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竞争是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最伟大的一出历史活剧。这两个政党，本是一对亲兄弟：中国国民党是“兄”，成立于1919年10月10日[1]；中国共产党是“弟”，成立于1921年7月。尽管出生有先后，成分和意识形态也有很大差异，但两党无疑都是以“救国”为奋斗目标的，而且都曾深受列宁时代苏联政治文化的影响，既奉行共同的布尔什维克化的组织原则，也都坚定不移地遵循暴力革命的政治路线。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共性，两党在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中曾经有过两度合作，为赢得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过许多共同的努力。然而，主要是由于土地政策和建国方略上的尖锐对立，国共关系的主导面终究还是对抗，而这种对抗实际上也就是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同时我们也知道，权力的争夺，在自由民主的政治文化尚未养成的社会条件下，通常都只能是一种你死我活的血腥格斗，鲜有妥协调和的余地。于是国共之间的矛盾便造成了这样一个严重的历史悖论：本来两党孜孜以求的都是“救国”，然而它们的实际作为却似乎适得其反，是在“祸国”——因为它们之间的殊死对抗只能造成国家的分裂割据，而在这种内战状态下，人民不仅无法享受现代国家自由公民有尊严的政治生活，即使最基本的生命财产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

那么怎么办？让两党深明大义，放弃对抗而精诚合作？人们曾为此努力过，结果证明这根本不可能。让其中一个党自动投降，向另一个党俯首称臣或干脆自行解散、放弃存在的权利？长期居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当然不会这样做，它倒是很想让中共这样做，结果证明那不啻痴人说梦，共产党若不是宁折不弯那也不叫共产党了。于是情势就十分明朗了：摆在中国面前的事实上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两党通过武装斗争一决雌雄，继续按“成王败寇”的传统规则来淘选新中国的政治领导核心。尽管由此产生的必然是某种实质上的“一党专政”，这和现代政治民主化的革命目标相距甚远，但是没办法，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即中华民族国家的构建，只能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去实现。也许用这种方式来完成革命的第一步任务会带来一些严重的后遗症，它将为革命的第二步任务即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从而最后完成中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预设下不少障碍，但既然民族国家是政治民主化不可或缺的基础，那么为夯实这个基础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应该是值得的。事实上不管革命的第二步任务有多难，那也总归比让整个民族在没完没了的内战中受煎熬好得多。而且，尽管这个第二步可能会很难走，但还是有希望实现的，因为国共两党毕竟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造反者，他们多少都已经接受过现代文明的洗礼，对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等现代价值都有了基本的认同，同时还受到时代潮流、国际舆论的深刻制约和影响，所以不论哪个党在竞争中获胜，他们自觉不自觉、或主动或被动地，都会向民主化这个革命的最终目标蹒跚前行。

总之，中华民族新生的希望似乎只能到内战的连天烽火中去寻觅。而历史终于在1949年做出抉择：由中共来主导整个民族的命运。从此史学界便有了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为什么是年轻且长期处于弱势的中共，而不是资格更老、实力更强的国民党，能够在这场世纪竞争中胜出？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多从道义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认为中共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它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愿望，“得民心者得天下”；而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则是因为它行为失范、贪污腐败、祸国殃民，“多行不义必自毙”。这种解释当然不无道理，因为它基本上是合乎事实的。实际上蒋介石本人对于这种看法，在痛定思痛之后，也是颇有同感的[2]。而笔者在这里想提出的一个新的命题则是：中共能够打败国民党，那是因为中共实施的是一种原汁原味的法国式革命暴力。

所谓法国式的革命暴力，如前所述，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一种特别暴烈因而也特别高效的暴力形式。而其之所以特别暴烈，又全是因为那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这两种斗争同时存在并复杂缠结的结果。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中当然也有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的问题，但那里的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显然不像在18世纪法国那样突出：由于下层平民尤其是城市下层平民的力量尚未发展起来，结果英国革命主要是结成联盟的上层平民（通常被称作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英国贵族的主要成分，基本上已经商人化）与绝对王权之间的一场争斗，而这场争斗多半也只能算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冲突；而且由于没有受到任何外来武装干涉的威胁，英国革命也几乎完全没有民族斗争的内容（克伦威尔对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战事应与革命无关，那只是一种以强凌弱的非正义战争）。至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革命，众所周知那几乎是一场纯粹的民族斗争，或者说是新生的美利坚民族针对统治和压迫他们的英吉利民族进行的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而当时在旧大陆正愈演愈烈的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在这里是完全不存在的。法国大革命特殊暴烈性的主要秘密也许正在这里：和只有模糊的阶级斗争含义而毫无民族斗争内容的英国革命不同，也和只有民族斗争的内容而毫无阶级斗争色彩的美国革命[3]相异，法国革命是一场必须“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一把抓的革命。这里，平民和贵族势如水火，这种你死我活的阶级对抗由于贵族集团特有的国际勾连还势必发展成不可调和的民族对抗。旷日持久地为内忧外患所困扰的法国革命者，自然会滋生出极其强烈的危机意识，会时时刻刻在心中把“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这两根弦绷得紧紧，时时刻刻感到“祖国在危急中”，因而也就更易于诉诸最极端的革命暴力。

