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西传的中华文化曾对法国革命产生过一定的冲击，那么19世纪随西学一起传入中国的法国革命文化是否也影响过中国的历史进程呢？

从历史记载来看，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消息虽然很快就通过一系列渠道[1]传到了乾隆末年的中国，但只是在整整一百年之后的19世纪末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成熟，法国革命才开始为中国先进人士所瞩目。

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连在一起看，而且总以为中国革命是“以俄为师”的。可是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却熟知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即在差不多整个二十世纪里，中国的历史学界讨论最多的外国革命事件，一直是法国大革命而不是俄国十月革命或其他任何一场革命。这个事实也许还暗示了另外一个事实的存在，这就是：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一部几乎始终贯穿着革命的话语和实践的、标准的革命史，可能都与法国革命文化的影响息息相关。这一情况其实也不难理解：对于20世纪的史学界来说，俄国革命多半还只能算是某种时事，尘埃尚未落定，不便认真追询其历史的底蕴，更何况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俄国革命也只是法国革命的某种精神产儿，两者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显然不可同日而语。[2]

由于相关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关于法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之间的实际关系，眼下我们能够断言的委实不多。但至少有一点我们已经有理由确认，那就是在整个20世纪中国盛行不衰且影响深远的一种世俗化的宗教信仰——革命崇拜，亦即某种视激进革命为解决一切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唯一有效手段的思维定势，基本上就是在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的培育和激励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件事情的具体过程。

我们知道，中国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的关注在戊戌变法（1898年）之前就开始了。当时最值得注意的是三个著名人物——王韬、康有为和谭嗣同——对法国大革命的议论。前两人的态度其实大同小异：王韬仅肯定君主立宪派，对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则大加贬斥[3]；康有为则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惨祸，虽然它开启的是一股不可抗拒的、世界性的立宪民主潮流，但最好还是采取英国式的改良来顺应之以避免卷入法国式的革命旋涡[4]。应当说，王、康二人实际上都没有全盘否定来自法国的那套革命文化，因为他们只是抛弃了大革命的激进方式，而认可或选择了这场革命所倡扬的立宪民主精神。谭嗣同的态度则和王、康迥异——他衷心赞赏法国大革命的暴烈与激进：“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夫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非但如此，他还认定唯有这样的革命才能救中国：在给老师的一封信中，谭嗣同断言：“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5]在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界，谭嗣同的声音无疑是孤独的、微弱的，然而这个声音却深得法国革命文化之精髓，而且注定将有一番了不起的前途。

随着戊戌维新失败、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签订等事件的发生，进步知识界日益清楚地看到：清廷的腐朽已不可救药，当下非举革命以推翻之不能救中国。于是人们开始大造革命舆论，作为“革命之母”的法国革命自然开始备受青睐。

