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为天下先，是一个强者的基本姿态。李鸿章在内外颓败之势下，大胆地创新路——开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之先。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笔。

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主要是由李鸿章首开其端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鉴于清王朝内忧外患频仍，就积极提倡以“练兵”、“制器”

为主要内容的所谓“自强之道”。在地方上积极倡导这一主张的则有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其中以李鸿章倡导最力，动手最早，经办也最多。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胸襟开朗，不拘成法，功实是尚；另一方面是由于他在上海“华洋会剿”期间，有更实际的体会。他说：洋兵的“胆气”本“不及中国好兵”，惟恃有洋枪洋炮，所以兵少而强，中国兵多而弱，原因就在于“枪炮窳滥”，“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又说：“洋务最难著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正是出于上述动机，其所部淮军尽弃刀矛而改用洋枪洋炮。但洋枪洋炮的使用，需要日益增多的弹药。解决的办法，不外购买和制造。李鸿章在奏折中说：“臣军先后购觅西洋炸炮，每月操练攻剿，需用炸弹甚多，不能不添设制造局，分济供应。”又说：“购器甚难，得其用而昧其体，终属挟持无具。因就军需节省项下，筹办机器，选雇员匠，仿造前瞠兵枪、开花铜炮之属，上海之有制造局自此始。”

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属，首先在松江办了一个洋炮局，制造炮弹铜帽等军品，为上海最早的洋炮局。此后，他又命副将韩殿甲、苏松太道丁日昌，在上海办了两个洋炮局，加上松江局，通称“上海炸弹三局”。前者雇用洋匠，并使用新式蒸气锅炉，用机器从事制造。后者全用中国工匠，仿照外洋做法，多用手工制造。1864年，松江局迁到苏州，添置新机器，改为苏州机器局。以上几个洋炮局，除造炮弹铜帽外，还能制造短炸炮、前膛枪等军械，产品全部供应淮军，各局经费亦由淮军军需特别款内专案报销，实等于淮军附属的兵工厂。

1864年5月，同太平军作战即将结束，李鸿章再次强调制器之不可缓，他在致总署函中说：“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日本制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喝，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

“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1865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鉴于原设三个洋炮局的设备很不齐全，便在曾国藩的支持下，购得上海虹口美人旗记铁厂一座，与原设在上海的两个洋炮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为此，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同年，曾国藩派容闳到美国购置的新机器运到上海，也由李鸿章奏请归并到该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随李鸿章迁到南京，改为金陵机器局。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天津机器局亦由他接办，并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规模。

以上几个制造局，以江南制造局的规模最大。该局以上海关二成尖税为底款，作为常年经费。1867年由虹口迁至城南高昌庙，兴建新厂。经陆续扩充和添置设备，已拥有各种工厂10余座、干船坞1座。1867年中，用原有购置的设备，并自造一部分机器，每天已能生产毛瑟枪15支，12磅开花弹100发，每月平均生产发射12磅炮弹的开花炮18门。从1868年起至1885年（光绪十一年）止，还制造了8艘轮船。金陵机器局非但局面不及江南制造局之大，且其经费大部分亦由江南制造局分济，主要生产大炮，兼造枪、弹、火药，在1875年曾试制成发射65磅炮弹的大炮7门。天津机器局原是奕在直隶练兵，令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利用津海、东海两关洋税于1867年开办的，分东、西两局，经李鸿章改组扩建后，决定集中力量，制造林明敦枪和克虏伯炮所用的子弹、炮弹及火药，以与江南制造局相配合。所有这几个制造局生产的军火，均供应南、北驻军（主要为淮军，其次是湘军），有时也调拨一些给其他省的军队。

李鸿章创办和接办的这几个制造局，再加上1866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局，成为中国早期军事工业的主干。在它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全国许多省份，也都先后以“机器局”、“制造局”的名义，相继设立了军火工厂。但一般规模都较小，有些维持不久就停办了。只有广州机器局（1874年创设）、湖北枪炮厂（1890年创建）发展到较大的规模。

