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只要善于自己琢磨，就能找到人生的突破口。李鸿章用韬晦之计，暗中打算，去经营自己和发展自己。

清末政坛的形势十分复杂，各种反动势力与进步力量之间的斗争互相交织在一起。怎样在政治激流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李鸿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从甲午战争失败开始，他因丧权误国，而遭到满朝文武及全国百姓的唾弃，可以说李鸿章往日的威望一落千丈。李鸿章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和权势，进行了更为艰辛的斡旋和努力。据时人分析，就连李鸿章苦心巴结的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对其疏远，更不用说奕和荣禄了。这些都对李鸿章十分不利，可以说他处在一生中的最低谷。在这种时刻，为了起死回生，挽回败局，李鸿章以自己丰富的官场政治经验，采取了“韬晦”之计。这种计谋主要有二点，一是借外压内，他既利用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机，得到了出访俄、英、德、美等国的任务，在国外遍访名人，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在访问中，他会见了俄皇尼古拉二世，英国女王、英国总统和德国首相俾斯麦。李鸿章本人被西方各国推宠为世界“四大老”之一。在出访中，他得意极了，心想，别看在国内已失意，但国外仍对自己这样看重，这肯定会对自己在国内目前的处境有所影响。李鸿章曾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表示：“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急经新气之感动，此心竟一往而深”，并感叹自己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人。一些外国人也认为，李鸿章正在利用出访欧美四国的机会，“在恢复他失去的声望”。但李鸿章的希望并没有完全达到。

李鸿章的“韬晦”之计的更深一层含意则是，在各种政治势力中，四处逢迎，八方讨好，暗中窥测权柄，使自己总是处于有利的境地。他这一计谋在维新变法中表现得最充分。按照李鸿章的本意来讲，他出于办洋务的目的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主张是同情的，因此在强学会成立之初，他感到维新势力不小，很有市场，其发展不可低估，不能不问，于是，便自己捐银2000两，要求加入强学会，但因其名声太臭，而被拒之门外。虽然如此，出于政治考虑的李鸿章并没有与维新派绝交，暗中同情。但随着维新派与守旧派斗争的进一步深入，双方力量逐步明朗化，他开始窥测到权柄仍然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人物手中，因此，他开始不怎么敢声言变法了，而且在实际中并没有听维新派的一套，并公开站在了守旧派一边。这样，李鸿章在维新变法中，不论是守旧派还是维新派都对其有好感。

看一看李鸿章在慈禧太后面前的态度也可以了解他这种两面逢源的立场。一次慈禧太后与御前大臣议事，在谈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时，李鸿章献媚地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皆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不足畏也”。当慈禧太后对外国保护康有为和梁启超表示十分愤怒的时候，李鸿章又说：“外人不达华情，误以其国士拟之，故容其驻足，然终当悉厥行藏，屏之且恐不及”。一副讨好慈禧太后的嘴脸。所以慈禧才又将他作为左膀右臂，让其担任两广总督，以对康有为源生地区的维新派势力加以镇压。他到任两广总督后，忠实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办事，除了对康有为祖坟进行暗中翰旋，加以保全外，逮捕了保皇会员罗赞新等人的家人，而且还通过外交途径与外国驻华使节、香港总督等交涉，要其协助清政府逮捕康、梁等维新人士。这是一个典型的镇压维新派人士的刽子手。

但是，在维新派和外国人面前，他却换成了另一副面孔。在就任两广总督之前，他与康有为、梁启超有联系。并对自己的亲属孙宝表露了他的心迹。李鸿章说：“我是奉慈禧的旨意去捉拿康有为和梁启超及其余党的，若将此二人捉拿归案，功劳之大超过镇压太平天国和剿灭捻军起义，凭如此大功，我可以加官进爵”，说罢，又问孙是否是康的党徒，孙回答“是”。并说：“你要捉拿维新余党，首先将我抓去好了”，李一听孙是维新党徒，立即说：“我怎么能抓你，我也是康党”，而且还一本正经地说，有人在慈禧面前，指责自己是康党，而且自己毫不畏惧地承认了这一指责是真的，可慈禧对自己并没有怎么样。这里，李鸿章把自己标谤成了一个敢于在慈禧面前承认是维新人士的硬汉。事实上，他这样做是为了讨好康有为和梁启超，作出一副心里支持康、梁，而行动上不得不秉旨办事，逮捕维新人士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姿态。

再看李鸿章在外国人面前的态度。他曾代表清政府商议要各国逮捕康、梁，然后引渡到中国法办。当为此事，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滕博文商议时，李鸿章问伊滕：“康有为一人恐逃往贵国，倘果有其事，贵侯必能执获送回敝国惩办”。可是伊滕不同意，并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他回答说：“如系康之所犯无关政务，或可遵照贵爵相所谕。若涉国政，照万国公法不能如是办理”，事实很明显，康有为不是刑事犯，只是为了更新国家政体才进行变法，是属“干涉国政”，这是再清楚不过的，照理，日本不同意李的作法。李鸿章一看日本的态度，立即换了口气，不但同意日本对康的看法，而且还说：

“康有为日后可大有作为”，只是目前看来“了无异能”罢了。可见李鸿章的态度和清政府的严加缉拿，惩办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正因为李鸿章左右逢源，他才讨得了维新派、慈禧太后互相对立双方的欢心。从维新派方面来看，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失败后，曾给李鸿章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被迫出逃，公则遣人慰行，因感公相与之厚情，更深知公维新之同志，甚至对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内辑拿维新余党之事也给予谅解，表示，慈禧要毁我祖坟，“公竟抗旨，曲为保全”，其感激的心情“刻于肺腑”。梁启超也表达了自己对李鸿章的好感。从慈禧太后一方看，她仍将其视为心腹之臣，委以重任。在外国人眼中，他也比慈禧太后的形象好得多，完全不同于那些固执守旧的顽固派官僚。这样，在戊戌变法这样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中，李鸿章不但没有陷进去，反而讨得各方的欢喜，其中最根本的手腕，就是施展了两面逢源，八方讨好的伎俩。

李鸿章为什么采取这种策略呢？

（1）慈禧太后不能得罪，她握有实权，自己的权力和前途握在她手中，否则前途未卜，这是最主要的。特别是甲午战争后，自己的淮军大都已被击溃，北洋舰队不复存在，声名狼藉，自己的实力大减，这就更需贴靠慈禧太后的实力派一边。虽然他确实同情变法，但不能不从实际考虑，放弃同情维新派，忠实为慈禧太后效命。

（2）维新派最后的胜负不好估计。李鸿章是清政府办理对外交涉的主要人物，他深知英、日等国对维新派的支持，了解外国列强对中国政局的影响，若完全跟着慈禧对维新派大肆镇压和屠杀，一旦维新派有一天在外国支持下，真的取代慈禧太后等顽固派势力，自己岂不成了殉葬品？这不能不使李鸿章为自己的前途再作更长远的打算。

李鸿章从眼前利益来看，必须唯慈禧旨意办事，从长远利益着想必须讨好维新派，为自己留有后路，这就是李鸿章在维新变法中，采取左右逢源的手腕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