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攻陷上海，上海从此成为一座“孤岛”。

而爱玲所在的张公馆，因为没了母亲的存在，早成了一座“孤岛”。

她的世界，被强行分作两半：善与恶，神与魔。

不过，倒也不完全是黑暗。

有时，她喜欢在父亲鸦片的烟霭里，乱摊着小报，透着细碎的阳光跟父亲谈亲戚间的笑话，倒也和谐。她知道那时的父亲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父亲也是欢喜她的。

那时的她，还是有美好向往的，常在脑海里构建理想的未来：她希望自己中学毕业后去英国读大学；她还想学画卡通影片，到时把中国画风传播到美国去。

只是，对她而言这一切太过理想化。

接下来的现实，结结实实地将她的理想砸得稀碎。

因为，她的继母进门了。

在姑姑初次告诉她这个消息时，小小的她就哭了。她趴在夏夜的小阳台上，孤单无助地哭着。她看过太多关于后母的小说了，知晓天下后母皆一个样，恶毒是她们的代名词。

果不其然，应验了。

她的后母，跟她看到的那些恶毒后母没什么分别。

这个出身显赫、上海滩著名的七小姐（孙用蕃），脾气古怪，性格火暴，直到36岁才抓住爱玲的父亲这根婚姻的稻草，将自己嫁了。

她进入张家，很快就用自己的方式让爱玲的大小姐身份变模糊了。

爱玲的生活，就此陷入完全的灰暗。

仅有的和父亲的那点小欢喜，再也寻不见。

她为了将爱玲母亲黄逸梵留下的痕迹清除，不惜一切代价将张家大改造：搬家，清理屋子，换掉所有黄逸梵时期留下的用人；自然，对黄逸梵留下的一双儿女也明里暗里进行打压。

这些都被敏感的爱玲看在眼里。

尤其是那一箱子她送给爱玲的自己的旧衣，成了爱玲的噩梦。多年后，她写道：“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然而，继母的折磨光是这些也就罢了，她还有更恶毒的，随时伺机而来。

在爱玲中学毕业的那年，她的母亲回国了。爱玲一向亲近母亲，她自己虽没表现出开心，父亲却觉察到了。这于他是不可忍的，他想着多年来养活她、教育她，可她的心没在自己这一边，就生了无限恨意。后母这个人精也是会算计，总算逮住时机对付爱玲了。

学生时期的张爱玲

张爱玲父母（左二、右二）和姑姑（右一）及友人照片

她吃吃期期地，对父亲表达着自己想去留学的愿望，却被后母说成是母亲的教唆。如此一来，父亲更是恼怒。

此时，又发生了一件令矛盾升级的事情。

爱玲为躲避战事的骚乱，到母亲那儿住了两个礼拜。没承想，回来竟然招致后母的一顿数落，嚷嚷着她眼睛里没自己，随手就打了爱玲一个嘴巴。爱玲本能地要还手，谁知后母恶人先告状，一路尖叫着奔上楼去，嘴里大声喊道：“她打我！她打我！”

父亲对她心系母亲的恨意，瞬间被挑拨出来。他疯了似的对着爱玲一顿狂揍，末了还将她锁在家里。她撒泼哭闹想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未果，再次招致父亲的一顿打骂。她孤单寂冷，缩在一个空房子里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姑姑来说情，父亲却在后母的挑唆下劈头打过去，被打伤的姑姑进了医院，她则被彻底囚禁起来。

这一囚禁，长达六个月之久。她觉得自己“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看到的全是“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她本觉得父亲不会真的杀了自己，可一场痢疾让她真切地靠近了死亡。父亲不给她请医生，任她那么病着，她这一病就是半年，“躺在**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朝，哪一代”。死亡，离她如此近，如同猛兽随时要把她吞噬一般。

她感到深深的无望，并在无望中决定出逃。

那个冷冷的黑沉沉的夜，她“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去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

她是这样小心翼翼。时过境迁，她自己回想起来，会觉得那时的自己是多么滑稽。

那一年，她只有18岁。

逃出父亲的家，她投靠了母亲。

然而，母亲虽接纳了她，却未能给她一直渴念的温暖。母亲是想爱玲可以做个淑女，也刻意往淑女的方向培养她，然而，这对长久孤冷度日的爱玲来说，太难了。

因此，没多久，她们母女间也有了隔阂。

生活，遂又坠入另一个“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