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明的人总想打出自己的招牌，以此来扩大自己的声势。

吕不韦不但自己巧施沟通的力量，还非常“聪明”地通过编著《吕氏春秋》去宣传自己的招牌。

吕不韦于处理军政事务百忙之中，于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主持众宾客编著了《吕氏春秋》这部大书。

吕不韦戈拓片与先秦诸子其他著述不同，《吕氏春秋》是先制定出全书规划、再组织众作者分工撰写的，因而具有相当严密整齐的形式。

全书共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大部分。关于这三大部分的顺序问题，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根据《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和《吕不韦列传》，认为“八览”在前，次为“六论”，最后是“十二纪”；另一种根据东汉学者高诱所注《吕氏春秋》

及序，认为“十二纪”在前，次为“八览”，最后为“六论”。孰是孰非，恐怕只有等待出土文书来作映证，才能得出最后的确凿结论。但自东汉以降，所刊《吕氏春秋》都依高诱说以纪、览、论为序。大概这种排法，突出了“十二纪”在全书中的骨干地位，把“八览”、“六论”作为对“十二纪”的进一步说明，易于为人们接受。“十二纪”是按照一年十二个月来安排的，每一纪有五篇论文；“八览”各览有论文八篇；“六论”各论有论文六篇。此外，《吕氏春秋》还有一篇题为《序意》的序言。全书共有论文161篇。现刊《吕氏春秋》，其中《有始览》轶文一篇，实际存论文160篇。

《吕氏春秋》的完成，是与吕不韦对思想库的重视与利用分不开的。他把门下的众多宾客发动起来，要求他们“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人人著所闻”。就这样，一部10余万言的书稿，在很短的时间内撰写而成。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吕氏春秋》是吕不韦众宾客集体智慧的结晶。战国时期，养士已成风气。与吕不韦同时的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赵之平原君、齐之孟尝君都网罗了大批宾客。但他们并没有像吕不韦那样，重视发挥这种思想库的作用，更不曾想到组织宾客著书立说。由自己当主编，组织一批宾客集体著书，是吕不韦的一大创造。

吕不韦是不是只依凭权势，当个挂名的主编呢？我们认为，这就要看吕不韦是否在《吕氏春秋》的编写中起了指导性的作用。事实上，吕不韦不仅是众宾客作者的组织者，而且是全书指导思想的提出者。这一点，在《吕氏春秋）的序言——《序意》

篇中有明确的记载：

维秦八年，岁在裙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日：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颈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日顺，顺维生；地日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数也。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

在这段谈话中，吕不韦对宾客们关于如何编写“十二纪”的请示作了回答。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为完整的一段吕不韦言论。这段话不是就事论事地谈问题，而是海阔天空地讲哲学。其大意是：如果能按照黄帝对颛顼所作的教诲，效法在上之天与在下之地，你就能为民父母，主宰天下。古代之有清平之世，在于能效法天地。编写“十二纪”的目的，就是通过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存亡，以预见未来的寿夭吉凶。而只要做到上考稽于天，下验证于地，中间审察于人，就可以对是与非、可与否都作出正确的判断。对天来说，最根本的是运行有序，从而使万物生长；对地来说，最根本的是坚实牢固，从而使万物安宁；对人来说，最根本的是讲究诚信，从而使人民服从。只有天、地、人都处于最适当的状态，才会达到无所为而运行正常。这种正常的运行，是指有规律的运动。既然天、地、人的运行有其规律与法则，那么人们就应当克服主观随意性。主观随意性严重地干扰了人的视听与思维，使理智不能作出公正的判断。理智一旦不公，就会使人的福气日衰，灾祸日兴，如同夕阳西下一般。吕不韦的这段话，提出了“十二纪”的编写目的与思维模式。这一编写目的与思维模式，不仅贯穿于“十二纪”之中，而且贯穿于《吕氏春秋》全书之中。可以说，这段话是全书的总纲。由此看来，吕不韦确实对（吕氏春秋》的成书起了指导性的作用，是当之无愧的主编。没有他提出全书的编写目的与思维模式，《吕氏春秋》即使编成，大概也只是一部没有一以贯之主导精神的论文集罢了。

《吕氏春秋》成书之后，吕不韦下令将书公布于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请各地诸侯、游士、宾客前来提意见，宣布谁能增损一字，即授予千金。但始终没有人提出意见，变易一字。为什么没有人提出意见？是《吕氏春秋》写得完美无瑕，还是千金悬赏缺乏**力？大概都不是。东汉学者王充后来道出了个中原因：“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分明是吕不韦的权势，封住了众人之口。这一点，吕不韦下令布书悬赏时未必了解。他的本意，只是想借此树立《吕氏春秋》的绝对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