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这种浸透了革命崇拜的政治舆论的形成也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在革命派的侧畔，曾活跃着一股政治能量相当可观的改良派（或立宪派）势力，他们竭力反对在中国实施法国式的革命。两派的政见分歧演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由于革命派最终取得了论战的彻底胜利，因而来自改良派的挑战反而有力地促成了20世纪中国革命崇拜的形成。

具体说来，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冲突是从1902年康有为发表《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开始的。康有为在此文中首次公开提出反对共和革命、主张君主立宪，并通过渲染法国革命的恐怖与流血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和恫吓革命派。[1]而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日报》当即就予以批判，接着又有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予以系统的批驳。1903年10月，康有为命其追随者徐勤在香港发刊《商报》，“大倡保皇扶满主义”，《中国日报》又“对其痛下攻击”，双方就保皇和革命展开激烈论战，而在这个时期相继出版的《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东方报》、《少年报》等也加盟到《中国日报》方面，使革命派迅速取得言论界的优势。[2]革命派在辩论中，同样以法国大革命为参照，认为这种革命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如1904年3月18日《中国日报》有署名“横行”者著文称：“中国今日之政体，非一人专制政体，乃贵族专制之政体也”；贵族王公，自恃高贵，且自用其愚，以保其世袭弗替之富贵，把持庶政，杜绝民权，“苟有倡民权民族主义者，锄而去之，尽情罗织。罗马、希腊之灭亡，法兰西之革命，皆此等政体之所致。故予谓中国民族势力澎涨，若待立宪，必无如愿之一日也”。[3]章太炎在其《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也指出法兰西式的革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推动力：“人类之压动力何？革命是已。……法国之革命，迫动力也，至于今未尝稍静，故不闻有再度之革命”。[4]经过这一番论争，康有为的保皇主张受到了有力的遏制，革命宣传则日益扩大——1904年4月26日陈撷芬在《中国日报》上著文称：“五六年前，不知维新为何物，革命则耳所未闻。……近年以来，革命之言，几日有所闻”，[5]即为一证。

但改良派经这次失败后，并未偃旗息鼓。1906年，梁启超在其主笔的《新民丛报》上连载发表了康有为（署名明夷）的《法国革命史论》，并为之作跋，以此向革命派展开了又一轮猛烈进攻。

康有为此文旨在借全面否定法国大革命来否定在中国实施革命的主张。他把法国大革命描绘成一场一无是处的恐怖暴乱：

自革命之事起七年，革命之党派无数，不论穷凶极恶之山岳党，平和义热之及伦的党，附和中立之平野党，皆辗转相杀，同归于尽，乱党乱民，无一免者。其始同托名于复王政，其中复君主立宪，其后则革命之中互相屠戮，或同志而以异党相杀，或同党而以异议相诛。于一党之中，又分数党，于小党之内，又分亲疏，异党屠尽，则同党相屠，疏者屠尽，则亲者相屠。人人互相猜忌，人人自图保卫，究则无同无异，无亲无疏，不保不卫，一无所得，只有尽上断头台，以为结果而已。其究也，合数十百万革命军之流血，以成就一罗伯卑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士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君主。然则所以大流血残忍无道者，果为何哉！[6]

何以法国革命会沦为这样一场大乱？康有为认为那是革命发动者“妄执他国之验方，以望疗己国之痼疾”的结果，具体地说，就是“拉飞咽以美国政治之平等致治有效，欲以美国之政施之法国，而不审国势地形之迥异。于是在美行之而治，在法行之而乱也。”在康有为看来，拉法耶特所持之美国药方，主要就是“人权平等、主权在民、普通选举（即普选权）”等民主原则，这些东西虽属“天下公理之至”、“至公至平之理”，只可惜在当时法国实行之却为时过早。[7]尽管如此，康有为还是承认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有其一定的必然性，这就是旧制度法国封建制度的极度黑暗；然康又指出，由此反观中国，则更显得中国没有革命的必要了，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类似的国情，法国人所遭受的种种苛政在中国一概都不存在——康这样写道：“吾国久废封建，自由平等，已二千年，与法之十万贵族，压制平民，事既不类，倡革命言压制者，已类于无病而学呻矣。”[8]此外，康还恫吓说，中国如发生革命，则不仅必然酿成恐怖，而且在当时情况下还会导致亡国亡种之惨祸——

我又为黄种之独国，白人纷纷，虎视逐逐，莫妙于假定乱之名，以行瓜分之实。恐吾国革命之徒，虽酷毒至于极点，人理可以绝无，比罗伯马拉而倍蓰之，然必不能驱市民，而当诸白之强敌也。然则岂止流血百二十九万哉，不尽杀四万万人不止。即幸能存者，亦留为白人之奴隶马牛而已。[9]

总之，在康有为看来，法国大革命的那一套，在中国万万行不通、使不得。

梁启超在为康文写的跋中盛赞康的言论“耸切恳挚，足以为病狂热者之药”，并历陈法国大革命中的种种暴行，及中国社会较之革命前法国社会的种种“优点”，以附和、阐发康的论点。康、梁的这些言论立即引起了革命派的严重关注。章太炎认为：“自此论出，其为进步之梗者，更非浅鲜，不可不有以匡之。”[10]在章的组织安排下，1906年1月出版的第11期《民报》[11]刊出时年仅16岁的进步青年汪东的长文《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署名寄生），对康、梁的论点逐条痛加驳斥。

