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卢梭觉得最困难的就是音符和乐谱，因此，他不断地钻研，发明了一种新的记谱方法，用数字代替音符来记录乐谱，他认为自己的乐谱非常好，确信它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大的财富和声望，于是，1742年7月，卢梭带着他的新乐谱方案到巴黎去了。这时他已经30岁了。他的整个青年时代虽然动**不安，却也充满甘甜，而从现在起，他就要进入另一种生活了。

他的乐谱方案并没有像他设想的那样给他带来财富和声望，处于困境的卢梭，经人指点，开始拜访当时巴黎一些有影响力的贵夫人。后又经布洛伊夫人的介绍，成为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在威尼斯期间，通过对威尼斯政府的观察，卢梭发现被人们夸耀的这个政府存在着很多问题，产生了写作一部论政治制度的书的念头，只不过他并没有最终完成它，而只是提出了他的主要观点，这就是后来出版的《社会契约论》。

在威尼斯大使馆的工作卢梭做得很出色，但因为和大使本人发生了一些冲突，卢梭不得不离开了大使馆，重新返回巴黎。

1745年，在一家旅馆里，卢梭认识了旅馆的女仆戴莱丝·勒瓦瑟，这个人后来成了他的终身伴侣。就在他的生活拮据、度日艰难之际，戴莱丝有了身孕，卢梭觉得他们俩还没有正式结婚，生活又不稳定，很难给孩子一个幸福的未来，因此，就按照巴黎流行的做法，在孩子一出生就把他送到了育婴堂，后来的几个孩子也先后都是这样处理的，这件事情，后来成为人们猛烈攻击卢梭的一个原因。人们很难想象，一个写出《爱弥儿》那样充满对儿童的热爱的著作的人，竟然会抛弃自己的孩子，因此，称他是一个伪君子，卢梭对此的辩解是：“把孩子送给国家教育，将来让他们成为工人、农民而不是变成冒险家和财富追求者，这是做了一个公民和慈父应该做的事，是出于善良愿望的一种做法①。”尽管如此，这也成为他心里一个永远的伤痛，直到晚年他还为此而忏悔。

同年，卢梭把他在马布里家做家庭教师的经历写了一份备忘录《关于德·马布里先生的公子的教育问题的备忘录》。他认为，一个老师不仅应当为学生所敬爱，还应当为学生所畏惧。因此，他要求给他必要的权威，他不赞成体罚，因为他憎恨一切粗暴的行为；他主张采取一套巧妙的奖励办法。至于教学问题，他认为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心灵、判断能力和思想上。他提出心灵的培养应先于知识的获得，并且反对专门设置讲授道德的课程，主张在和学生散步聊天的时候适时讲一些简单明了的道德原理，保护学生真正正直的心，以便让他将来通过理智的思考而更加巩固他心地的端正。他还认为，培养孩子的判断能力的关键，就在于选好让他接触社会的时机。在教学内容方面，他认为应该有所侧重，多学数学和博物学，而不讲修辞学，也不传授经院哲学，他还强**学内容的趣味性，注意学生身体的锻炼。在他看来，这样的安排，可以把学生培养成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彬彬有礼的骑士，一个勇敢的军官，一个好公民。这个计划虽然还比较粗糙，但和当时流行的教育观念相比，已经有了一些新的因素，并且成为《爱弥儿》中卢梭论述教育问题的一个基础。

这个计划得到了杜宾夫人的赏识，于是在家庭教师因事离去的一周里，杜宾夫人就委托卢梭来照顾她的儿子杜宾·舍农索，但这个13岁的男孩儿非常淘气，使他吃了不少苦头，再次证实了他作为教师的不称职。1749年5月，舍农索已经19岁了，杜宾夫人仍然请卢梭来教育他。因为几年前吃过苦头，他想推辞，恰好，舍农索几个月后结婚了，于是卢梭提出专门教新婚的舍农索夫人，教她学习算术；不过，随着这个女孩子很快不幸地被舍农索遗弃，卢梭的家庭教师生涯再次中断。但从这时起，他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就再也没有停止。在《爱弥儿》一书中，卢梭明确地谈到了他写作的缘起，“是为了使一位善于思考的贤良的母亲看了高兴而写的”①。他还说：“虽然这问题本身不那么合我的口味，可是友谊的权威使我对这个问题比对所有其他问题都更关心。所以，在我方才说到的所有题目之中，这是我唯一取得成果的一个。”②因此，他在《爱弥儿》出版的序中说这本书思考了20年是也有一定根据的。不过，他显然没有想到，《爱弥儿》带给他的不是声望，而是逃亡。

不过，这一时期，被华伦夫人抛弃后的卢梭不仅在情感上变得非常孤单，生活的重压也使得他急于摆脱当时那种卑微的从属于人的地位。为此，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研究学问：“为了不再自己折磨自己，我闭门读书③。”

在这段时间里，卢梭先后结识了启蒙思想家的先锋人物伏尔泰(Fran ?ois-Marie Arouet,1694—1778)、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等人。他们以编辑百科全书为手段，掀起了传播新知识、宣传新思想、揭露社会黑暗的启蒙运动。卢梭也积极参与其中，这对他进入文坛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后期因为卢梭与启蒙思想家们观念不合，又加上其性情乖僻，使得他最终与他们分道扬镳，而他与伏尔泰的冲突也成为思想史上的一段公案。

