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中曾提到，20世纪的中国革命曾深受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影响。实际上从一开始，中国革命者就迷上了法国革命的历史，并决心以同样的方式在中国进行一场革命。但这种对法国革命的迷恋究竟缘何而起？事情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除了法国革命以民主制取代君主制的目标之外，中国革命者对这一西方历史事件最欣赏的方面不是别的，恰恰是它的那种嗜血的行为方式。表现出这种态度的最早也最著名的人物是谭嗣同，光绪皇帝的主要改革顾问之一。他实际上是中国革命最早的先知和倡导者，也是中国革命最早的殉道者之一。从法国大革命血淋淋的景象中，他看到的与其说是令人厌恶的恐怖，不如说是发人深省的启示。鉴于晚清的保守势力占有压倒的优势、和平改革根本就行不通这一事实，谭嗣同深信只有一场像法国革命一样暴烈的革命才能救中国。所以他对法国革命的暴力行为有这样的赞誉：“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夫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19]转而环视当时中国的现实，谭嗣同对法国革命的这种“流血”意象不禁更加心驰神往，以至于他在1898年致老师欧阳辩疆的一封信中有如此之断言：“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20]

但谭嗣同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还是很孤独的。他对中国暴力革命的召唤太超前了，连他的改革派同志们都无法理解，那些人还在盲目地期望和平改良。事实上，在开明的但也只是一介傀儡的年轻皇帝光绪的六位改革顾问中间，谭嗣同是唯一的一个要按法国的方式发动一场革命的人。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谭的正确。旨在让中国通过逐渐接受现代文明以摆脱被西方列强瓜分和殖民地化命运的戊戌变法，主要由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加上改革派因缺乏政治经验而犯了一些错误，以及中央政府权力的严重衰降，仅持续了103天就土崩瓦解了。在变法失败之前，谭嗣同甚至还试图与皇帝联手发动一场“宫廷革命”——即一次逮捕慈禧太后的兵变，但他们信任的军队统领袁世凯背叛了他们，结果光绪被软禁，他的包括谭嗣同在内的六位改革顾问悉数丢了脑袋，其他许多较下层的改革派官员则坐牢的坐牢、流放的流放。使这个故事变得更为悲壮的一件事是，谭嗣同本来是可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逃走的，但他没有逃，宁愿束手就擒，还大义凛然地说了一通道理：“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1]——流血，还是流血：不过这时谭嗣同关注的，只是要用自己的牺牲来唤起民众，或者说是要用自己的鲜血来激励民众的反清斗志。

谭嗣同的血果然没有白流。中国的革命情绪，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情绪，开始迅速滋长。早在1900年，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就试图以武汉为中心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目的是推翻北京的保守势力和解救皇帝。但这场起义还没来得及正式发动就被扑灭了，唐才常被捕就义。当然，对于和平变法的全部期望也随之被扑灭了：唐才常的许多追随者逃到了日本，并由此开始主张革命，决心用暴力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他们（主要是秦力山、戢元丞和唐才质［唐才常之三弟］等人）为贯彻这一图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01年5月创办了月刊《国民报》，借以向国人宣传法国式的革命。在该刊物的第一期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文字：

“西谚有言：‘法兰西，革命之产地也。’今我中国二十五倍于法，受祸之极亦数十倍于法。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日本既稍受其福，我中国不愤不发，斯亦已耳，如睡斯觉，如梦斯醒；于二十世纪而效法人十九世纪之所为。”[22]

《国民报》第二期“说国民”一文也高度赞扬了美国革命，说那是中国人民必须效仿的榜样。但由于该文同时又把美国革命看作生长于法国的启蒙思想在北美传播的一个结果，所以中国要效仿的原初样板还是法国大革命：

