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革命总是暴烈的，必然要诉诸血腥的暴力。这种暴力尽管很野蛮很残酷，事实上也会给许多无辜的人们带来巨大的灾难，但在革命者看来却也是为实现更好的生活所必须承受的一种人类牺牲。所以革命者们一般都会毫不犹疑地承认他们的革命需要靠暴力来进行。如毛泽东就曾非常直白地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这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提出的“暴力是一切革命的固有属性”的命题，尽管用的是随意的、诗性的话语，却终究是最贴切、最经典也是最无可辩驳的。
但历史也告诉我们，不同国家的革命，尽管总的说来都很暴烈，却在暴烈的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比如，法国大革命就比英国或美国的革命来的凶猛得多。实际上，法国大革命的暴烈性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以至于言之“惨烈”都不为过。然而也正是这种“惨烈”，赋予了这场革命一种引人注目的经典性，同时也是其世界性影响远远强于英美革命的重要原因，尽管后者在推动现代世界的成长方面也有着同样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法国大革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她的政治文化来产生的。而在所有受到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影响的其他国家的革命中，20世纪的中国革命肯定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个案[3]，尤其是中国革命非同寻常的暴烈性和长期性，使其带有一种和法国革命极为相似的政治风格。我们都知道，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差不多从世纪初直到80年代末，“革命”在中国都被看作是一种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这情况和大革命十年期间的法国（1789－1799）是完全一样的。在所有为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独立的共和国而奋斗的革命者看来，“反革命”不仅是一种无耻的行为，而且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即使在这些中国革命者已经分裂成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之后，这个观念也没发生任何变化，并还将长期盛行。在1949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大陆地区，情况在毛泽东逝世或四人帮倒台（这被认为是中国革命“热月”的开始）之后，开始发生些许的变化，但对包括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内的一切激进革命的认真的质疑乃至否定的思潮，也只是在1989年之后才出现的。持这种“反革命”态度的人的理由，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这种革命太惨烈、太恐怖了，造成了太多的流血，太多的人类生命财产的损失；二是这种革命结果都带来了专横的意识形态统治，或者说带来了一种极权的政治。这些“反革命者”实际上还认为，这种法国式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可怕的错误，而这种错误也不能再重复了，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只能或是温和的英美式的革命，或是完全摈弃革命而只是缓慢地、一点一滴地实施改良。这种非历史的论点显然是不可接受的，但不幸的是，要说服受过教育的公众承认法国式暴力革命的历史正当性，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难，尤其是这种革命至少在形式上还真显得和20世纪曾大行其道的极权主义现象，有某种亲缘关系。
所以历史学似乎有必要对法国式革命的历史正当性作出新的论证；而且，由于中国革命是这种革命的一个经典个案，研究中国革命暴烈性的起源和意义，也可望为这种论证提供一些新的经验和思想的论据。这就解释了本文的基本动机，尽管本文远不是关于这个问题的透彻研究，研究中提出的问题可能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但在讨论中国革命之前，我们仍需要对与作为中国革命之母的法国大革命有关的一些问题做一个粗略的透视。
[1] 此文曾稍经修订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12年8月号（总第132期）。
[2]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17页。
[3] 这是一个近年来曾为说汉语的历史学家们广泛讨论过的话题，有关的出版物主要有：张芝联，“清末民初政论界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议”，载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金重远，“民报和康有为有关法国革命的争论”，章开沅，“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均载刘宗绪主编：《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美]孙隆基：“两个革命的对话：1789和1911”，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4年4月号和6月号，总第22、23期；Yu Danchu，“The Introduc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in China during Early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in Zhang Zhilian，ed.，China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hanghai，18-21 March 1989，Oxford：Pergamon Press，1990；高毅：“法国革命文化与中国20世纪革命崇拜的确立”，载《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1月；“法国革命文化与现代中国革命”，载《浙江学刊》2006年第4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