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事实证明：大败者不是败在别人手上，而是败在自己身上。吕不韦由成而败，亦然。

可以讲，他是毁在各种复杂的纠葛之中。

13岁的秦王政在登上秦国王位时，对吕不韦是毕恭毕敬的。

吕不韦被尊为相国，号称“仲父”，大权在握，显赫十载。他也不负殊荣，不辱君命，辛勤治国，使秦国走上了夺取统一中国最后胜利的坦途。那么，在君臣之间为什么会产生出巨大的裂痕？

其分歧何来？其实质何在？

吕不韦当年在赵国都城邯郸经商时，曾娶一“绝好善舞”的“赵豪家女”为姬。一次，子楚到吕不韦家作客，于席间见赵姬，十分喜爱，便借着酒兴请求吕不韦将赵姬让给他。吕不韦听后很生气，但转念一想，既然已舍财破家为子楚争取秦国王位继承权，何不干脆再把赵姬送给子楚，作为更大的投资，于是便满足了子楚的这一无理要求。这时，赵姬已有孕在身，而吕不韦却向子楚隐瞒了实情。赵姬在怀孕十二个月以后，生子名“政”，这就是后来的秦王政。子楚得子，十分高兴，把赵姬立为夫人。当秦王政继位后，其母便成为太后。然而，太后旧情不忘，趁着秦王政年少无知，与身为相国的吕不韦私通。后来秦王政长大成人了，太后的**欲仍无止境，而吕不韦却害怕起来，担心有朝一日事发祸己。吕不韦为了从与太后的纠葛中脱身，物色到一个叫的人，把他冒充为宦者，送进宫中，献给太后，作为自己的替身。的性欲极其旺盛，太后对他喜爱备至，赏赐甚厚，封他为长信侯，以河西太原郡为其封地。由此而权倾一时，不仅有宾客千余人、家僮数千人，而且秦国“事无大小皆决于”。

秦王政亲政后，就有人向他告发与太后的丑行，并说缪毒还与太后生有两个儿子，都藏匿起来，准备在秦王政死后，以其子继承王位。秦王政遂下令进行调查，发现确有其事。闻信后，知道情况不妙，于是盗用太后玺，调动封地内的兵力，准备攻占蕲年宫，发动叛乱。秦王政发兵，很快平息了的反叛，杀死叛军数百人。及其亲信二十多人在逃亡中被捕，全被枭首。

其实，我们若能拨开这些历史表象，对秦始皇与吕不韦的关系作更深层的探寻，就会发现在他们活动的背后所潜藏着的相当深刻的历史动因：统治集团中的重视现实利益的政治家与顾及长远利益的思想家的矛盾与冲突。而这种矛盾与冲突，从根本上说，是两种文化选择的交锋。

前面已经谈到，吕不韦在登上历史舞台、执掌秦国大权以后，着重考虑、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怎样推进商鞅变法所开启的秦统一中国的事业？二是怎样改变商鞅变法所形成的大一统封建国家文化模式雏形的弊端？吕不韦当权之初，首先面临的任务是战胜来自东方各国的威胁，解决好第一个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而经过十多年的励精图治、艰苦征战，秦国统一中国已成必然之势，如何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提上了日程。如果说，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成功显示出吕不韦是一个才干卓著的政治家，那么，提出第二个问题的本身则显示出吕不韦又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思想家。

但是，第二个问题的解决要比第一个问题的解决困难得多。

当时，秦国还是生气勃勃的“真老虎”，秦国法家文化正显示着蓬勃向上的生命活力，大一统封建国家文化模式雏形中的弊端尚未被放大，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而且，这种弊端经过商鞅变法后一个世纪的发展，已融为秦文化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秦国上下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具有巨大的历史惰性力，是不可能通过一两次冲击而加以改变的。更为严峻的是，已经长大成人、即将亲理朝政的秦王政，对于这一文化模式雏形持完全肯定的态度。秦王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深受秦国法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在他看来，这种大一统封建国家文化模式，是使秦国在短短百年之间由贫弱而富强的法宝，也是使秦国迅速战胜东方六国、实现中国统一的法宝，不仅现在打天下要靠它，而且将来坐天下也要靠它。这么好的宝贝，怎么还有弊端？怎么还要改革？这种对历史经验的迷信和对现实政治利益的追求，造成了秦王政对这一文化模式雏形的强烈认同感，使其成为秦国法家文化传统的顽固的代表者和维护者。正是这样，在秦王政与吕不韦之间，分歧就不可避免了，裂痕就必然出现了。这是秦国统治集团中急功近利的政治家与深谋远虑的思想家之间的矛盾，也是秦文化的保守者与改革者之间的冲突。