“奴隶甘压制，而国民喜自由；……何谓自由？曰：粗言之则不受压制，即谓之自由焉耳。压制之道不外二端：一曰君权之压制，一曰外权之压制。脱君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法国是也；脱外权之压制而一旦自由者，美国是也。故凡受君权之压制而不能为法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凡受外国之压制而不能为美国人之所为者，非国民也。……非播国民之种子不可。播之奈何？曰法兰西革命以前，其民之憔悴于虐政者，非犹我今日乎？其全国无一国民，非犹我今日乎？其所以有今日者，何也？盖以法国为国民之田，以十八世纪诸学士为国民之农夫，以自由平等之说为国民之种子。孟德斯鸠苦心焦虑，审慎周详，其播之也出以和平；福禄特尔作为诗歌以动全国，其播之也出以逸乐；路索狂放不羁睥睨一世，其播之也出以激烈。……故今日法国之民，得以食国民之果者，皆数人之功也。且也当时美国之学士，皆自称为法国理学士之弟子，而卒以脱英国之压制，则法国之种子且波及于美洲。”[23]

这段言论其实还清楚地显示出，当时中国知识界对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的区别和内在关联已经有所意识，即认识到美国革命主要是一种争取民族解放的民族革命而法国革命主要是一种推翻君主统治的民主革命，但两者的实质却又是同一的，那就是“追求自由”，即让各自的人民都成为自由的“国民”（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公民”），而这两种“追求自由”的革命之所以能发生，归根结底又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功劳。不难看出，《国民报》这篇文章有关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争取自由的两种不同的斗争的表述，实际上已经含有某种要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区分开来的朦胧意识，而其关于两种革命同质同源的确认，似乎也有力地突显了发生在启蒙故乡的法国革命的本源意义。这至少可以说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正当性在中国国民革命的先驱那里是毫无疑义的。

《国民报》只出版了四期[24]，但影响巨大：作为中国革命出版物的起源，它对革命的鼓吹，尤其是它对法国革命思想的宣传，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其影响下，中国知识界不仅兴起了一种谈论“革命”的时尚，甚至还兴起了一种对革命故乡——法国的崇拜之风。

崇尚革命的风气弥漫华夏，又似乎特重湖南。这个省份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缘位置，那里的人民似乎在政治上显得特别不安分。由于某些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湖南人不仅受过更好的教育因而对现代世界了解得更为充分，而且更富于战斗性，在反对旧制度的斗争中表现得更为激进。[25]实际上，谭嗣同和唐才常就来自湖南，中国革命的其他许多政治和军事领袖，像秦力山、毕永年、黄兴、刘道一、宋教仁、杨笃生、蔡锷、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也都是湖南人，尽管他们分属不同的党派。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的湖南人对法国特别怀有一股崇敬之情，而这种“法国崇拜”似乎又主要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暴烈性。如孙中山的追随者杨笃生在他1903年发表的小册子《新湖南》里，曾这样描述和赞美过法国：

“法兰西者，民约论之出生地也，自由权之演武场也，其行也，以暴动而已矣”，“馘独夫民贼之首，以徇于巴黎市，举国之人莫不为之拊髀雀跃，而呼自由万岁也。三逐其君，十四更其宪法，糜肉流血，如沸如羹，有地狱之悲焉，然卒为强国。不如是则法兰西仍为奴隶国，不足以成今日之法兰西也。”[26]

而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来说，这个“今日之法兰西”，作为一个民主共和国，乃是最理想的国度，是人们心中的一个梦，诚如清末著名爱国人士、教育家及文学家金松岑在他的一首长诗里所唱：“听得雄鸡三唱晓，我侬身在法兰西！”[27]

很快，从1906年6月起，法国革命崇仰者云集且革命风潮风起云涌的湖南省就有了一个“小法兰西”的雅号。但这似乎还不能令湖南革命者们满足。陈家鼎（1876－1928），同盟会的另一位著名的湖南籍会员、孙中山的心腹之一，当时便有这样的感慨：

“湘人自丙午夏，葬烈士、立学会之各大风潮，湖南有小法兰西之称。殆黄人接及欧风之渐哉？然湖南者，中国之一部分也；中国者，亚洲之一大部分也。使湖南为中国之法兰西，曷若使中国为亚洲之法兰西哉？……使其万众一心，同德协力，共逐白山之兽，追还我黄帝之魂，虽以我圣神余力，南扶菲拉宾之独立，西助土耳其之改革，势力所及，骎骎乎别开东土，造出全亚洲之风云焉。”[28]

