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历史学家班固曾在狱中写了一首“咏史”的五言诗，名为《咏史》，实是借本朝故事发家里人的牢骚：“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故事的大概是这样的，汉文帝时期，原太仓令淳于意辞官下海，在临淄开了家私人诊所，行医过程中出了医疗事故死了人。说起来也不算什么事故，因为那个病人本来就是个半拉死人，淳于意是碍于情面才勉强下药。于是，死者家属告官，双方对簿公堂。

拐点一：缇萦走上访路线，肉刑消失近千年。地方官一看死了人，当下也不问青红皂白，就给淳于意定了肉刑之罪，押赴长安。淳于意的小女儿叫淳于缇萦，年方17岁，一心想为父亲伸冤，徒步千余公里跟随父亲的囚车来到长安，请人写诉状，呈交汉文帝，最终使父亲沉冤得以昭雪，还促使朝廷废除了残酷的肉刑。小小的一个救父举动，却改变了盛行几千年的肉刑法制，或许这个小女子自己都没想到她在历史上还能起到这样关键性的作用。

拐点二：一般来说，老百姓受了冤屈，如果在当地不得伸，可向更高一级政府或执法部门申诉，也可直接向国家领导人递状纸，古代中国将这种行为称为告御状，现在则统称为上访。这个名叫缇萦的小姑娘，无疑是中国历史上首位上访女，可谓开创了古代上访之先河，也是一个经典的成功案例。

李白有句名言，叫“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实古代人上访之难堪比登蜀道。据相关统计，古代见于史籍经传的上访三十余例，获得成功的唯有这一例而已，而且其成功里面还包含了太多的偶然性。

首先是交通问题，那么远的路，完全靠双腿走下来，这对只有17岁的小姑娘来说，体力上显然不可能。若无坚强的毅力和为父伸冤的信念支撑着，恐怕很难实现上访的目的，因此，我们只能理解为是一个偶然。

其次，这样的伸冤，必然会牵扯到地方官员利益。倘若当时地方官加以阻挠，明明是尽人皆知的冤案，若地方上想瞒天过海，肯定不会让这样的事情传到最高领导人耳朵里，怎能由着一个小丫头顺利成行？而且还是跟着囚车一起出发的。缇萦之所以能够成行，也许原因就在于地方官对体制优势过于自信，肉刑法制是祖宗传下来的，你个小黄毛丫头能有多大本事？可没想到这个小黄毛丫头还真的把奇迹变成事迹了，这也不能说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

再次，穷困潦倒之下，没钱请人写状如何是好？试想一下，父亲做了阶下囚，缇萦又那么小，那个时候还未出现所谓的银票，估计身上也没几个盘缠，到了京城这个陌生之地，两眼一摸黑，她能找谁帮忙？可就是这么寸，天有怜悯之心，还真就有人帮了她一把，而且还是个官员。这又是一个偶然。

然后，状纸写了，够着皇帝并不容易。熟悉明史的读者可能会记得，海瑞写了骂嘉靖皇帝的折子，递上去一两个月才到了嘉靖的手中，其中还有着内阁诸大员幸灾乐祸的因素。一般的折子，内阁有随机处置权，不一定非得交给皇帝看的。

同样，西汉的丞相和下辖的各省，其权力并不比明朝的内阁小。尽管当时朝廷有规定，老百姓有权直接写信给皇帝本人，但是，老百姓是无法面见皇帝的，信件还需官员具体上传下达，这就充满了各种变数。他们私自扣下缇萦的诉状，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缇萦的诉状最终被汉文帝看到了，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偶然吧。

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倘若皇帝看到了折子，由于日理万机并没过于记挂在心，那么这个小丫头的良苦用心就真的白费了。古代封建帝制全部都是家天下思想，一切由皇帝老儿说了算，何况还是一乳臭未干的小女孩写的状纸，何况这个小女孩那么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敢说朝廷的肉刑如何如何不好。一般情况下，缇萦的上访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但是，我们说，凡事有一般情况，就存在特殊情况。一个小女孩这么有胆子重亲情，这对汉文帝来说，是个很特殊的民情；汉文帝是个著名大孝子，犹重于对母亲薄太后的至孝，这对未经世事的缇萦来说，此次上访成功，无疑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有利条件。这两个特殊性，所蕴含的偶然性不言自明。

回顾缇萦上访这段历史，以上的五个偶然，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这个小姑娘的上访成功计划都必然会泡汤。由此也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老百姓的上访，必然是大多数不会有满意的结果，有满意结果的只能出自偶然因素。比如，秦香莲遇到了包拯，小白菜惊动了慈禧太后等，莫外如是。就连班固自己也深明其理，一句“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已然泄露了偶然的玄机。历史轨迹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能拐弯儿的，没有诸多偶然，就绝对不会促成必然。也许缇萦的上访不过只是歪打正着撞对了门儿，可就是这么个巧合改变了流传几千年的残酷肉刑制度，多少人血流成河都办不成的事儿，却被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儿办成了，这真的堪称是历史一大传奇，越想越让人觉得难以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