我们已经知道，自谭嗣同以来，包括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中国革命者，都希望在中国来一场这种法国式的暴力革命，因为他们认定这是克服中国民族危机的不二法门。然而，就国共两党而言，他们是否都了解法国大革命这种特殊暴力现象的内在机理呢？

在国民党方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为这个党始终认为，在中国革命中，“阶级斗争”纯然是个虚构，实际存在的只有“民族斗争”（也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走狗——军阀）的问题。实际上国民党的社会理论，自孙中山以来一以贯之的特点，就是根本否认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孙中山本人的观点，似乎很接近当今欧洲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在他看来，“社会进化”的原因绝不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是“阶级战争”，因为“照欧美近几十年的社会上进化的事实看，最好的是分配之社会化，消灭商人的垄断，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增加国家的财富，更用这种财富来把运输和交通收归公有，以及改良工人的教育、卫生和工厂的设备，来增加社会上的生产力。[这样]资本家固然是发大财，工人也可以多拿工钱，……这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协调，不是相冲突。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4]

孙中山在理论上显然是幼稚的，因为他甚至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欧美各国照顾劳动者利益的社会民主政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人反对资本剥削的“阶级斗争”的一个成果。而且孙中山的言说似乎缺乏逻辑一贯性，因为他还在许多场合说过下面这样的话，其中多少承认了欧美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正当性，只是仍断然否定当时中国有阶级斗争的存在：

“今日最富强的莫过英、美，最文明的莫过法国。英是君主立宪，法、美皆民主共和，政体已是极美的了，但是贫富阶级相隔太远，仍不免有许多社会党要想革命。盖未经社会革命一层，人民不能全数安乐，享幸福的只有少数资本家，受痛苦的尚有多数工人，自然不能相安无事。[……]今试设一问，社会革命尚须用武力乎？兄弟敢断然答曰：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必用武力。[……]中国原是个穷国，自经此次革命，更成民穷财尽，中人之家已不可多得，如外国之资本家，更是没有。所以行社会革命是不觉痛楚的，但因此时害犹未见，便将社会革命搁置，是不可的。”[5]

——孙中山这里说的“社会革命”，指的是他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主张的贯彻，其手段也就是他一贯鼓吹的“平均地权”（所谓“耕者有其田”）。总之在中山先生看来，在中国革命中仅贯彻“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是不够的，还必须不失时机地贯彻“民生主义”，即通过“平均地权”来防止中国出现欧美那样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而在尚无阶级分化的情况下实行“平均地权”，自然也就无须搞什么阶级斗争。这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革命”完全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来完成。

孙中山之后主导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蒋介石，虽然似一度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和孙中山有明显分歧，但这种分歧毕竟只有外表的性质。[6]如果说蒋与孙的观点真有什么分歧的话，那也只是孙完全不承认中国有阶级分化，而蒋则承认中国刚刚有了一点阶级分化而已，至于在这时的中国能不能搞阶级斗争，蒋与孙的看法则是完全一致的，比如蒋在1929年的一次讲演中就这样宣称：

“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阶级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阶级也不过粗具阶级的雏形，阶级的对立，既不明显，阶级的利害，自然没有什么冲突，阶级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阶级的利益，打倒别阶级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阶级的利益，打倒许多阶级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以社会全体的利益为前提而消灭阶级的区别，不应该以阶级的利益为前提，促成社会的分化。这是从中国的社会状况，说明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不适于中国。无论就打倒帝国主义说，或解放农工说，中国都不能采取阶级斗争。”[7]

很显然，孙、蒋反对在中国实施阶级斗争，根据的是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前提：阶级分化只是“近代产业发达”的后果，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既不存在或不明显存在阶级分野，阶级斗争自然也就只能是人为的虚构。毋庸赘言，纯然是由孙中山独创的这种“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国民党政治文化，不仅截然对立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史观，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为国民党自己所推崇的法国革命政治文化。