如陈文的标题所示，此文本是为号召各省革命志士前来驰援当时正在醴陵和萍乡（位于湘赣交界地区）发生的一场大规模反清武装起义而写的。起义不免要流血，而这种流血，在陈家鼎看来只能为中国、为东方的历史增添荣耀：

“故此次醴陵、萍乡之役，谓为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法巴黎劫武库之役（这里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显系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误——引者注）可也。法人之风潮能及全欧，中国之风潮能及全亚，必矣。则使东方有流血之历史者，此役也；使世界快杀尽天下君主之愿，使汉族在世界上为有价值之称者，此役也。我同胞宜若何之护惜，若何之扶持哉！全地球之号野蛮专横国者，亚洲之中国，欧洲之俄国也。全地球请外人作皇帝者，亚洲之中国，欧洲之波兰也。然迩年以来，俄国之革命党，则遍国企踵而起，不日可变为近世第二大共和国矣，而我中国则何如？波兰则革命军屡败而屡战，此倡而彼和者不绝，行将有光复独立之势矣，而我中国则何如？是则现世界第一不革命国，唯我而已；各国视线所注之国，唯我而已。我而革命，则可与法国同价；我不革命，则反波兰不如。”[29]

可惜的是，醴陵、萍乡这场起义终于没有成为中国革命的“攻打巴士底狱”之役，因为它失败了。但它的组织者和鼓动者的心态中所包含的种种要素，如对本民族文化的无限自豪、对外族统治切齿痛恨，以及矢志以一场暴力革命来解放自己同时也给其他民族带来自由的决心，同法国革命者的心态又何其相似乃尔！

但这个时期，也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像大多数湖南人那样热衷于革命。逃亡到国外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旧改良派还在那里，作为光绪皇帝的忠实支持者，他们始终是王政派，反对任何试图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革命。但他们反对革命的最重要的理由，还是革命是过于暴烈的政治行为这一事实，这种暴烈的革命在他们看来破坏多于建设，有害而无益。而他们用以支持他们这个观点的第一个事例不是别的，也正是法国大革命。戊戌变法的头号精神领袖康有为从一开始就视血腥暴烈的法国大革命为洪水猛兽。早在1898年7月，他就在给光绪皇帝的一份奏折里肆意渲染并夸大法国革命的惨状：

“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廿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家，千万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变革频仍，迄无安息，漩入泗渊，不如所极。至夫路易十六，君后同囚。并上断头之台，空洒国民之泪，凄恻千古，痛感全球……普大地杀戮变乱之惨，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祸酷者矣，盖自法肇之也。”[30]

如果说康有为当时这样描画法国革命还只是在试图敦促光绪加快改革步伐以避免革命惨祸的话，那么他后来写的许多强调法国式革命的血腥后果的文字，就是在力图推阻中国革命的准备进程了。[31]只是由于完全不合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气候，他的这些努力最后只能付诸东流。1906年，革命派开始反击康有为对法国革命的批评言论，由此触发了一场持续了一年之久、最后以革命派的彻底胜利告终的有关法国革命评价的大论战[32]，而随着这场论战的结束，一种“革命崇拜”的心态便在中国知识界普遍确立了起来——而这也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在中国，只要有利于革命目标的实现，一切暴行都将被视为合法。