中国的20世纪，就是从对法国革命的大力张扬开始的。1901年，《国民报》第一、二期即连续发表文章宣传法国大革命，并公开鼓吹在中国推行法国式的革命，而其他进步报刊立即纷纷效法，中国舆论界刮起强劲的“法国风”。此风在湖南省刮得尤其凶猛，如1903年出版的《新湖南杂志》登出了这样歌颂法国的文字：“法兰西者，民约论之出生地也，自由权之演武场也，其行也，以暴动而已矣”，“馘独夫民贼之首，以徇于巴黎市，举国之人莫不为之拊髀雀跃，而呼自由万岁也。三逐其君，十四更其宪法，糜肉流血，如沸如羹，有地狱之悲焉，然卒为强国。不如是则法兰西仍为奴隶国，不足以成今日之法兰西也”。[6]这种宣传的结果，是湖南省的率先“革命化”——发生在醴陵、萍乡两地的被比附为“攻打巴士底狱”的民众暴动使该省一度赢得了“小法兰西”的雅号，而那里的革命志士也公开表示，希望中国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一个“法兰西”——一个“亚洲的法兰西”，有人还以这样的诗句来表达他对革命法国的崇拜之情：“得听雄鸡三唱晓，我侬身在法兰西！”[7]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革命派如此推崇革命的法国，与卢梭政治哲学在中国的传扬有重大关系。据法国汉学家玛丽安·巴斯蒂的研究，向中国公众介绍卢梭政治学说的第一人是梁启超：1901年11月21日至12月21日，他在《清议报》（一份以康有为为首的戊戌维新后的中国政治流亡者在日本横滨编印的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卢梭的论文，然后又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的第十一期和第十二期上以《民约论巨子卢梭之学说》为题刊载了同一篇文章。尽管在此之前《新民丛报》已介绍过培根、笛卡尔、达尔文、孟德斯鸠、希腊思想、政治经济学、进化论和科学等，在此之后又介绍过亚里士多德、康德、圣西门、布伦支里、约翰·斯图亚特·弥尔等，但有关研究显示，所有这些学说都远不如卢梭学说的影响大：不仅阅读和讨论卢梭的人数量最多，而且在当时报刊上写时政文章的作者们还多采用“卢骚之徒”、“卢梭魂”、“亚卢”（意为亚洲卢梭）、“平等阁主人”、“竞平”、“人权”、“民友”之类笔名，足见卢梭学说之深得人心。[8]意味深长的是，这种偏爱卢梭的舆情和大革命前夕的法国非常相似。[9]

在中国的早期卢梭信徒中，邹容和陈天华当是最负盛名的两位。以《革命军》（1903）一书而名扬天下的邹容似乎并不大了解法国大革命，因为他在其书中只提到1870年的法国革命，并不加分别地将其同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75年的美国独立革命扯在一起，统统誉为“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他似乎也没有注意到卢梭和孟德斯鸠在政治思想上的重大差异，因为他同时以能够读到《民约论》和《万法精理》的译文为中国人之大幸。然而，邹容心目中“最优”的革命显然还是他当时还搞不大明白年代的法国大革命，因为他明确主张革命的目标应该是“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福”，是“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而对这些带有极端意味的观念的倡导几乎只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独有的特征；邹容心目中“最优”的启蒙哲人显然也还是卢梭，因为他始终将卢梭作为法国启蒙哲人最杰出的代表，将他置于首要位置，大呼“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而且他在《革命军》第三章中宣传天赋人权的那些文字，如“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所谓臣也”等等，也带有显著的卢梭韵味。[10]

陈天华对卢梭及其《民约论》的崇仰之情，则充斥在他写下的这样一些在当时流传甚广的文字中：“法国之人，……闻了卢梭这一篇言语，如梦初醒，遂与国王争了起来。……一连革了七、八次命，前后数十年，终把那害民的国王贵族，除得干干净净，建设共和政府。……从前种种虐民的弊政，一点没有；利民的善策，件件做到。这法兰西的人民，好不自由快乐吗。”（《猛回头》）在《狮子吼》中，他又写道：“当初法国暴君专制、贵族弄权，那情形和我现在中国差不远。……（卢梭）做了这一本《民约论》，不及数十年，法国遂连革了几次命，终成了一个民主国，都是受这《民约论》的赐哩。”[11]

如果说邹容和陈天华是中国卢梭式革命最早的宣扬者，那么将这种革命在中国付诸实施的第一人便是孙中山了。同盟会从成立之日起便高举“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宣布它要进行的革命不只是旨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同时还要本着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来为人民变革“国体民生”。1905年，同盟会的喉舌《民报》在创刊号上即采用卢梭画像作为封面内页的插图，并誉之为“世界之第一民权主义大家”。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宋教仁声称：“吾愿此身为卢梭、福禄特尔”；冯懋隆在读过《民约论》、《万法精理》等书之后改名冯自由，并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12]，说明中国第一代革命家都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而且主要都是卢梭的信徒。诚如巴斯蒂所言：“卢梭的政治思想尽管姗姗来迟，但它似乎在青年一代爱国知识分子中拥有广泛的读者和赞赏者”，《民约论》实际上成了他们干革命的“福音书”[13]。这一情况无疑至为重要，它说明中国革命是深得法国大革命的真传的：因为卢梭的《民约论》当初就是法国革命者的“圣经”。整个20世纪的中国革命，无论其实际进程呈现着多么独特的外观，其精神实质却总也和法国大革命相去不远，根源大概就在这里。

