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尽管名义上已执掌大权，但要巩固权位，吕不韦深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为此，吕不韦继续施展着他那“炉火纯青”的魔鬼般的交际手段。

当吕不韦踌蹰满志登上秦国相位、开始政治生涯时，中国社会已进至战国末期。尽管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仍在继续，愈演愈烈，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统一趋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主流。春秋战国五百年间所形成的不同地域文化，如邹鲁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在冲突与交流的双重**激中呈现出融合、统一的态势。

这种融合、统一的态势首先在经济生活中得到了反映。战国后期，由于商业和交通都有了很大发展，各地域文化在经济上的联系已相当密切。各地物产，彼此交流，互通有无，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条件。当时的大思想家荀子就说过：中国人的生活，离不开北海之马、犬，南海之羽、齿，东海之鱼、盐，西海之革、旄。只有会聚四海物产，才能做到“养百姓而安乐之”。他的弟子李斯还具体地描述了当时输入秦国的贵重特产，列举了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犀象之器、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凤之旗、灵鼍之鼓、江南金锡、西蜀丹青等一大串不产于秦地的珍品。

随着经济交往的密切和兼并战争的扩大，产生于不同地域文化的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也开始趋于融合。庄子在《天下篇》

中所描绘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思想史现象，所发出的“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的悲观感叹，在此时已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新潮流所代替。根源于邹鲁文化的儒家，产生于三晋文化的法家，发端于楚文化的道家，与燕齐文化联系密切的阴阳家，都在经过相互的辩难、自身的分化之后而进入新的综合期。《荀子》和《易传》的问世，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新趋向、新潮流。这两部成书于战国后期、属于儒家学派的著作，内容固不相同，但在方法论上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十分重视吸取、综合其他各家的思想。如在自然哲学上，它们都吸取了道家思想；在政治哲学上，它们又都把法治思想纳入自己的体系中。

在经济、思想融合趋向的双重推动下，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广大民众在春秋战国五百年间深受兵燹涂炭，痛苦不堪，迫切希望改变诸侯称霸、战乱不休的纷争局面，获得一个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的稳定环境。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也从理论上阐发了建立统一国家的主张。荀子就明确地提出“合天下而君之”的构想，认为只有“王天下，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才算得上真正的“仁人之善”。

然而，实现中国的统一，除了依靠经济、思想、政治各方面条件成熟外，还需要能够完成统一事业的现实力量。在战国后期的七个主要诸侯国——齐、楚、燕、韩、赵、魏、秦中，唯独秦国才具备统一中国的现实的基础。

相对于东方六国来说，地处西陲的秦国本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直到战国中期，秦国还处于经济落后、国力弱小、文教不发达的困境之中。据史书记载，秦国当时仍行“戎狄之教”，“与戎狄同俗”。在东方六国人看来，秦文化简直与戎狄文化没有多大区别。使秦国由落后而先进的转折点，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由秦孝公和商鞅于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三年）发动的持续近20年的大规模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封建化改革。这场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一）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度，实行按军功授田宅的办法；（二）废除旧的土地国有制度，正式承认土地的私有和买卖；（三）实行重农抑商的封建经济政策，奖励男耕女织，发展小农经济；（四）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强化国君权力，普遍推行郡县制；（五）将秦国国都由雍迁至咸阳；

（六）“燔《诗》《书》而明法令”，对儒家思想取拒斥态度，以法谊思想作为秦国的指导思想，颁布法律，严刑治国。这些新法的普遍施行与巩固确立，使秦文化得到深刻的改造，对秦国的未来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商鞅变法有力地推动了秦国政治、经济、社会的进步。在短短百年之间，秦国面貌巨变：“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当年无法同东方六国抗衡的秦国，一跃而为战国七雄中的最强大国家，积蓄了用以统一中国的雄厚实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改革孕育了未来大一统封建国家的文化模式的雏形，即在政治上建立了以国君为最高统治者的中央集权制度，在经济上实行以土地私有制为标志的封建农业经济，在思想上坚持以法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思维框架。这种新的文化模式的出现，比之国力的优势更为根本。因为所谓“大一统”，不仅意味着版图的辽阔与疆域的统一，而且更主要指确立一种新的中央集权的文化模式，只有通过这一文化模式对各地域文化进行规范、整合，才能建立起大一统封建国家，真正实现中国的统一。否则，仅凭剑与火的兼并战争，只能建立一种为时短暂的政治——军事联合体，不可能建立大一统封建国家。这是秦国的封建化改革比其他诸侯国变法更为彻底、更为成功之处。尔后，秦始皇正是通过放大这一文化模式的雏形，来一统天下的。

不过，这一文化模式的雏形也有其先天的不足。作为商鞅变法的产物，它是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直接体现了秦国的法家文化传统，而对其他文化、其他学说采取过分排斥的态度，因而既凝注了法家思想的长处，也突出了法家思想的缺陷。