中国革命的暴烈性特征就这样被确定下来了。一般来说，可以认为中国革命是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首义正式开始的，但这实际上只是对中国革命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广义上的中国革命则至少可以从戊戌变法算起，因为戊戌变法的政治目标主要就是要建立一种君主立宪政体[33]，虽然没有成功，但其精神已经与英、法革命的初衷相符。此后中国的革命运动便经历了一个长达80余年的持续的激进化时期，实际上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出台才告终止，而这个时期和截止于热月9日政变的法国革命在精神气质上是基本一致的。事实上，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激进化进程也有着类似的运作机制，那就是政治倾向一个比一个更激进的党派的交替上台：在法国革命中表现为斐扬派、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轮番主事，在中国革命中则表现为由改良派（保皇派）到同盟会及其后身国民党乃至共产党的领导更迭；而无论在哪一次革命中，具体实施激进化革命路线的又都是一些主张共和主义的革命者——这在法国革命中是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在中国革命中则是同盟会／国民党和共产党。此外，不管是法国革命的激进化还是中国革命的激进化，无不伴随着一系列的内外战事，以及革命当局在激烈的战争环境中或因形势所迫或因意识形态缘由而推行的种种恐怖政策，由此使各自的革命进程呈现出突出的暴烈色彩。

具体说来，自共和派压倒保皇派取得运动的实际领导权之后，中国革命就陷入了一系列大规模的血腥的战争：首先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就是由一系列武装起义完成的，接着发生的是三次旨在保卫和维护新生的中华民国的战争，即1913年的“二次革命”（第一次讨袁），1915－1916年的“护国战争”（第二次讨袁），1917－1924年的“护宪战争”（讨伐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然后便是1924－1927年的所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北伐战争”（国共首次合作共同讨伐北洋军阀），1927－1937年的所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土地革命”（国共开始进行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武装对抗），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抵御日本侵略），以及1945－1949年的所谓“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最后决战）。这最后一次战争是以中共的决定性胜利告终的，它带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也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领导权从此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共的手中。

这种连绵不断的战争状态究竟耗去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我们可能永远得不到精确的数字了；但无论如何，谭嗣同关于“新旧两党流血遍地”的期望已经实现，终究已是无可置辩的事实。那么，在流了无数的鲜血之后，中华民族是否“复兴有望”了呢？答案也许是肯定的——至少主权完整这一点已基本落到了实处，或大陆地区的国家独立和统一已得到了保障。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短短三年期间（1946－1949），中国共产党成功地统一了中国的大陆地区，由美国装备起来的国民党数百万军队大部被歼灭，只残余部分随蒋介石撤往海岛台湾，原居中国革命核心地位的国民党由此被彻底边缘化。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国共产党又成功地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在国内方面，通过剿匪、肃反、惩治犯罪和取缔黑社会（反动道会门），实现了国家对武装力量的全面垄断，从而真正完成了中国大陆的全面政治统一，并由此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首度实现了社会稳定；在国际方面，通过在1955年从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国际盟友苏联手里收回旅顺和大连，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自己捍卫领土完整和维护国家独立的决心。尽管后来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大陆在“**”期间曾再度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的动**，但这种动**终究没有发展成新的武装割据和真正的内战，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府直到今天都还能有效地控制全国的局面。

这不能说不是一个伟大的成功。老资格且一度极为强大的国民党始终没有能够实现的梦想，却在后起的、曾一度极为孱弱的共产党手里化作了辉煌的现实。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有能力建立起这个新中国？

[1] Jean-Clément Martin，Violence et Révolution.Essai sur la naissance d'un mythe national，Paris，Seuil，2006，p.8.

[2] 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21页。

[3]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1页。

[4] 马克思说的“平民”，一般说来是和“贵族”相对的一个概念，但其主要成分无疑还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小资产阶级和城乡劳苦大众，而法国大革命史学中常常论及的“群众”指的主要也就是他们。

[5] Jean-Clément Martin，op.cit.，p.8.

[6] 历史学家们习惯地把1793年9月5日看作法国革命中“恐怖统治”的确立日，因为那一天国民公会被迫同意了巴黎各区无套裤汉群众“把恐怖提上了议事日程”的要求。但马丹发现，当时国民公会只是通过了群众的若干具体要求，如建立革命军、逮捕嫌疑犯和清洗不受信任的各监视委员会（一种专司嫌疑犯侦查工作的机构），而对于“把恐怖提上议事日程”这种建立“恐怖统治”的制度化要求却没有加以讨论。（Cf.Jean-Clément Martin，op.cit.，pp.188-189）

[7] Patrice Higonnet，‘Terror，Trauma and the“Young Marx”Explanation of Jacobin Politics’，in Past and Present，no.191，May 2006，p.126.