这种矛盾和冲突，首先在思想领域里表现出来。秦王政顽固地维护秦国法家文化传统，对法家学说极感兴趣。他读了韩非的《书愤》、《五蠹》诸文，就大为赞赏，感叹道：“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而吕不韦也敏锐地感到了“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的威胁，决心从指导思想上入手，改造秦国法家文化传统，为未来的大一统封建国家设计新的文化模式。按照秦国制度，秦王政将于22岁时亲理朝政。吕不韦就在秦王政亲政的头一年——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主编了《吕氏春秋》，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试图以此来引导这位年青的君王。吕不韦还采取“一字千金”的悬赏举措，来树立《吕氏春秋》的绝对权威，对秦王政施加影响和压力。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不仅未使秦王政改弦更张，反而迅速激化了秦王政与吕不韦的矛盾。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秦王政亲理朝政，从吕不韦手中接掌了秦国大权。秦王政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清除掉那些能影响他的权力、妨碍他的意志的异己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与太后相勾结的和主编了《吕氏春秋》

的吕不韦，当然就成为首要的打击目标了。而事情又很巧合：

正是由吕不韦举荐入宫的。这样一来，使秦王政在剪除的同时，又找到了剪除吕不韦的口实，从而一箭双雕。可以设想，即使没有之事，秦王政与吕不韦的矛盾也还是要激化、要爆发的。

在这场不可避免的君臣冲突中，吕不韦使用的是笔，而秦王政使用的则是剑。这就决定了吕不韦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以败局告终。

秦王政在镇压叛乱后，即以举荐入宫的罪名株连吕不韦。按照秦王政的残暴性格，本欲直接置吕不韦于死地而后快。但他也有顾虑：一是吕不韦与自己父亲是患难之交，为其登上秦国王位立过大功；二是吕不韦深得人心，为他说情的宾客辩士太多。如果下手太快，恐为人心、舆论所不容，影响到自己统治的巩固。因此，秦王政采取了稍微缓和的手段。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秦王政免去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命其迁往河南的封地居住。在迁居河南的一年多时间里，吕不韦的影响仍然很大。一时间，前往河南拜会吕不韦的“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一个远离秦国政治中心、在政治上已无权无势的被贬之人，居然有那么多人来拜访他，大概只会为他的思想、为他主编的《吕氏春秋》所吸引了。这时的吕不韦，早已不是商人，也已不是政治家，而只是一个思想家了。

吕不韦的人生结果是什么呢？当听说吕不韦在河南仍受到人们的尊敬后，秦王政便在一封赐吕不韦的信中称：

“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

面对如此评论，吕不韦自知难免一死。公元前235年（秦王政十二年），在前往蜀地的途中，一代名相吕不韦饮下毒酒，悲愤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吕不韦死后，其宾客数千人，在未经朝廷批准的情况下，将他安葬于洛阳北芒山上。秦王政又以此为借口，对吕氏宾客大肆镇压：凡参加安葬活动者，如果是三晋之人，即驱逐出秦国；如果是秦国人，则夺去官爵，迁于房陵。即使是没有参加安葬活动的秦籍宾客，尽管不夺爵，但也要迁移。

人生曲折复杂。吕不韦由成而败，值得反思。问题在于：谁都不想成为失败者，但又怎样才能避免失败因素呢？

精锐点评：由胜而败皆在“欲望”两字上

对于失败者而言，往往并不是因为他的才智低于他人，而是因为他行动的动机隐藏着最大的错误因素。如果说吕不韦沟通术有什么错误，那是一种偏见，关键是他在与上下左右沟通时，目的发生了错误，所以最后大败。

人与人之间都要进行沟通，通过沟通就获得良性的人际关系，从而为成功铺好路子。因此，最聪明的人总是在人际沟通方面大动脑筋，在某些关键的人和事上狠下功夫，以此带动自己的“一盘棋”。

吕不韦本是个做生意的人，他在经商的过程中，悟透了人际沟通是保证他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力量，因此他骤然把“赚钱生意”变成了“权力生意”，开始运用“吕氏沟通术”突破一个一个难关，攻取一个一个人心，结果不得不以“扶持”皇帝为己任，显示出超人的智能和本领，获得了人生的成功！正如吕不韦私下对一幕僚所说：“与人失沟通之机，乃无大成之时。”但他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就是他总想膨胀自己的欲望。欲望这东西害人至深。如果不加以及时控制，就会导致人生大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