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爬到别人的肩膀上去(1 / 1)

一个人要避免失败,必须学会借势,没有借势的技巧,只能单打独斗。李鸿章看准了这一点,在投靠曾国藩幕府后,能以之为大师,听其教诲,观其策略,悟其要义,从而自然而然地爬到了强者的肩膀上。

李鸿章回乡督办团练、雄心勃勃却屡试不爽,“书剑飘零旧酒徒,”

他一度郁闷失意,然而1859年1月他却受到了命运之神的惠顾,从一个潦倒失意客一跃而成为湘系首脑曾国藩的幕宾,从此他的宦海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

1853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受命帮办湖南团练事宜,他看出“兵伍不精”是清王朝的大患之一,决心独树一帜,改弦更张,编练一支新式武装,以挽救清朝统治。1854年2月,他编成并督率湘军水陆两军,沿湘江北上抗拒太平军。湘军有别于清朝常备军,它是汉族地主武装,“以召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曾国藩“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面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他采取传统的“以上制下”的战略方针,先清两湖,稳定后方,继而把军锋指向江西和安徽。1858年7、8月间,曾国藩先后奉命驰赴浙、闽,进击分裂出走、放弃江西根据地、盘旋浙闽的太平军石达开部。10月,他率部到达江西建昌(今南城),未及入闽,石达开部即由闽入赣,转进湖南,锋锐大挫。是时江南军情渐松,而江北却风云突变。面对江南、江北大营进逼天京,湘军围攻安庆、三河、威逼庐州的严峻形势,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太平军联合作战,首先摧毁江北大营,解除天京北面威胁,继而在安徽三河全歼李续宾所率领的湘军精锐6千余人,击毙李续宾和曾国藩胞弟曾国华以及文武官员4百多人。包围安庆的湘军,见势不妙,慌忙逃跑,安庆之围不战而解。曾国藩因“江北军情变幻”而惊恐万分,哀嚎“呜呼恸哉!”12月奉命移师援皖。

李鸿章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赶到建昌拜访曾国藩的。为曾、李结合牵线搭桥的是李瀚章,他于1849年以拔贡朝考出曾氏门下,1853年署湖南善化知县,治军衡阳的曾国藩檄调来营,襄办粮台,遇有战阵,亦督队指挥。曾国藩称赞他“内方正而外圆通,办事结实周详,甚属得力。”1857年1月,湘军粮台裁撤,归并江西省局,瀚章回籍为其父守制,安徽巡抚福济奏留办理团防捐务。1858年,曾国藩札调瀚章赴江西总理粮台报销,瀚章遂奉母同往。曾国藩十分器重瀚章,而瀚章也把曾国藩倚为靠山。瀚章既经常向曾国藩通报鸿章在皖情况,有时甚至将其弟家书转呈曾国藩过目;又时时向鸿章介绍曾国藩的宦海浮沉和吹捧其道德学问。瀚章在其弟与曾国藩之间起着沟通情感、增进了解的作用。时值鸿章到南昌看望老母,曾国藩便乘机通过瀚章邀请鸿章前来会晤。1858年12月,曾国藩函告友人说:“筱泉家被贼焚劫,挈眷至南昌,日内亦即宋营,少泉亦约来此一叙。”曾国藩与李鸿章早就结下了师生之谊,曾国藩称誉弟子为“伟器”,李鸿章敬佩其师如“神圣”。他俩既有相似的追求:扑灭太平天国烈火、维护清朝统治以期封侯荫子、光宗耀祖;又有相互利用之必要,曾国藩希望借助李鸿章之才以成“大业”,李鸿章企图依靠曾国藩援引以立功名。因而他俩一拍即合。

曾国藩把李鸿章留在幕府,“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李鸿章素有才气,善于握管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折甚为得体,深受曾的赏识。曾国藩赞扬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也竭力吹捧其师:“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匪浅。”曾国藩对李鸿章精心训导,尽力雕琢,陶冶其志气,培养其才能。曾国藩日常起居颇有规律而富生趣,每天早起查营,黎明请幕僚一起吃饭。鸿章落拓不羁,贪睡懒散,对于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深以为苦。一天,他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耍滑装病,大动肝火,接二连三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饭,说“必待幕僚到齐乃食”。他见势不妙,披衣“踉跄而往”。曾国藩在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却严肃地教训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完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因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这里既有纪律的约束,又有道德的说教,李鸿章深感“受益不尽”,从而逐渐养成了“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的习惯,并获得不少“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东西。李鸿章后来深情地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1859年1月,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幕府。