对比之下，中共的政治文化和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就要贴近得多了。

尽管在共产国际时期（1919-1943），作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中共曾高喊过“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其实际含义是忠于斯大林苏联）的口号，但人们熟知，在实际行动上中共却从未真正成为苏联的仆从，无论在斯大林时代还是后斯大林时代[8]。应该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是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基本奋斗目标的。尤其是思想意识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本人，尽管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始终是一个极富于民族自尊心的民族主义者，他领导的革命首先是一种争取民族解放或独立的斗争。所以，在坚守民族斗争立场这一点上，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无二致。

那么为什么国共会发生矛盾，而且这矛盾还会发展为势不两立的对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共同时还有另一个坚定的政治立场——要搞阶级斗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阶级斗争问题在中共那里比民族斗争问题更为重要[9]，因为那涉及的是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都必须坚持的最终奋斗目标。这就不能不同国民党的政治理念，乃至同国民党主要社会基础的政治经济利益，发生尖锐的冲突。

中共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立场从一开始就是鲜明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如李大钊、陈独秀、朱执信等，都准确无误地传达出了“阶级竞争说”是马克思全部理论的核心要素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并强调这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利器；而毛泽东这位中共革命最主要的领导人则坦言，他在初涉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感到它虽然说得很在理，但离中国的实际太遥远，因而“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10]

至于中国有没有开展阶级斗争的现实基础，即中国是不是真有“阶级”存在这个在当时中国知识界争议极大的问题，中共的早期领袖们的回答也是断然的肯定。如陈独秀就断言：“中国的资本家虽然没有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但也不能说中国产业界没有纯粹资本作用（如地租、房租、债息、股票之类），不能说中国社会经济的组织绝对不是资本制度，不能说中国各都会各商埠没有财产工商阶级，不能说中国那一省那一县没有大地主，不能说中国没有多数无产劳动穷苦不堪之人”[11]。毛泽东则坚信：“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详细点分析则有五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拿农村来说，大地主是大资产阶级，小地主是中产阶级，自耕农是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是半无产阶级，雇农是无产阶级。……五种人各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因此对于现代的革命，乃发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中立，参加革命和为革命主力军之种种不同的态度。”[12]显然，毛泽东的这种阶级划分带有很大的实用性：尽管它也在努力地套用着马克思的术语，但马克思十分重视的阶级与生产方式的关联问题却在这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实际上毛只是在简单地根据人们的经济状况来划分阶级，其目的则是为了摸清各类人群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以利实现自己的革命图谋。以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眼光来看，毛的这种“阶级理论”也许有点不伦不类，但它恰恰显示了一种可贵的求实精神，以及一种卓越的理论创新能力，而中共注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科学传统，也正是由此发端的。总之，依据毛泽东的这套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现在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中国固然既没有孙中山所说的那种近代西方社会的“大贫大富”，也没有马克思所谈到的那些西方阶级矛盾的经典形态（像奴隶主与奴隶、封建主与农奴、资本家与工人之类），但这种表面上的差异终究掩盖不了当今人类社会阶级存在的普遍性。有人群就有贫富贵贱的差异，而差异就是矛盾，就会引起对立和斗争，所以即使中国社会真的像孙中山说得那样只有“大贫小贫”的差异，那“大贫”与“小贫”之间也实际存在着阶级斗争。

由于马列主义一般都强调阶级矛盾不可调和、阶级斗争具有你死我活的对抗性质，故而毛泽东的这种带有中国农民式的素朴特点的阶级论，极容易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黑暗局面，事实上它也的确构成了后来中共的许多极左冒进行为的思想源头，从而严重损害过中共的事业。只是从另一方面，人们又必须承认，若没有毛的这个阶级论，中共在1949年的胜利将根本无从设想。

193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共建党以来由弱变强的原因时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那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共产党人》发刊词”）。十年后，在中共即将夺取全国胜利之际，毛又一次提到了这“三大法宝”，只是顺序正好掉了个个儿（《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13]