针对康、梁对法国大革命的贬斥，汪东的文章开宗明义，大唱反调：

法之大革命，起于千七百八十九年，迄千八百四年，中更七载，丧乱繁多。虽谋之者有不臧，然一洗旧弊，遂能去虐政、均利权，卒达改革之首志，其功抑亦赫然可观哉！不睹其功，而重科之罪，甚矣，其枉也。[12]

针对康有为关于法国革命者盲目效法美国的责难，汪东以法国1791年宪法未能采用美国式的两院制从而导致“民权专制”为由反唇相讥：“此非效法美国之罪，而效法之未尽善者之罪也”！[13]

针对康有为将拿破仑的崛起与称帝归咎于挑起战端的吉伦特党的说法，汪东为后者辩护道：此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事实上拿之称帝是他自己耍阴谋诡计的结果，而且是经国民投票公决的，“使当其提出议案时，群起相抗，前功必不至尽弃，则法之安于共和也亦久矣”[14]。

针对康有为关于中国国情与当年法国迥异、倡革命言压制类于无病呻吟的论调，汪东怒斥：“此真病狂之言也”！在他看来，中国人（汉人）不仅毫无自由平等可言，而且还受着异族的残暴统治，哪有一点优于法国的地方？“法之贵族虽横，犹同民族，即使吾国今日自由平等，诚足齐驾米欧，吾犹愿为法民，稽颡布奔氏之前以乞余荫，不愿肩随满洲大酋爱新觉罗之侧，而傲焉以戏嘻也。而况乎不自由不平等，为奴虏以终其身哉？”[15]

针对康有为关于中国革命将召瓜分之祸的恫吓，汪东不以为然，理由是中国革命的国际环境与法国革命大相径庭，倒和美国革命相类，而且已不存在可以成为清廷盟友的外国专制政体，所以据以往的经验，这种革命是不大会招致遥远的列强前来干涉的，即使列强要来插手，它们之间也会互相钩心斗角，难以在瓜分中国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故无须杞人忧天。[16]

如此等等。在发表了这篇文章之后，汪东在1907—1908年间又在《民报》连载发表了自己的《法国革命史论》，意在借鉴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来推动中国革命，同时继续驳斥康有为对革命的种种诬词。[17]

汪东和康有为的这场有关法国革命的大辩论，是1905—1907年间革命与改良大论战中的一次重大战役，对革命派最终取得论战的胜利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从学理上对革命的合法性、必要性与可行性作了有力的论证，清除了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的种种顾虑，从而使革命在爱国的知识界获得日益广泛的认同。在此期间，同盟会组织迅速扩大，内地各省和海外的支部和分会纷纷建立，并连续发动了几次武装起义，革命已开始被付诸实施。一位改良派人士无可奈何地哀叹：由于“革命党指政府为集权，詈立宪为卖国”，结果使“革命党者，公然为事实上之进行；立宪党者，不过名义上之鼓吹，气为所慑，而口为所箝，即明知今日中国之时势，宜于立宪而不宜于革命，亦姑模棱于两可之间，而不欲锋芒自见。……夫立宪果为何物，立宪之后而果有何影响，使不立宪而果受何弊害，恐中国虽大，其能理解之者，寥寥无几”。[18]据说梁启超经《民报》批驳之后，只得“隐匿横滨，亦尚未敢入东京一步”。[19]很快《新民丛报》本身都办不下去了，终于在1907年7月关门大吉。改良派舆论由此蒙受了历史性的失败，而一种将支配整个20世纪中国政治历史的革命崇拜心态也随之开始流行起来。

[1] 康有为在此文中声称：“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还特地强调：“法国之地与民，不得中国十分之一，而革命一倡，乱八十年。第一次乱，巴黎城死者百二十九万……”，言外之意是如中国效法法国革命，则不知要死多少人！（参见金重远：“民报和康有为有关法国革命的争论”，见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30～31页）

[2] 参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

[3] 转引自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第9页。

[4] 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4年，第611页。

[5] 转引自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第9页。

[6] 明夷（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307～308页。

[7] 明夷（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295页。

[8] 明夷（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304页。

[9] 明夷（康有为）：“法国革命史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第305页。

[10] 转引自寄生（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635页。

[11] 1906年11月26日创刊于日本东京，和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中国日报》一起，共同成为刚成立的同盟会的机关报，初定为月刊，后改为不定期刊。

[12] 寄生（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635页。

[13] 寄生（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638页。

[14] 寄生（汪东）：“正明夷‘法国革命史论’”，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640～641页。

[15]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642页。

[16] 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645～646页。

[17] 参见张芝联：“清末民初政论界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议”，见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0～11页。

[18] 参见与之：“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见《新民丛报》第92号，第24页，1907年5月出版。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635页。

[19] 参见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第517～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