曾国藩十分高兴,连日留他在幕中畅谈军事和时事。二人纵论形势,以图大业。他们谈到安徽巡抚福济,谈到江北大营的钦差大臣和春,还谈到了江南江北各路军务情形。他们谈话十分投机,在很多问题上具有共识。

曾国藩就让李鸿章去招募马勇,起初李鸿章没有答应。因为他在吕贤基、福济那里已经有过不少阅历了,知道军旅之事可不是好玩的。他对自己独当一面的能力还没有信心。曾国藩对他讲,彭玉麟原来也是读书人,后来竟能训练水师,杨岳斌虽然是行伍出身,但他是陆军,现在也能带水师,“不必以任事之难为虑”。李鸿章接受了他的激励。他就给湖北巡抚胡林翼写信,请向湖广总督官文请示,要求调用北方马队。

李鸿章是说干就干的人。他派了专人回到颖州去招募马勇,所定指标是500名。但是,这时,皖北由于官军和起义者搅在一起了,沸沸扬扬跟开了锅一样。根本没办法招兵,招募马勇的计划遂告破产。

九年二月,曾国藩的大营迁到抚州。三月,李鸿章也来到这里报到。在一次设于晚霞楼的大宴上,他感慨万端,禁不住吟出这样的诗句:

二十学书剑,北登黄金台;

三十负弓弩,弃襦归去来。

……

霸陵猎马短后衣,昨梦封侯今已非。

南浮富春下彭蠡,山川辽绝音问稀。

任人呼牛或呼马,长醉不醒胡为者。

李鸿章虽是消沉之语,但曾国藩却听得出他还是满腹的“怀才不遇”的郁闷。应该再磨炼他一下。

五月十日(1859年6月10日),曾国藩派弟弟曾国荃率兵5500人从抚州进兵景德镇,让李鸿章随同前往。他在二十六日(6月26日)正式向朝廷奏报,说李鸿章“久历戎行,文武兼资,堪以留营襄办。”

但是这样一来,李鸿章就得在曾国荃帐下作事了,他更加不高兴。曾国藩当然明白,他先后于五月十七日(6月17日)和六月二十八日(7月27日)两次去信开导李鸿章,说你固然有宏图大志,是匡济之才,但应待时而动;甚至说:“观阁下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作字则筋胜于肉,似非长处玉堂,鸣佩优游者。”信中“玉堂”二字,典出宋代,御赐翰林院为“玉堂之署”。曾国藩号称擅相人之术。

他断定李鸿章绝非长久闲散于翰院之人,将来可以为一方诸侯,或到南粤,或到东吴,或到齐豫,总之现在要耐心等待时机。

六月中旬,曾国荃攻克景德镇。七月,李鸿章回到曾国藩的幕府,“代管文案”。曾国藩没有把他当成一般的秘书,而是当作助手和顾问。一切重大计划都要事先同李鸿章商量才能作出决定。

据说,有一次曾国藩想要弹劾安徽巡抚翁同书,因为他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事件中决定不当,后来定远失守时又弃城逃跑,未尽封疆大吏守土之责。曾国藩愤而弹劾,指示一个幕僚拟稿,总是拟不好,亲自拟稿也还是拟不妥当,觉得无法说服皇帝。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是皇帝的老师,弟弟是状元翁同。翁氏一家在皇帝面前正是“圣眷”正隆的时候,而且翁门弟子布满朝野。怎样措辞才能让皇帝下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办,又能使朝中大臣无法利用皇帝对翁氏的好感来说情呢?大费踌躇。最后由李鸿章拟稿。奏稿写完后,不但文意极其周密,而且有一段刚正的警句,说:

“臣职分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一写,不但皇帝无法徇情,朝中大臣也无法袒护了。曾国藩不禁击节赞赏,就此入奏,朝廷将翁同书革职,发配新疆。

由此事而后,曾国藩更觉李鸿章此才可用。

八月,曾国藩带了李鸿章去见湖北巡抚胡林翼。第一次见面,胡林翼就十分欣赏,再三对曾国藩说李鸿章足以担当大任,希望曾国藩保举李鸿章一个实缺。曾、胡,也包括李鸿章在内,在这里商定了四路进兵安徽的计划,然后曾军东下。

十月二十四日(11月18日),得悉朝廷发表李鸿章为福建延津邵道,遇缺候补。但那里实在无缺可补,曾国藩便以“赞襄需人”的理由把李鸿章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