了一些维持自己生活的资本。这些资本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真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之所以在他人生的历史轨迹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拐点，从最初一心仕途到有了归隐之心，这个转变的决心不是说下就能下的。薪水有了积累才真的有底气说这句话，必定放弃了“金领”的好工作，人也是要吃饭的嘛！

拐点二：要走，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做好交接工作。陶渊明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做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在这个家庭环境里成长，没有一点道统观，那是不可能的，比如他的字，叫元亮，私谥靖节，均有浓烈的道统意味。从他的早期诗作里也能发现这种封建士大夫固有的迹象：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倘若陶渊明不打招呼就离职，显然会使彭泽县的县治出现权力真空，一个行政单位没有领导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对朝廷对百姓，都是不负责任，这就有违封建道统了，陶渊明做不出来。选择春节辞官，其中的说道正在于此。平时那些上级领导不会下基层，想见他们一面都难，春节就不同了，按例必有领导下来视察，正好可以交接，然后堂堂正正卷铺盖走人。

由此可见，陶公还是个很负责任的人，尽管对自己的为官生活并不满意，但至少觉得自己还是有必要尽自己最后的本分。这个人生历史的拐点就在于尽管他精神还在受着道统思想的统治，但是也已经渐渐脱离了最初那种倾尽平生所学，只为某个一官半职，为国家效力才是征途的主观思想，心中开始向往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自由，不在需要哪些虚伪的荣誉。在他心里似乎开始意识到，该是时候去寻找自己最需要的生活方式了。

拐点三：不失气节，不愿弯腰事权贵。文人重气节，这不是新鲜事。春秋时期齐国太史因直书“崔杼弑其君”而被权臣崔杼所杀，但太史的两个弟弟却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继续这样写，这就是文人的气节。诸葛亮以实际行动践履了自己在《后出师表》中立下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这也是文人气节，等等。陶渊明的气节，更多地来源于魏晋名士之风：不畏权贵，追求精神自由。

读三国的朋友，对“督邮”这个官名应该很熟悉。此官名字里带个“邮”字，却不管送信、快递之类的事情，专门借视察工作下基层捞油水的。有趣的是，经过翻阅很多史料不难发现，但凡是以督邮的官职下基层的人，历史上几乎没一个是好人。碰到这样的官，如果你有钱送给他，一切都好说，说不定明天就给你升官，如果没钱送，立马小鞋就来了。刘备在安喜县尉任上就碰到过一位贪婪奸诈的督邮，小鞋没少穿。不过，刘备临走前痛殴督邮，泄了怨气，维护了自己的气节。

陶渊明大概是知道刘备的，也知道刘备殴打了上级领导，因为书中都有写。但是，陶令没有刘备的好身板，他只善吟诗，不会打架，如果真的动起手来，估计只有挨打的份儿，非但无法维护气节，还要当场受辱，这怎么办？文人自有文人的办法，君子动口不动手，快过年了，发几句感慨总可以吧。一句“岂能为五斗米折腰”的牢骚话，遂成千古名言。

想不到一句牢骚话，却成为了日后代代文人模仿的楷模，还使自己在放弃了官位甚至长眠地下的时候还成为拥有文人气节的代表，受到无数人的追捧和崇拜。于是这个平凡的小官，就这样在自己人生历史轨迹拐了个精彩的弯儿，使我们至今对他的很多话记忆犹新。他不事权贵的信念，演化成了文人的傲骨精神，以至于最终很多人虽穷困潦倒，却始终将这位以归隐之心自成一派的诗人视为内心灵魂的寄托和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