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锋是为了出击，如果一味地“藏”，也就谈不到“锋”了，因为这样就放弃了试验的机会。曾国藩巧妙地帮助了李鸿章带兵和稳定两江，集中反映了他“有藏有露再试锋刃”的高超谋略。

李鸿章跟着曾国藩，学到了藏露之法。怎么讲，曾国藩以藏锋见长，而李鸿章也是这样，他佩服曾国藩一生的“藏”字诀，并牢记于心。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同处事上，这种藏锋来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验，来自一种儒释道文化的综合。

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做到“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他能总揽全局，抓住要害，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水平，以致“天子亦屡诏公规划全势”（李鸿章语）。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慧眼识英才，看得准识得透，大凡他所举荐的人，“皆能不负所知”，李鸿章对此格外佩服，称他“知人之鉴，并世无伦”。

曾国藩认为，人单有志不行，还要修炼自己，蓄势而发。

此间最重要的是戒傲气、少言实干。他在写给九弟的信中说：

自古以来讲凶德致败的道理大约有两条，一是长傲，二是多言。丹朱不肖，曰傲、曰嚣讼，就是多言。历代公卿，败家丧命，也多是因为这两条。我一生非常固执，很高傲，虽不多言，但笔下却近乎嚣讼。安静下来自我反省，我所以处处不顺，其根源也是这两条。温弟性格与我相似，而说话更为尖刻。凡是傲气凌人，不一定是用言语表现，也有以神气凌人的，也有以面色凌人的。温弟神气有英发之姿，而面色时有蛮狠之象，最容易戾气凌人。心中不能有事，有事必然表现出来，从门第来说，我的声望大减，恐怕要使子弟受连累，从才识来说，近来军中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弟等也没什么过人之处，这些都不可依仗。只应该抑制自己，讲忠信，讲礼义，这样可以弥补过失，整顿风气。否则大家都讨厌你，鄙视你。沅弟处世躬谨，很是稳妥。温弟却是谈笑讥讽，既要强充老手，就不免带有旧习气。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听说在县城时，经常随意嘲讽，应迅速改正。我在军中多年，怎么会没有一点可取呢？这是因为“傲”字，百无一成。所以我谆谆教导各位兄弟引以为戒。

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1864）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早在裁湘军之前，曾国藩就写信给李鸿章说：

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曾国藩书中之意极深，只有李鸿章才能理解他的苦衷：

朝廷疑忌握兵权的湘淮将领，舆论推波助澜，欲杀之而后快，如湘淮并裁，断无还手之力，若留淮裁湘，则对清廷可能采取的功高震主者杀起到强大的牵制作用。李鸿章即窥见到清廷的用心，又理解了曾国藩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人之利。他深知在专制制度下“兵制尤关天下大计”，淮军兴衰关乎个人宦海浮沉。他致函曾国藩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说“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由于曾、李达成默契，所以裁湘留淮便成定局。

李鸿章明白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价值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伸指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份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我知，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材，都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上露锋芒，在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言语露锋芒，便要得罪旁人，得罪旁人，旁人便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行动露锋芒，便要惹旁人的妒忌，旁人妒忌，也会成为阻力，成为破坏者。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己！

李鸿章署理江督时，虽然励精图治，但因地位不稳，时间较短，成效甚微。他受命刚满五个月，就突然奉命赴河洛防剿，兼顾山陕门户，以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李宗羲、丁日昌递署漕督、苏抚。清廷此举，用心险恶。从军事上说，时值捻军主力从安徽转进河南，向西运动，而曾国藩则侧重东路，无力西顾，清廷拟调李鸿章督带号称洋枪精整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等部驰往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边境，“备回剿捻”，以防止捻军和西北回民义军联合抗清。从政治上说，“江督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系）”，岂能让曾、李久居？清廷阴谋一石二鸟：通过独立于湘淮集团的吴棠夺取李鸿章手中的两江地方实权，又可利用淮系李鸿章牵制湘系曾国藩，以防“内轻外重”。曾国藩、李鸿章看穿清廷用心，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曾国藩接奉廷寄，认为“措置太骤，竟日为之不怡”。他未经与李鸿章协商，就上疏抗争，声言“目下贼势趋重东路”，清军“自当以全力专顾东路”，“谕旨饬李鸿章视师河洛，该处现无可剿之贼，淮勇亦别无可调之师”，“臣今所倚以办贼者，全赖淮勇诸军，供其指麾，李鸿章若果入洛，亦岂肯撤臣布置已定之兵，挟以西行，坐视山东、江苏之糜烂而不顾”。认为李宗羲“廉正有余，才略稍短，权领封圻，未免嫌其过骤”。丁日昌“虽称熟习夷务，而资格太浅，物望未孚”，难胜其职。李鸿章接奉廷寄后，也“反复筹思，似难尽妥”。

李鸿章之所以拒绝视师河洛，是因为捻军主力业已挥师东指，同时担心“一军两帅，牵制殊多”，而且也害怕失去对饷源重地两江实权的控制。为此，他致函曾国藩，先后提出两种应付方法。在接到清廷命令的第三天，他恳请曾国藩对于两江的人事安排“熟筹密陈”。他认为倘若自己视师河洛，吴棠必争江督一席，而吴棠“满腹牢骚，用人行政必多变局”。吴棠早年曾有德于贫穷未达的叶赫那拉氏家庭，因而慈禧垂帘听政后，“圣眷颇隆”。李鸿章虽然恭维吴棠为“天子知名淮海吏”，是自己的“金石至交”，但考虑到吴棠既是慈禧亲信，又被曾国藩贬抑，因而从派系利益出发，反对吴棠署理江督。他借助别人之口，道出自己的心声，建议调李瀚章为苏抚兼通商大臣，而以丁日昌任苏藩，或调李瀚章署江督，而仍以丁日昌兼苏抚通商。李瀚章是他的胞兄，丁日昌“洋务既熟”，又与淮军“息息相关”。在他看来，只有他们才能稳定东南大局。他劝告曾国藩在择人问题上，“不可一味隐忍，此尤关系至要者”。十六日他再次致函曾国藩，表示最好是维持现状，否则就彼此对调。

曾国藩既然早有“决不回任”的表示，如今就只好主张维持现状了。因而，李鸿章便于十月初复奏，婉转要挟清廷，说视师河洛，有“兵难远分，饷难专恃，军火难常接济三端”。清廷鉴于曾、李的这种态度，不敢强制，只得下谕允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