“三大法宝”顺序的颠倒意味深长，因为中共的地位的确已今非昔比了。但同样的“三大法宝”依旧一个不能少。不过，为什么总要强调这“三大法宝”呢？是因为它们是中共独有的斗争利器吗？事实好像并非如此。党，军队，统一战线，这三样宝贝国民党无所不有，或者说国民党都曾认真使用过，只是结果证明，它们在国民党手里好像总不像在中共手里那样灵验。那么为什么这三样宝贝偏偏在中共手里才特别灵验呢？原因无他，乃是因为这三大法宝在中共那里各自都多了一个共同的灵魂，那就是阶级斗争意识。

首先，正是因为要进行无时不有、无所不在而且极为严酷的阶级斗争，中共才有对于“纪律”问题的高度重视；也正是因为特别强调守纪律，中共才得以维持一套严密的组织系统，才会凝聚起无坚不摧的战斗力。所谓“纪律”，实源自俄国布尔什维克民主集中制的建党理念，它首先强调的是“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服从领袖的绝对权威，收到了消除内部派系矛盾、实现全党意志统一的奇效。

众所周知，国民党在组织方式上也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政党，也以民主集中制（按国民党“一大”通过的“纪律问题”案的表述，是为“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为其组织原则，只是它始终没有能够像中共那样在内部确立起“纪律”的尊严[14]。连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都承认，国民党军队打败仗是因为它极度的腐败，而军队腐败的根源又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败，“我们的力量完全流于表面形式，而实际内容却空虚到了极点。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淘汰了”；而且蒋介石这时也认识到，国民党之所以会烂成这样，和它从来没有像中共那样搞过整风有很大关系，并因此决心借鉴延安整风的某些经验，对国民党进行一次改造。[15]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国民党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的这次改造，虽然没有采取类似中共的那种“阶级战争”方式，但还是比较有效地整肃了党纪，提高了执政能力。对于毛泽东的治党本领，蒋介石终于自叹弗如了，但他恐怕永远也认识不到，毛的治党本领之所以比他高，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毛的思想深处有一种他所没有的“阶级斗争意识”。

其次，在开展对敌武装斗争方面，中共军队能够从无到有、由弱变强，靠的主要也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我们知道，大规模民众动员作为现代战争的重要手段是法国革命者首先创造出来的，而“阶级斗争”又是实现这种动员的必要条件，因为那需要牺牲（至少是部分地牺牲）富人的财产权以保障穷人的生存权。雅各宾派主要就是通过颁布一系列满足穷人要求的土地法令和生活必需品最高限价法令来实施这种动员的。当然，倡导“民族斗争”也是实现这种动员的一个重要途径，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后来的所有民众动员现象其实都离不开这一因素，但最有效、最彻底的民众动员终究还是需要诉诸“阶级斗争”——这应该不难理解，因为唯此才能把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由此可见，在民族民主革命时代相互竞争的各个党派中，只有那些既承认民族斗争又承认阶级斗争的政党，才有可能实施最广泛的民众动员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不言而喻，中共便是这样的政党而国民党不是。人们熟知中共是怎样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这些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政策，来赢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对其战争事业的支持的。其中最突出的例证当是“解放战争”期间的淮海战役。在这场中共以60万兵力全歼装备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队的战役中，江苏、山东、安徽、河南四省的解放区共出动民工543万人，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1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只8539艘，并筹集粮食9.6亿斤，其中4.3476亿斤运送到了前线。[16]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18军军长杨伯涛也有这样的证言：他在被押往后方途中——

“但见四面八方，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行人如织，呈现出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支援解放军作战的伟大场面。路上我们经过一些市集，我从前也打这些地方经过，茅屋土舍，依稀可辨，只是那时门户紧闭，死寂无人，而这时不仅家家有人，户户炊烟……还看见一辆辆大车从面前经过，有的车上装载着宰好刮净的肥猪，想是犒劳解放军的。我以前带着部队经过这些地方时，连一撮猪毛都没看见，现在怎么了，真是怪事。通过村庄看见解放军和老百姓住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欢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与军装制式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限。”[17]

可见中共在同国民党决战的时候，已经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把广大解放区的农民真正团结到了自己的周围。