法家学派本是三晋文化的产物。由于秦国与三晋之地为邻，因而三晋文化对秦文化有直接影响，法家思想比其他各派学说更易传入秦地。商鞅由卫国入秦国见秦孝公时，初说以“帝王之道”，谈得不投机；继而说以“霸道”，也未被信用；最后说以“强国之术”，方得以重用。可见商鞅入秦之前，法家学说在秦国已有影响，秦孝公早已对法家学说心向往之。而法家学派所倡导的那种“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大刀阔斧的改革思想，那种“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的法不阿贵的法治精神，那种奖励人民耕战、强化君主权力的“强国之术”，在除旧布新的改革时期确实是极为需要的。特别是在秦国这种落后国家，旧势力盘根错节，旧习俗根深蒂固，不以法家学说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想要取得改革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但法家思想本身也有严重缺陷。法家不重视文化传统的作用，不重视人自身的道德的自觉，不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而只看重法律、暴力、刑罚的作用，只看重现实的功效和眼前的利益。在法家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一整套严刑峻法，固然能对建立新制度、新秩序起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给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商鞅在变法时，即使用严酷的镇压手段推行新法，将议论法令者迁往边域，对触犯法令者施以重刑。他曾在一天之中，处死700人于渭河畔，鲜血染红了河水，哭声响彻于天地。这其中无疑有顽固不化的反对派，但也难免有无辜者。商鞅以李悝的（法经）为基础，制定出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六律”，创制了秦国的成文法。其后，秦国统治者又不断对“律”进行补充、增加、解释。在近年来出土的云梦秦简中，就有田律、厩苑律、金布律、关市律、仓律、工律等18种125条，说明商鞅变法之后，秦国法律有增无减，愈益苛繁。

这又造成了新的文化模式雏形中的不稳定因素。这种不稳定因素一旦加以放大，就会严重地破坏这一文化模式。

对于法家思想的利弊得失，秦亡之后、西汉之初的思想家们作过深入的探讨和总结。贾谊说：“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司马谈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这些议论都尖锐地批评了法家只重法制与暴力、不重仁爱与礼义的局限性，认为这在政治实践中只能满足现实的利益，而不能顾及长远的利益。这些分析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成为以后历代统治者的一面镜子。但这些分析毕竟是在秦文化模式的缺陷充分暴露以后才作出的，对有秦一代来说，颇有点打“死老虎”的味道了。

那么，有谁在秦国尚是“真老虎”时就看出了问题的症结呢？首先是荀子。荀子曾于秦昭襄王在位时西游秦国，与吕不韦入秦为子楚游说在时间上大致相近。荀子在对秦国作了一番考察后，对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的巨大变化予以了很高评价，认为秦国地理优越、民风淳朴、官吏廉正、朝政清明，具有很大优势。

但他又指出，这些长处离成就“王者之功名”尚有很大差距，其原因就是“无儒”。他说：“此亦秦之所短也。”尽管荀子讲了一大堆道理，秦国统治者还是不甚了了。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一介书生的迂阔之言罢了。

荀子的这些意见，虽在秦国统治者那里成为过耳风，但对正在秦国为子楚谋求王位继承权的吕不韦却很可能发生了影响。这使吕不韦在登上历史舞台，执掌秦国大权后，着重考虑、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怎样推进商鞅变法所开启的秦统一中国的事业？二是怎样改革商鞅变法所形成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文化模式的弊端？

吕不韦任相后的人际沟通活动，可以说都是环绕这两大问题而展开的。

吕不韦在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元年）出任秦相，与秦庄襄王共同掌握秦国大权。3年后，秦庄襄王卒，其子政继位，是为秦王政（秦始皇）。刚继位的秦王政，只是一个13岁的少年，没有政治经验，更无治国能力，对父亲的患难之交吕不韦极为尊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由此而掌握了秦国的一切大权，成为秦国军政大事的实际决策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王政亲政。吕不韦在秦国实际执政达12年之久。

在执政期间，吕不韦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家才能，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使秦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得到进一步充实、发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有力地推进了秦国统一中国的事业。

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元年），吕不韦刚刚帮助子楚登上王位，就发生了“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的紧张局面，秦国受到了来自外部的严重威胁。东周君是周赧王被秦昭襄王灭掉后所保留下的周王朝的残余，虽实际上只是小国之君，但所用的周王朝的旗号还是颇有影响力的，所以能把各诸侯国纠结在一起进攻秦国。吕不韦临危受命，亲自指挥秦军进攻东周君，彻底清除了周王朝的这支残余，将其地并入秦国。

同年，秦国又派大将蒙骜率兵伐韩，取得东方的重要城市成皋与荥阳，建立三川郡。这两座城市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由于取得这两城，秦国的边界已接近魏国国都大梁，使魏国暴露于秦军威胁之下。