[8] Taine，Hippolyte.The French Revolution，Volume 3.Trans.John Durand，Whitefish，Kessinger Publishing，2004，p.118.

[9] Cf.Bronislaw Baczko，‘Les peurs de la Terreur’，Propos receuillis par Michel Porret，in Jacques Berchtold et Michel Porret，La Peur au XVIIIe siècle，discours，représentations，pratiques，Genève，Librairie Droz，1994，p.69.

[10] Cf.Albert Soboul，La Révolution fran?aise，Paris，Editions Sociales，1982，pp.581-582.

[11] 这是丹东在1793年3月10日倡议建立“革命法庭”时提出的口号。Cf.Réimpression de l'ancien Moniteur，t.15，Paris，Henri Plon，1859，p.683.

[12] Jacques Berchtold et Michel Porret，op.cit.，p.77.

[13] Cf.Jean-Clément Martin，‘Violence entre réalité，politique et mythes ：les exemples de la Vendée et de la Terreur’，in Annie Duprat，dir.，Révolutions et mythes identitaires.Mots，violence，mémoire，Paris，Nouveau monde，2009，surtout pp.147-148.

[14] Cf.Albert Soboul，op.cit.，pp.360-361.

[15] Jacques Berchtold et Michel Porret，op.cit.，pp.78-79.

[16] Jacques Berchtold et Michel Porret，op.cit.，pp.79-80.关于法国革命中究竟曾有多少嫌疑犯被拘，一直都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只有一些大概的估计，但数字似乎一般都没有巴茨柯在这里提出的数字那么大，如索布尔只举出过“10万人左右”和“30万”这两个估计数字（Cf.Albert Soboul，op.cit.，p.361）。

[17] Cf.Albert Soboul，op.cit.，p.79

[18] Cf.Patrice Higonnet，op.cit.，pp.151-163.

[19] 谭嗣同：《仁学》，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342～343页。

[20] 谭嗣同：《仁学》，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474页。

[21] 参见梁启超：《谭嗣同传》，见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556页。

[22] “二十世纪之中国”，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71页。

[23]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73、77页。

[24] 但该杂志实际上由一份叫做《大陆》的革命月刊延续了下来，其创办人是戢元丞，秦力山协办。该月刊在上海出版，共出了34期。

[25] 湖南人杰地灵，不仅活跃着以屈原（约公元前340－278）和贾谊（公元200－168）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而且富有以朱熹（1230－1202）、张栻（1133－1180）和王船山（1619－1692）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两次鸦片战争（1840－1842，1856－1860）打开了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的大门后，该省由于地缘上的优势又较早地接触到了西学，此外，由于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革命（1815－1864）的战争中功勋卓著，该省还在清王朝末年赢得了地方行政管理上的某种自治权，所以能够在数十年间相对比较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教育和经济。这一切因素，使得湖南在清末民初产生了一大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史的精英人物。

[26] 湖南之湖南人（杨笃生）：《新湖南》，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640页。

[27] 《江苏》杂志第五期。《江苏》杂志，月刊，1903年4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共出12期。转引自章开沅，“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见刘宗绪主编：《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69～70页。

[28] 铁郎（陈家鼎）：“论各省宜速响应湘赣革命军”，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853页。

[29]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853～854页。

[30] 康有为：“进呈法国革命记序”，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页308～310页。

[31] 参见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75、480页。

[32] 参见张芝联：“清末民初政论界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议”，载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7～11页；金重远：“民报和康有为有关法国革命的争论”，载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37页。

[33] 当然，如果从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或民族独立的角度来看，中国革命可以说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就开始了，但由于当时国人尚全然懵懂于现代文明的基本理念，19世纪中叶中国人民抗击西方殖民侵略的斗争，尽管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可以被客观地视作当时世界民主革命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中国历史的层面上看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现代意义，不过是一个传统民族对外族入侵行为的一种自然的抵御反应而已，所以笔者不主张以1840年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革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