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避免失败，必须学会借势，没有借势的技巧，只能单打独斗。李鸿章看准了这一点，在投靠曾国藩幕府后，能以之为大师，听其教诲，观其策略，悟其要义，从而自然而然地爬到了强者的肩膀上。

李鸿章回乡督办团练、雄心勃勃却屡试不爽，“书剑飘零旧酒徒，”

他一度郁闷失意，然而1859年1月他却受到了命运之神的惠顾，从一个潦倒失意客一跃而成为湘系首脑曾国藩的幕宾，从此他的宦海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

1853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受命帮办湖南团练事宜，他看出“兵伍不精”是清王朝的大患之一，决心独树一帜，改弦更张，编练一支新式武装，以挽救清朝统治。1854年2月，他编成并督率湘军水陆两军，沿湘江北上抗拒太平军。湘军有别于清朝常备军，它是汉族地主武装，“以召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曾国藩“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面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他采取传统的“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先清两湖，稳定后方，继而把军锋指向江西和安徽。1858年7、8月间，曾国藩先后奉命驰赴浙、闽，进击分裂出走、放弃江西根据地、盘旋浙闽的太平军石达开部。10月，他率部到达江西建昌（今南城），未及入闽，石达开部即由闽入赣，转进湖南，锋锐大挫。是时江南军情渐松，而江北却风云突变。面对江南、江北大营进逼天京，湘军围攻安庆、三河、威逼庐州的严峻形势，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太平军联合作战，首先摧毁江北大营，解除天京北面威胁，继而在安徽三河全歼李续宾所率领的湘军精锐6千余人，击毙李续宾和曾国藩胞弟曾国华以及文武官员4百多人。包围安庆的湘军，见势不妙，慌忙逃跑，安庆之围不战而解。曾国藩因“江北军情变幻”而惊恐万分，哀嚎“呜呼恸哉！”12月奉命移师援皖。

李鸿章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赶到建昌拜访曾国藩的。为曾、李结合牵线搭桥的是李瀚章，他于1849年以拔贡朝考出曾氏门下，1853年署湖南善化知县，治军衡阳的曾国藩檄调来营，襄办粮台，遇有战阵，亦督队指挥。曾国藩称赞他“内方正而外圆通，办事结实周详，甚属得力。”1857年1月，湘军粮台裁撤，归并江西省局，瀚章回籍为其父守制，安徽巡抚福济奏留办理团防捐务。1858年，曾国藩札调瀚章赴江西总理粮台报销，瀚章遂奉母同往。曾国藩十分器重瀚章，而瀚章也把曾国藩倚为靠山。瀚章既经常向曾国藩通报鸿章在皖情况，有时甚至将其弟家书转呈曾国藩过目；又时时向鸿章介绍曾国藩的宦海浮沉和吹捧其道德学问。瀚章在其弟与曾国藩之间起着沟通情感、增进了解的作用。时值鸿章到南昌看望老母，曾国藩便乘机通过瀚章邀请鸿章前来会晤。1858年12月，曾国藩函告友人说：“筱泉家被贼焚劫，挈眷至南昌，日内亦即宋营，少泉亦约来此一叙。”曾国藩与李鸿章早就结下了师生之谊，曾国藩称誉弟子为“伟器”，李鸿章敬佩其师如“神圣”。他俩既有相似的追求：扑灭太平天国烈火、维护清朝统治以期封侯荫子、光宗耀祖；又有相互利用之必要，曾国藩希望借助李鸿章之才以成“大业”，李鸿章企图依靠曾国藩援引以立功名。因而他俩一拍即合。

曾国藩把李鸿章留在幕府，“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李鸿章素有才气，善于握管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折甚为得体，深受曾的赏识。曾国藩赞扬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也竭力吹捧其师：“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对李鸿章精心训导，尽力雕琢，陶冶其志气，培养其才能。曾国藩日常起居颇有规律而富生趣，每天早起查营，黎明请幕僚一起吃饭。鸿章落拓不羁，贪睡懒散，对于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深以为苦。一天，他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耍滑装病，大动肝火，接二连三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饭，说“必待幕僚到齐乃食”。他见势不妙，披衣“踉跄而往”。曾国藩在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却严肃地教训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完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因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这里既有纪律的约束，又有道德的说教，李鸿章深感“受益不尽”，从而逐渐养成了“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的习惯，并获得不少“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东西。李鸿章后来深情地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1859年1月，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幕府。