公元前248年（秦庄襄王二年），蒙骜率秦军乘胜东进，攻克魏国的高都、波二城，夺取赵国的榆次、新城、狼孟等37城。

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秦国又以大军攻韩，大将王龅攻克韩国的上党，大将蒙骜攻克韩国的晋阳，并以狼孟等37城及太原、晋阳等地建立太原郡。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秦王政“年少初即位”，秦国新拓疆域内的不稳定因素趁机活跃，发生了“晋阳反”事件。蒙骜率军很快平定叛乱，巩固了秦国的新拓疆域。

公元前245年（秦王政二年），秦军进攻魏国的卷，取得“斩首三万”的重大胜利。

公元前244年（秦王政三年），秦军攻取韩国13城。

公元前243年（秦王政四年），蒙骜率军经数月围攻战，夺取了魏国酸枣。

公元前242年（秦王政五年），秦军接连攻占魏国的长平、雍丘、山阳等20城，建立东郡。秦国自从建立东郡，国土就与齐境相连，对韩、魏两国国都形成三面包围的形势。

公元前241年（秦王政六年），韩、赵、魏、燕、楚五国结成反秦联盟，由赵国名将庞熳统率五国联军共同击秦，一直攻到秦国的蕞。但秦军一反击，五国联军即后撤、解体。赵军回过头来进攻齐国，夺取绕安而归。秦军攻取了魏国的朝歌，灭掉了魏的附庸小国卫国。此后，东方各国再无力组成联盟，联合进攻秦国了。

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秦军攻取赵国的龙、孤、庆都。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将杨端和攻占魏国的首垣、薄与衍氏。

在这12年中，秦军只吃了一次大败仗。那是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秦将蒙骜攻魏，魏国信陵君无忌率赵、魏、韩、楚、燕五国联军败秦军于河外，追至函谷关而还。

秦国在军事上的这一系列胜利，标志着自商鞅变法后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秦国已进入凯歌行进的全盛时期。而秦国的全盛，是同吕不韦的名字联在一起的。吕不韦的门客司空马，后来到了赵国任守相，与赵王谈到“文信侯相秦”后秦、赵两国综合国力的对比。司空马一口气提出七个问题：“赵孰与秦大？”“民孰与之众？”“金钱粟孰与之富？”“国孰与之治？”“相孰与之贤？”

“将孰与之武？”“律令孰与之明？”赵王也一口气回答了七个“不如”。可见吕不韦治理秦国的政绩，在当时为各诸侯国的公认。

哪怕是敌对国，也只有低头服输。

吕不韦之能有力地推进秦统一中国的事业，除了秦国原有的基础外，主要在于他的内政、外交确有一套富有远见的方略。

吕不韦十分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在吕不韦辅佐秦庄襄王时，起用韩国水利专家郑国，设计、开凿了著名的郑国渠。这是秦国继秦昭襄王任用李冰为蜀守兴建都江堰之后所完成的又一大型水利灌溉工程。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吕不韦善于网罗人才、任用人才。他利用手中的大权，从东方各国广招宾客，养在自己门下。这些宾客所享受的待遇很高，有的还委以官职，前面提到的司空马就曾任司书。因此，来者甚众，多至三千人。他们把各国的文化、思想、学说带到了秦国，为吕不韦出谋划策，构成了吕不韦的思想库。这些宾客对推进秦统一中国的事业起了积极作用。甘罗出使说赵的故事，便是一个例子。当时，吕不韦为了进攻赵国以扩大河间之地，决定秦、燕两国结为联盟。燕国送燕太子质于秦国，秦国也遣使至并国，准备共同伐赵。年仅12岁的小门客甘罗，利用这一形势，自告奋勇出使赵国。他向赵王晓以利害，指出：在秦、燕两国结盟之后，赵国的处境相当危险。而秦国与燕国结盟，只是为了进攻赵国以扩大河间之地。如果赵国能献给秦国五座城以扩大河间之地，以此请求秦国送还燕太子，取消与燕国的联盟，就反能以“强赵攻弱燕”了。赵王采纳了甘罗的意见，立即割让五座城给秦国，秦国也很快送还燕太子。秦燕联盟一破裂，赵国便大举攻打燕国，“得上谷三十六县，与秦什一”。秦国不曾动用一兵一卒，就分别从赵、燕两国获得一大片土地。小甘罗立了大功劳，由此而流誉千古。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谈到“年轻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时，所举的第一位少年英雄就是甘罗。毛泽东称赞甘罗“有主意”，“到赵国解决了一个问题”。

吕不韦在使用武力征伐、扩大秦国版图的同时，对一些战败者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措施。例如，在灭东周之后，吕不韦没有杀掉东周君，而是“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又如，在灭卫之后，秦国让卫君角“率其支属，徙居野王”。这些措施，与公元前260年（秦昭襄王四十七年）秦将白起于长平大败赵军后将赵军40万降卒全部活埋的暴行相比，可以说是仁义之举了。这反映出吕不韦开始对秦国的基本国策进行某些调整，在奉行法家“强国之术”的同时，又揉进了一些儒家“施仁政”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