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情里煎熬的萧红，亦是幸运的。

那际，他们因时局乱动来到了上海，而有缘结识鲁迅，并因着鲁迅的关怀，二人在文坛站稳了脚跟。他们不必再忧心衣食了。萧红更是在1935年底出版了让她被赞誉之声包围的《生死场》。然而她为情所困，即便掌声雷鸣又如何，凄凉酸楚也只能自己独咽。

她有时徘徊街头，也常去鲁迅家，身体很差，并早生了华发。

1936年7月，感情变淡的两人决定暂时分开一年。

然而，距离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裂缝。萧红一去日本，更是孤寂无聊，几番生病，又抽上了香烟。对萧军的思念亦深，长久地浸在如蛇缠绕的想念中。只是，萧军并非如她这般，他很快跟萧红初到日本之际同住的好友许粤华有了新恋情。这一次萧红的心被伤得彻底，她生出万般的落寞绝望，写下“我的胸中积满了沙石”“烦恼相同原野上的青草，生遍我的全身了”这般森冷的句子。

尽管萧军和许粤华因为道义有亏而没能真正在一起，回到上海的萧红却无法原谅他们。她身心的创痕已深，心情糟糕至极。这样的她也让萧军生了深深的厌倦感，他觉得萧红“如今很少能够不带醋味说话了，为了吃醋，她可以毁灭了一切的同情”！对这段感情，他也感到幻灭，觉得萧红跟寻常女人到底并无两样了。

爱情里，一旦生了厌，就无法长久了。

那时，他们和许粤华一起到了武汉，并结识了因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颇受文坛瞩目的端木蕻良。他们四人曾像兄弟姐妹般亲密，端木起初没有住处，还跟萧红夫妇同床挤过一晚。

曾就读于清华历史系的端木蕻良，斯文秀气，跟粗犷豪放的萧军个性迥异。他对萧红亦好，更有深深的仰慕，加之那时的萧军经常贬抑萧红，所以萧红对端木渐生好感，曾在他桌上写下“恨不相逢未嫁时”，并几次念给他听。

这个为爱而生的女子，再次成了爱情的奴隶，为了爱端木蕻良，她果断地跟萧军分了手，尽管此刻她肚子里已怀上了萧军的孩子。到底是日子久了，见多了冷酷及无情，情缘再难继续。

1938年6月，她和端木蕻良回武汉举办了婚礼。

在汉口大同酒家，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嫁给了端木蕻良。然而，他们的婚礼并没有得到多少祝福。大家对“两萧”的离异感到惋惜，并且大多数朋友都谴责端木为第三者。

在结婚之前，萧红曾对聂绀弩说过，端木是个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都在那里装腔作势。即便是这样的人，她还是选择跟他在一起，只因，在兜兜转转中，她明白了自己这一生所要的只是暖情、平凡的日常人家生活。

那个写尽奇情故事的李碧华曾森然写过：“一个女子，无论长得多美丽，前途多灿烂，要不成了皇后，要不成了名妓，要不成了一个才气横溢的词人……她们的一生都不太快乐。不比一个平凡的女子快乐：只成了人妻……”

这话，仿佛要穿越了去说给那时的萧红听。

只是，这一次的萧红也未能如愿做个平凡快乐的人妻。

时间最能验证两个人的感情，渐渐地两个人性格上的差异显现出来。

萧红在相处之中，发觉了两人的个性差异带来的坏感觉。他们都感到失落与幻灭，婚姻生活因这样的失落和幻灭而失去了平凡之美，剩下的尽是怨尤了。萧红尽管非常倔强和勇敢，但是她依然渴望丈夫的呵护与温存。可是，端木因从小就受到家人的照拂和溺爱，更为需要依赖对方，生活能力也很差，更不懂得如何关爱呵护妻子，反过来常常要萧红为他操心受累。

这样的端木，是给不了她安稳的。

人说，女子若是逢着一个不体己贴心的男子，便是顶顶不幸的事。看萧红遇见的男子，即知这话里的道理。

在和端木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说：“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她与他结合，本是要过平凡人的生活，只可惜他似不食烟火而懦弱的人。

时局动乱，他们逃到远离战火的香港，这里虽然海阔水清，鸟鸣花媚，她却难解孤独、抑郁之感。她的身体状况愈加糟糕，肺结核也越来越严重，她心里更多了不安，每次端木出门，她都担心自己被遗弃而心生绝望，等到他回来才能心情平复。

在惶恐中，她又开始转向另一个男人，将其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这个男人是她弟弟的朋友，小她六岁的东北作家骆宾基。骆宾基受过端木的帮助，于是答应留下照顾病中的她。怯弱的端木因此得以脱身。

年轻的骆宾基断是无法爱上病入膏肓、神经质的女作家的，他只是情非得已地照顾她。他曾这样忿忿地写道：

“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之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旁了。而与病者同生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文字里尽是他对端木的不负责任的愤怒。

想来，她于凄凉的一生，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依赖的男人，然而终不可得。

萧红（右一）、萧军（右二）和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