在解放战争期间，由于坚持了阶级斗争的理念，中共还得以通过一种“新式整军运动”来提升士气和扩充军队，这也是中共能够在军事上迅速击败国民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该运动全称为“诉苦（即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是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在1947-1948年之交的冬季创造的经验，后被迅速推广到全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毛泽东如此欣赏这一经验，自然是看到了它有提高军队战斗力之奇效：整军之前西北野战军一次最多只能歼敌两个旅，之后就能一次歼敌五个旅了！盖因“诉苦”“三查”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18]而此经验推广至全军后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也的确没有出乎毛之所料。此外，该整军运动还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副产品，那就是尽管残酷的战争造成了部队的大批减员，解放军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战越多。如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开始时只有36.9万人，战役期间伤亡10.5万人，可是到战役结束时，其兵力竟增至55.1万。[19]补充进来的新兵，不少是翻身农民，但大部分（约三分之二）是所谓的“解放战士”，也就是来自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兵——须知这些“国军”老兵很多都是训练有素的战士，尤其是会使用很多中共士兵从未接触过的、刚刚从战场上缴获的美式武器装备，他们加入中共军队对于国共军力对比的影响自是非同小可。[20]而这些俘虏之所以能调转枪口炮口为中共作战，一方面是为中共土改运动所感召，同时也是在“新式整军运动”中接受了“阶级教育”的结果，总之都是中共阶级斗争理念的胜利。据有关文献记载，中共在淮海战役中进行战地休整时，特别重视政治工作：“除了对敌军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外，还不断地对全体指战员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本着新式整军的精神，开展诉苦和三查运动，整顿组织纪律，训练新战士并溶化俘虏。……使全体指战员不断提高阶级觉悟，都充分懂得为什么作战、为谁作战，个个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准备彻底消灭敌人。”[21]据有关专家最近的研究，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主要就是用这种阶级教育的办法，总共消化和改造了177万国民党起义和投诚官兵，由此源源不断地为战斗中的解放军提供着新鲜血液。[22]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统一战线问题。对于在1949年前的国共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的中共而言，这个问题实具有格外的重要性（所以才被当时的毛泽东列为中共三大法宝之首）。应该说在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中，曾有过两种统一战线：一种是由国民党主导的，存在于两次国共合作时期，那是一种民族统一战线，分别以军阀和日本侵略者为斗争对象，或者说以反帝或争取民族解放为主要诉求；另一种是由中共主导的，那可以说是一种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具有既反帝也反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无论哪一种，对于中共来说都是发展壮大自身并实现自己的政治图谋的重要工具。历史表明，在毛泽东主事之前，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不成功，之后则一路辉煌：通过巧妙利用各敌对营垒之间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纵横捭阖，借力打力，一度濒临绝境的中共不仅转危为安，还渐渐发展成为中国革命的唯一中坚。成功的原委何在？毛个人高明的谋略艺术固然重要，但阶级斗争理念在其中的关键意义仍不容忽视。

不言而喻，统一战线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寻找政治盟友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革命事业究竟有多么重要，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洞若观火。《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最初发表于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那么怎样才能分清敌友呢？在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的毛泽东看来，这只能借助“阶级分析”了——“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经过分析，毛得出的结论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23]看来，阶级分析方法的妙处，主要就在于它能够越过社会中复杂纷纭的个体的层面，通过经济状况（贫富差异及其缘由）的对比，对全部社会成员进行分门别类的群体划分，从而把一个看上去混沌不清、杂乱无章的社会描绘得井井有条，于是革命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种社会力量的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区分敌友时也就可以成竹在胸了。毛泽东的“阶级分析”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并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术语（如“半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就是他自己的创造，其所指主要是中国的贫苦农民），但也惟其如此，它更准确地揭示了当时中国各社会群体的实存状态，从而为中共寻找革命盟友的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实际上，毛泽东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为自己的政治谋略艺术，同时也为中共后来的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一个科学的基础。

其实，同为“布尔什维克化”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也不是不知道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在北伐战争期间，孙中山实施过“容共”（即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蒋介石还进一步提出过“联共”的主张[24]，说明国民党也曾积极寻求过政治盟友。干革命总是人多一些才好，这个道理国民党一样明白。只是很可惜，由于根本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因而也不可能懂得阶级分析对于政治结盟的指导意义，国民党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条能为己所用的统一战线。

由此可见，中共之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中共坚持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路线。正是由于始终不渝地贯彻了阶级斗争的理念，中共在革命中才得以像法国革命者那样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它所行使的暴力也才得以像法国革命者行使的暴力一样所向披靡。所以说中共的胜利，某种意义上也是法国式革命暴力的胜利。

[1] 如果从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算起，则中国国民党的生日还可以上溯至1891年11月24日，但从这时直到1919年10月10日这个时期，应该说只是中国国民党最后成形之前的一段“前史”：1905年8月20日，由孙中山倡议，兴中会和1903年11月4日成立的华兴会（会长黄兴）、1904年11月成立的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同盟会，但该组织自袁世凯当政后便陷入分化；1912年8月5日，同盟会和几个小党联合组成国民党，但“二次革命”失败后即又分崩离析；1914年7月孙中山召集部分国民党党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最后于1919年10月10日将之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2] 参见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载《党史纵横》2007年第6期，第58～60页。

