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婚姻陷入蛾、蟑螂、蚊蚋、苍蝇、金龟子的窠臼时，王映霞的寂寞就如蚁一般，开始蚕食她漫长的时光。

如何，才能蹚过这寂寞呢？

她选择经营她的社交圈。

于是，她开始款待宾朋，于夜夜笙歌里度日。

彼时，他们已经入住“风雨茅庐”。

“风雨茅庐”，是郁达夫拿出全部积蓄建造的。

他本要在此栖息，于清风霁月下安然终老的。可是，“茅庐”建好，只见女主人盛装出席、夜夜笙歌，不见他们二人的花前月下。

去往“茅庐”的人，多是达官名流，他们轻车熟路地来此饮酒品茗，在欢声笑语里消磨掉一个又一个的下午或黄昏。

这座幽雅宅院，俨然成了一个高级俱乐部。

关于这段生活，王映霞曾如是回忆说：“从此，我们这个自以为还算安静的居处，不安又不静起来。比如，今天到了一个京剧名角，捧场有我们的份；明日为某人接风或饯行，也有给我们的请帖……我这个寒士之妻，为了应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由疏而亲，由亲而密了。所谓‘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正是我们那一时期热闹的场面。”

不久，关于“风雨茅庐”的各种传闻日盛。

彼时，远在福建任职的郁达夫听闻此情，万万没想到自己花费半生积蓄辛苦营造的“风雨茅庐”，竟将成为自己婚姻的坟墓。于是，速速写信催促映霞与他到福建同住。

映霞是去了，但是仅仅住了三个月，便以水土不服为由回了杭州。

这之后，才是他们婚姻的劫难。

回到杭州不久，因时局混乱，映霞携家人避难于浙西的丽水。在这里，映霞与时任浙江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狭路相逢。许为郁达夫的留日同学，曾过往密切，时其妻已逝，带着三个孩子，因两家孩子常在一起玩耍，与映霞关系愈发亲近。

随之，关于他们之间的种种，亦众说纷纭。

自然，这些又传到郁达夫的耳中，于是，他亲到丽水将映霞及儿女一起接到武昌。然而，一次争吵又让映霞离家出走。

由此，引发了一场婚姻之中的“地震”。

始终找不到映霞的郁达夫，日日在家借酒浇愁。在一番翻找之下，竟发现了许绍棣写给映霞的三封来信。读后，便认定映霞仿着卓文君与她的“司马相如”私奔了。加之他冲动的性格，便不问原由地在《大公报》上刊登“寻人启事”曰：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金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郁达夫谨启。”

难怪他会这样写，在这之前，因为许绍棣对映霞的百般殷勤，关于他们的暧昧传闻早已弄得满城风雨，所以寻不见映霞的郁达夫才这般笃定地认为。

其实不然。

王映霞当时只是去了她的朋友曹秉哲的家里。

翌日，当她看到那则“寻人启事”时，不禁勃然大怒。她发誓，若要她回去，郁达夫必须在《大公报》上刊登道歉启事。事后郁达夫自知理亏，不得不在报上刊登“道歉启事”：“达夫前以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登报招寻启事中，诬指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深致歉意。”

只是，他们的关系如同破碎的镜子，终难重圆。

戏剧大师曹禺说过，“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不相疑，才能长相知”。爱情里若是生了疑，便就没了“长相知”可寻。

在后来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隔阂裂痕更是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终于，映霞因不堪夫妻关系恶化，一度只身远赴印尼廖内岛的一所学校担任教员。后来，因不习惯岛上的艰苦生活，于一学期后又折返到了新加坡。

王映霞与郁达夫

碎了的爱情，却是无法回到最初。

再后来，郁达夫做了一件事，终于把他们的婚姻推向了破碎边缘。

1939年，时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的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了著名的《毁家诗纪》，包括有详细注释的19首诗和一首词。文字功底了得的他，再次向公众披露了他和王映霞之间的恩怨情仇，以及王映霞红杏出墙的种种罪证。

是爱之深，还是恨之切，还是其他，我们不得而知，他作为一代才子为何总是喜欢将他俩的爱情是非搬到台面上，让世人观之呢？

一时又是闹得满城风雨。

这一次，王映霞坚定了自己离开的决心。

被毁得无以苟活，那么就离开吧！

1940年3月，他们在新加坡协议离了婚。

十二年漫长的岁月，恩爱不多，甜蜜亦不多，多的是狗血的怨恨、报复、指责。

真是应了那句：相爱容易，相处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