面对清末中国革命崇拜心态的兴起，清朝廷臣端方曾在一个奏折中这样抱怨：“一二不逞之徒……恣其鼓簧，思以渎皇室之尊严，偿叛逆之异志。加以多数少年，识短气盛，既刺激于时局，忧愤失度，复偶涉西史，见百年来欧洲二三国之革命事业，误认今世之文明，谓皆由革命而来，不审利害，唯尚感情。故一闻逆党煽动之言，忽中毒而不觉，一倡百和，如饮狂泉。”[14]端方既能看出“感情”因素在这个事变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说明他尽管反动，却也不乏政治敏感。当时中国革命者的态度的确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这导致他们并不大重视实际或对实际国情缺乏深刻了解。而其所以如此，极重人类情感的卢梭学说对当时中国的巨大影响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1] 这些渠道主要有1792年9至10月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的访华和来华的法国及欧洲各国商人、传教士等。

[2] 参见孙隆基：“两个革命的对话：1789和1911”（上），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4年4月号，总第22期，第25～26页。

[3] 在其于1990年修订出版的《法国志略》中，王韬奉米拉波为“名贤”，说他“迨列议会，辩驳诸弊，以厘正为己任，后以众论过于激烈欲矫其弊，稍敛锋芒”；对吉伦特派，他则评之为“少壮不经人事，竟倡共和说”；对雅各宾派诸领袖，他似乎更少好感，如斥马拉“专快报复”，丹东“残暴阴谋作乱”，罗伯斯庇尔“跋扈”。（参见沈坚：“中国近代思想家眼中的法国大革命形象”，见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第87页）

[4] 康有为在“进呈法兰西革命记序”中描述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国中，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凄恻千古，痛感全球。自是万国惊心，君民交战，革命之祸，遍及全欧，波及大地矣。……普大地杀戮变乱之惨，未有近世革命之祸酷者矣，盖自法肇始之也。”“臣窃观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迹其乱祸，虽无道已甚，而时事所趋，民风所动，大波翻澜，回易大地，深可畏也。盖大地万千年之政变，未有巨宏若兹者。”有鉴于此，康有为向光绪告诫道：“且夫寡不敌众，私不敌公，人理之公则也，安有以一人而能敌亿兆国民者哉！则莫若立行朝断，不待民之请求迫胁，而与民公之，如英之威廉第三后诸主然。明定宪法，君民各得其分，则路易十六必有泰山磐石之安，聃彭之寿，尧舜之誉，生死哀荣，国家长久，天下后世，师之慕之。”（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308～310页）

[5] 转引自章开沅：《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见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67页。

[6] 转引自金重远：“民报和康有为有关法国革命的争论”，见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37页。

[7] 转引自章开沅：“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见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71页。

[8] “从1903年起，朱执信、胡汉民、汪精卫这三个未来的著名革命家，在广州组成‘群智社’，目的在购置和研讨外国名著的译本；其中卢梭著作阅读人次名列前矛”；并有各种各样的卢梭民约论译本大量刊行、广为流传。——参见[法]玛丽安·巴斯蒂：“辛亥革命前卢梭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见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58～61页。

[9] 卢梭因其独特的反文明的观点，在法国启蒙运动中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但在他去世（1778年）后的十多年里，随着大革命的临近，他的声望却迅速上升，并最终压倒了启蒙运动主流派而成为法国革命者的精神导师。

[10] 参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第652～653页。

[11] 转引自章开沅：《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71页。

[12] 转引自章开沅：《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72～73页。

[13] 参见[法]玛丽安·巴斯蒂：“辛亥革命前卢梭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刘宗绪主编：《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论文集》，第55页。

[14] 转引自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二卷序言，是卷上册，第2页。——着重号系引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