这些军事工业，不论大小局，一律都属于官办企业，产品直接拨给军队，不计成本，不作为商品出售，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腐败现象，并且在生产资料和技术上对资本帝国主义有很大的依赖性。但是，它们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就其使用新机器，雇佣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来说，已带有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由于这些军事工业的创办，也多少改变了清朝军队专恃刀矛弓箭、帆篷舟楫的落后状况，为中国国防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李鸿章推行以学习西方技术为目标的富国强兵之策，60年代着重在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从70年代起，又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办起军事工业以外的其他企事业来。

一是创办电报、铁路和轮船招商局。李鸿章认为，交通运输和电讯事业，不仅于“富国”有重大意义，而且是“强兵”的必要手段。他说：“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沿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为此，1872年6月，他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针对朝野因制造轮船糜费太重，建议暂停制造的意见，坚主非但兵轮船的制造不能停止，而且还应兼造商轮船，“以资华商领雇”。同年底，在他主持下，委海运委员朱其昂负责，先行开办了轮船招商局（经营轮船运输）。他在致总理衙门函中，说明设立招商局的目的，除了吸收本国游资和收回长江外海航运利权之外，还特别强调了以挽救中国军事上内外联络之缺陷。1879年冬，李鸿章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间试架电线以通天津，为中国自建电报之始。是时英商已自香港设水线至广州，复欲循通商务口以达天津。至1880年已引通至上海之线，并自香港设陆线至九龙。而丹麦水线也从吴淞引至上海，且有延入内地之势。为杜绝洋商觊觎中国之利权，1881年，李鸿章接受盛宣怀的建议，仿照轮船招商局的办法，募集商股，决定自建津沪陆线。同年，津沪陆线建成，使南北洋讯息相通，“调兵馈饷”，大为便捷。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除沿海各要地间均已建成陆线外，内地各主要城市之间也陆续建立了电报联系。至于铁路的建造，由于遭到极端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进展则十分缓慢。1874年，李鸿章晤恭亲王奕，力陈铁路之利，建议先建清江浦至北京线，并请恭亲王奕向太后进言。奕虽表赞同，但不敢上陈，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1877年，中国首任驻英大使郭嵩焘致书李鸿章，以其在英国目睹铁路之利，并获英人企图在中国建造铁路图说，力促中国自行创办铁路，以防洋人攫取中国之利权。李鸿章颇为所动，遂计划首先在开平矿务局自矿山至北塘修筑运煤铁路一条。筹备期间，因清廷惑于众议，命令停办。直到1881年，始批准修筑自唐山煤井至胥各庄10公里铁路。此前，原直隶提督刘铭传亦奏请，以京师为中心，修造南北四条铁路干线。清廷令李鸿章妥议具奏。李鸿章在复奏中，对刘铭传的主张极表赞同，并向朝廷力陈铁路之兴，其大利有九，其中除列举了在发展经济上的重大作用外，还特别强调了在军事上的特殊意义。他说：“从来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中国边防海防各万余里，若处处设备，非特无此饷力，亦且无此办法。苟有铁路以利师行，则虽滇、黔、甘、陇之远，不过十日可过，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为游击之师，将来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呼可集，声势联络，一兵能抵十兵之用。”奏入，极端守旧势力纷起反对，内地筑路计划仍难以实现。有鉴于此，李鸿章只好以运煤为由，于1886年将开平煤矿原筑10公里铁路接筑至阎庄，共长40公里。次年，再从两端分别延至古冶和天津，这是中国修建成的第一条铁路。1890年，因东北局势日紧，改建关东铁路。