曾国藩十分高兴，连日留他在幕中畅谈军事和时事。二人纵论形势，以图大业。他们谈到安徽巡抚福济，谈到江北大营的钦差大臣和春，还谈到了江南江北各路军务情形。他们谈话十分投机，在很多问题上具有共识。

曾国藩就让李鸿章去招募马勇，起初李鸿章没有答应。因为他在吕贤基、福济那里已经有过不少阅历了，知道军旅之事可不是好玩的。他对自己独当一面的能力还没有信心。曾国藩对他讲，彭玉麟原来也是读书人，后来竟能训练水师，杨岳斌虽然是行伍出身，但他是陆军，现在也能带水师，“不必以任事之难为虑”。李鸿章接受了他的激励。他就给湖北巡抚胡林翼写信，请向湖广总督官文请示，要求调用北方马队。

李鸿章是说干就干的人。他派了专人回到颖州去招募马勇，所定指标是500名。但是，这时，皖北由于官军和起义者搅在一起了，沸沸扬扬跟开了锅一样。根本没办法招兵，招募马勇的计划遂告破产。

九年二月，曾国藩的大营迁到抚州。三月，李鸿章也来到这里报到。在一次设于晚霞楼的大宴上，他感慨万端，禁不住吟出这样的诗句：

二十学书剑，北登黄金台；

三十负弓弩，弃襦归去来。

……

霸陵猎马短后衣，昨梦封侯今已非。

南浮富春下彭蠡，山川辽绝音问稀。

任人呼牛或呼马，长醉不醒胡为者。

李鸿章虽是消沉之语，但曾国藩却听得出他还是满腹的“怀才不遇”的郁闷。应该再磨炼他一下。

五月十日（1859年6月10日），曾国藩派弟弟曾国荃率兵5500人从抚州进兵景德镇，让李鸿章随同前往。他在二十六日（6月26日）正式向朝廷奏报，说李鸿章“久历戎行，文武兼资，堪以留营襄办。”

但是这样一来，李鸿章就得在曾国荃帐下作事了，他更加不高兴。曾国藩当然明白，他先后于五月十七日（6月17日）和六月二十八日（7月27日）两次去信开导李鸿章，说你固然有宏图大志，是匡济之才，但应待时而动；甚至说：“观阁下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作字则筋胜于肉，似非长处玉堂，鸣佩优游者。”信中“玉堂”二字，典出宋代，御赐翰林院为“玉堂之署”。曾国藩号称擅相人之术。

他断定李鸿章绝非长久闲散于翰院之人，将来可以为一方诸侯，或到南粤，或到东吴，或到齐豫，总之现在要耐心等待时机。

六月中旬，曾国荃攻克景德镇。七月，李鸿章回到曾国藩的幕府，“代管文案”。曾国藩没有把他当成一般的秘书，而是当作助手和顾问。一切重大计划都要事先同李鸿章商量才能作出决定。

据说，有一次曾国藩想要弹劾安徽巡抚翁同书，因为他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事件中决定不当，后来定远失守时又弃城逃跑，未尽封疆大吏守土之责。曾国藩愤而弹劾，指示一个幕僚拟稿，总是拟不好，亲自拟稿也还是拟不妥当，觉得无法说服皇帝。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是皇帝的老师，弟弟是状元翁同。翁氏一家在皇帝面前正是“圣眷”正隆的时候，而且翁门弟子布满朝野。怎样措辞才能让皇帝下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办，又能使朝中大臣无法利用皇帝对翁氏的好感来说情呢？大费踌躇。最后由李鸿章拟稿。奏稿写完后，不但文意极其周密，而且有一段刚正的警句，说：

“臣职分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一写，不但皇帝无法徇情，朝中大臣也无法袒护了。曾国藩不禁击节赞赏，就此入奏，朝廷将翁同书革职，发配新疆。

由此事而后，曾国藩更觉李鸿章此才可用。

八月，曾国藩带了李鸿章去见湖北巡抚胡林翼。第一次见面，胡林翼就十分欣赏，再三对曾国藩说李鸿章足以担当大任，希望曾国藩保举李鸿章一个实缺。曾、胡，也包括李鸿章在内，在这里商定了四路进兵安徽的计划，然后曾军东下。

十月二十四日（11月18日），得悉朝廷发表李鸿章为福建延津邵道，遇缺候补。但那里实在无缺可补，曾国藩便以“赞襄需人”的理由把李鸿章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