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世说新语》，发现作者经常借时人之口调侃司马相如。比如，在《任诞》里有这样的叙述，王孝伯（王恭）问王大：“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刘孝标注云：“言阮皆同相如，而饮酒异耳。”类似的叙述大概出现了三次。仔细分析，确然事出有因。魏晋那一帮林下诸贤，虽然和司马相如一样，都相当能闹腾，但在骨子里或许是真的瞧不起司马相如。

现在不妨将两汉的文人墨客都从棺材里揪出来晒晒，也就司马相如一人，可以和魏晋的古惑仔们有得一拼。于是，司马相如可能非常不幸地成了魏晋名士们的“出气筒”。

拐点一：私奔的较量。司马相如玩过著名的私奔，这在儒家子弟的眼里，属于“恣情任性”和“倜傥**”的不检点行为。而在魏晋名士们的眼里，此举纯属小儿科。阮籍的做法是，居丧期间勾引邻家美貌少妇，且是有夫之妇，简直惊世骇俗，分明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还一下子成了时尚达人（《晋书》评曰：达而无检）。此类事例甚多，人所熟知，不待详引。

司马相如不但嗜酒如命，还自己酿过酒，当过酒馆的店小二，这叫什么？叫“嗜酒荒放”。可是，魏晋名士们对此依然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司马相如嗜酒，只是寻常的“杯中之好”罢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贪杯，他心中没有须酒浇释的“垒块”。

这种情绪在后人的诸多注释中多有出现，比如鲁迅先生就曾揭示过。而竹林七贤的嗜酒，其背后有着政治高压下的穷途末路之心态，醉酒，是他们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

司马相如有过在宫殿里脱裤子撒尿的“劣迹”，还被廷尉抓了现行，告以大不敬之罪，算起来也是潇洒裸一回了。

可是，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澄就是不买账，他以实际行动予以反击：当着一帮子文武百官的面，**爬树抓喜鹊（解衵脱衣上树、裸形扪鹊），还跟市井卖帽子的老婆婆调笑，甚至直呼父亲的名字。

司马相如的“劣迹”，饱读诗书的王澄不可能不知道。比较一下可以发现，前者是偷偷摸摸，后者是光明正大，前者是“宵小之行”，后者是公然结交宵小，前者是**身体，后者不光**，还对父亲构成大不敬，变本加厉至极，近乎不耻了。难怪当时的“士庶莫不倾慕之”。

司马相如再怎么闹腾，汉武帝却始终没严办他。以刘彻数十年执行刑罚之酷（独尊儒术是面子功夫），司马相如能仅以身免，说明了什么？后人将其归于弄臣之列，这样的说法也许并不是空穴来风吧。

不同朝代，看似相同的举动，却怀着不一样的心境。历史的轨迹看似如出一辙，却始终都是各拐各的弯儿。细细品味，这些人物的人生经历还真是有趣，尽管自己比别人做得还要过分，却对对方百般地瞧不起。是觉得对方做得没有自己到位，还是心中的叛逆思想在作怪，我们都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就气节而言，魏晋名士却对自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和自信，这一点上确实是司马相如所不及的。

拐点二：气节的较量。弄臣之弄，即玩弄之弄也，说白了，你司马相如不过是刘彻的开心果而已，没怎么把你当盘菜。那么，这一点，司马相如自己知道吗？完全明了。据史载，他常说笑话逗刘彻开心，奴才之面孔昭然若揭。有一顶帽子叫气节有亏，给司马相如戴，尺码恰好合适。

再看魏晋诸名士，无论在朝在野，皆是朝廷的反对派和对立面，抵触与不合作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气节一条而言，他们瞧不起司马相如的理由，已经足够了。

一个愿做笑柄，一个以命火拼，两者之间的差别真的太悬殊了。正所谓人活一口气，气节是绝对不能没有的。魏晋名士不管怎样发疯至少心里还有着那么一股宁可没命也不让别人亵玩的劲头儿，就这一点来说，司马相如与他们在历史上所要拐的弯儿绝对是有很大差异的，单从这一点上，他们瞧不上司马相如也在情理之中了。

此外，姓氏上的渊源，或许也构成了魏晋名士对司马相如的排斥。

虽然司马相如是成都人，而司马懿是河南温县人，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但是，打断骨头连着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即周宣王执政时期官拜司马（管辖军政和征战的官职）的程伯休父（《通志·氏族略》）。

因此，司马氏主政的朝廷对司马相如其人其文推崇备至，而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群体极力调侃司马相如，借以讥讽当局和当局的奴才们，就存在可能了。历朝历代，有才的奴与有才的人之间的斗争，莫外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