至1893年修通了天津至山海关路段，后又向关外延伸了64公里。尽管为数甚少，但多少也增加了沿海军用运输的能力。

二是采用机器开矿、织布。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相继创办，原材料的供应，特别是煤铁的供应，就成为突出的问题。李鸿章说：“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闽沪各厂日需外洋煤铁极伙，中土所产多不适用”，“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必须改变煤铁生产的落后状况。以产煤而论，因“无抽水机器，仅能挖取上层次等之煤，至下层佳煤，为水浸灌，无从吸净，不能施工”。铁的生产亦复如是，由于冶练技术落后，多“粗硬不适于用”，而“西洋炼铁、炼钢及碾卷铁板、铁知等项，无一不用机器开办”。为此，在70年代初，他多次奏请采用西洋之器与法，开煤铁等矿。他说：“各省诸山多产五金及丹砂、水银、煤之处，中国数千年未尝大开，偶开之，又不得其器与法，而常忧国用匮竭，此何异家有宝库不启，而坐愁饥寒。”“近来西人屡以内地煤铁为请，谓中土自有之利，而不能自取，深为叹惜。”“诚能设法劝导官督商办，但借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须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1874年，他即在直隶磁州试办煤铁矿，后因地方绅士反对，交通亦不便利，于次年停办。1876年，派唐廷枢在直隶滦州创办开平煤矿，兼炼钢铁。至1881年开始出煤，因资本不足，炼铁停办，专办煤矿。至1894年，每日可产煤2000吨，年产达数十万吨，成为我国最早用机器开采的一个大型煤矿。1887年，又派朱其诏创办热河三山铁铅矿。同年，联合黑龙江将军恭镗创办漠河金矿，于1889年开始出金，至1893年共产砂金达6.3万余两，成为仅次于开平煤矿的成功企业。至于采用机器织布，早在1865年，李鸿章购置上海美人旗记铁厂时就曾指出：“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1878年，他开始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因商股不足，久无成议。至1882年筹办稍有眉目，始正式上奏清廷，陈明设立该局之目的。他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国本乃可益固。”“查进口洋货，以洋布为大宗，近年各国销数至二千二三百万余两。洋布为日用所必需，其价又较土布为廉，民间争相购用，而中国银钱耗入外洋者，实已不少。臣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但在筹办过程中，因总办郑观应挪用股本进行投机事暴露，曾一度停顿，后改由龚寿图接办。到1890年才正式投入生产。所用机器包括由英、美购置的轧花、纺纱、织布各机全套，纺绽3.5万枚，布机530台，雇用工人约4000名。投产后，营业兴盛，利润丰厚。1893年10月失火，全厂被毁。后由李鸿章派盛宣怀恢复，改建为华盛纺织总厂。

李鸿章从办军事工业，转向创办“寓强于富”的民用工业，说明他已认识到军事应以经济为基础，在军事思想上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创办的这批民用工业，多数采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形式，形成我国早期的官僚资本主义。尽管这批企事业未能使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真正富强起来，并且由于它的垄断性，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有阻碍作用，但是，在以土产敌洋货，力保中国商民之利权方面，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由于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采用机器生产），又不能不刺激和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必须培养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人才。为此，早在1863年李鸿章就奏请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他在奏折中说：“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在西人之下，果有精熟西文者转相传习，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俾助。”旋即奉旨允准，乃推选上海近郡14岁以下文童，聘西人教习外国语言文字。1869年，该馆移入江南制造局，改名为广方言馆。至光绪初年，广方言馆除培养了一批外语人才外，还在中国学者和外国传教士学者的合作下，翻译了西文书籍近百种，其中自然科学占47种，工艺军事类占45种，著名者有《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实用化学入门》、《海防新论》等。

为了培养技术人才，李鸿章于1864年即建议改革考试制度。

他在致总署的信中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土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1874年，他又正式上奏朝廷，指出：“军务肃清以后，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末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据此，他向朝廷建议：一是在科举考试中，“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二是仿效西方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枪炮、化学、电气学数门”，所学“如有成效”，“与正途出身无异”。他的这个建议，毫无例外地遭到极端守旧势力的一片斥责声，攻击他“用夷变夏”，朝廷亦始终未予认真考虑。不得已，他只好在自己办的制造局中，附设一些技术学校或短期训练班，以培养技术人才。

直到80年代，始在朝廷的同意下，办了电报、西医以及一些军事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