[3] 当然，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看法，也可以说美国革命也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是美国资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阶级斗争。但这种“阶级斗争”显然没有这个概念一般意义上的“国内阶级冲突”的含义，而是以“民族解放战争”为具体表现形态的，这更接近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斗争”的概念。

[4] 孙中山：“民生主义四讲”，见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247页。

[5] 孙中山：“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见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下），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612～613页。认为中国没有欧美式的阶级斗争的意思，孙中山在另一篇演说中说得更直白：“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中国的大资本家在世界上既然是不过一个贫人，可见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我们要把这个分别弄到大家平均，都没有大贫，要用什么方法呢？大概社会变化和资本发达的程序，最初是由地主，然后由地主到商人，再由商人才到资本家。地主之发生，是由于封建制度。欧洲现在没有脱离封建制度。中国自秦以后，封建制度便已经打破了。当封建制度的时候，有地的贵族便是富人，没有地的人便是贫民。中国到今日脱离封建制度虽然有了二千多年，但是因为工商业没有发达，今日的社会情形还是和二千多年以前的社会情形一样。中国到今日，虽然没有大地主，还有小地主。在这种小地主时代，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民生主义四讲”，见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第257～258页]。

[6] 蒋介石的早期思想似乎相当激进——比如，虽明知孙中山反对在中国实施阶级斗争的观点，蒋却公开主张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同时并举：“现在世界只有二种斗争，一种是民族斗争，一种是阶级斗争”，并认为民族斗争就是被压迫民族求独立的斗争，阶级斗争就是被压迫劳动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中国的革命，要在阶级斗争之中，来求民族独立；在民族独立之中，来求革命成功。”（1924年2月17日的讲演，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06～107页）但在内心深处，这时的蒋介石其实根本没有背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例如他在1925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就这样指出：我们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就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明白地说，就是打倒资本家，反对大地主。这明明白白是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的。……所以民生主义到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见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第108～109页）显然，这跟孙中山的这一经典说法：“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民生主义四讲”，见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263页]，唱的还是同一个调子。

[7] 蒋中正：“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出席长沙市民欢迎大会讲演），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391页。

[8] 参见高华：“民族主义乎？国际主义乎？”，www.fyjs.cn/viewarticle.php？id=101334，2009-12-26。

[9] 毛泽东后来明确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见毛泽东：“呼吁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载《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第一版）

[10] 参见王也扬：“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第5页。

[11] 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450页。

[12] 转引自姜义华：“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载《史林》，2007年第1期，第7页。

[13] 参见徐庆全：“‘统一战线’成就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0月25日（TM01）评论周刊封面。

[14] 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3～64页。王奇生的研究表明，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强调集权和纪律。例如，1924年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党章基本上是照抄俄共1919年的党章，而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党章却比1919年俄共党章规定得更细密、更严厉。俄共党章内有关“纪律”的条文列有4条，而中共党章中有关“纪律”的条文列有9条。而且中共在党章之外，还通过了一个组织章程决议案，内中强调“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并在党章之外规定了7项组织纪律的原则，如“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在国民党的党务法规中从未见有类似的严格规定，尽管国民党改组后也强调集权和纪律，但与中共相比仍逊色不少。——由此看来，由于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国民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充其量只是对俄共组织原则的一种形式上的模仿；而中共之所以比俄共更重视纪律问题，则可能与中国革命中有组织讲纪律的工人阶级人数更少有关。

[15] 参见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以及许福明：《中国国民党的改造（一九五○～一九五二）——兼论其对“中华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第46页。

[16]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淮海战役》，第三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359页。

[17] 转引自刘统：《华东解放战争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6页。

[18] 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1189页。

[19] 参见粟裕：《粟裕回忆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第二十章“粟裕谈淮海战役”（5），引自梦远书城，www.my285.com/zj/zgxd/syzz/133.htm。

[20] 参见陈毅：“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陈毅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236～258页。

[21] 刘广志：《淮海战役》，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0～91页。并参见刘统：《华东解放战争纪实》，第18章“化敌为友”（第270～286页）。

[22] 参见高戈里：“起义投诚百万‘国军’的归宿”，载《文史精华》，2002年第4期。

[23]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3～9页。

[24] 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