在卢梭交往的人中，伏尔泰更多地被看做是他的论敌而不是朋友。他们生前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这种紧张，既是由于双方社会地位的差异，更是出于双方哲学思想上的分歧。伏尔泰出生在巴黎的一个上流社会家庭，而卢梭只是日内瓦一个手工业者的后代，社会地位、人生经历的差异，也影响到他们对社会、对人生等哲学问题的思考。伏尔泰推崇理性、对人类的进步深信不疑，而卢梭则对所谓的进步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当卢梭把自己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送给伏尔泰时，却受到了后者的辛辣嘲讽，认为它是一部反人类的著作，是想让人重新回到爬行时代。作为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伏尔泰否认上帝的存在，而卢梭则多次宣称，自己是信奉上帝的。这些分歧导致两人的关系越走越远。但是，卢梭和伏尔泰之间又有着太多的牵绊。他们同为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同被尊为法国人民的精神领袖，同于1778年去世，死后也先后被葬进巴黎的先贤祠，并且是被作为邻居，安置在先贤祠最显著的地方。所以，在法国，卢梭和伏尔泰的名字又总是被同时提起。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爱唱歌的伽弗洛什在街垒战中就是唱着编排他们俩的歌谣牺牲的：

楠泰尔人丑八怪，

这只能怨伏尔泰；

帕莱索人大脓包，

这也只能怨卢梭。

公证人我做不来，

这只能怨伏尔泰；

我只是只小雀儿，

这也只能怨卢梭。

欢乐是我的本态，

这只能怨伏尔泰；

贫穷是我的格调，

这也只能怨卢梭。

我是倒了下来，这只能怨伏尔泰；鼻子栽进了小溪，这也只能怨……(卢梭)

1749年年初，狄德罗因他的《论盲人书简》中几句涉及私人的话得罪了迪普雷·德·圣摩尔夫人和雷奥米尔先生，被关进了范塞纳监狱。作为朋友，卢梭经常去陪伴他、安慰他。由于他住的地方离监狱还有一段距离，而卢梭手头又比较拮据，所以只能步行去看望狄德罗。他随身总是携带一本书，以便走累了时消遣。夏季的一天，他带了一本《法兰西信使》杂志，在路上边走边读，突然看到第戎学院的有奖征文公告，征文题目是《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否有利于淳风化俗》。一看到这个题目，卢梭头脑中那些长期孕育的许许多多富有生气的思想潮水般地涌来，他兴奋到了极点，以致感到窒息，便倒在附近的一棵树下，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度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自己衣服的前襟已被泪水湿透了。当时，他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宇宙，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心中的闸门被打开了，无数思想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洪流。在狄德罗的鼓励下，卢梭着手撰写征文。

卢梭的应征论文题为《论科学与艺术》。他从研究人类发展史着手，从人类的良知觉醒时期开始，分别叙述了东西方古老帝国及欧洲的兴起，论述了人类社会所经历的变化，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自由的、自然是美好的，科学艺术的发展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只是造成社会道德的堕落和种种罪恶。

1750年，《论科学与艺术》,以其论点新奇、论证有力、文笔优美而获奖，此后，卢梭的名声大振，很快成为法国文坛上风靡一时的著名人物，这也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他感到自己童年时代被灌输的那种英雄主义与道德观念的原始酵母开始起作用了，从而觉得：做一个自由又有道德的人，无视财富与物欲而傲然自得，才是最伟大、最美好的。因此，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放弃对财富和荣誉的追求，而献身于思想的自由创造。随后，他就辞去了秘书和出纳员的工作，转而替人抄乐谱。卢梭觉得这种工作很适合自己，因为它既和自己的爱好相符，又使他不用屈从于人就能维持生活。他不用到外面去上班，连自己的生活方式都改变了：衣不佩装饰物，头不戴假发，甚至把手表也卖掉了。因此，和伏尔泰等启蒙学者的大声疾呼不同，卢梭不仅在呐喊，更是在通过自己的行动践行着自己的思想，努力做到言行一致。

一举成名后的卢梭，也开始面临所有名人的烦恼：有人嫉妒他的得意，开始肆意地攻击他；有人仰慕他的才华，前来拜访他。这让卢梭不胜其扰。为了避开这些，他接受了朋友的建议，搬到了乡村去生活。在乡村，他写了一部歌剧《乡村仆师》,这部歌剧在朋友的帮助下得以在宫廷演出，演出大获成功后，国王有意召见卢梭，但他担心自己在国王面前举止不当，闹出笑话，也担心领受了国王的馈赠以后，会有损自己的自由，因此，他又逃走了。1753年，第戎学院又以《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为题举行征文比赛。卢梭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因为它也正是卢梭想要探讨的问题，于是他又一次决定应征。这次应征虽然没有获奖，但他为此所作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后来成为卢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就其思想的深度和影响来说，远远超过了第一篇论文，标志着卢梭思想的初步成熟。论文剖析了人类历史文明的过程，从经济和政治上挖掘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雄辩地证明了文明社会的贫困、奴役和全部罪恶，都是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所以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并且明确地指出，用暴力推翻罪恶的封建专制政权是合理的。这样的理论，具有撼动封建统治根基的巨大力量。正是这些论述，为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卢梭也正是靠他这些出色的理论而奠定了他作为当时最激进的启蒙思想家的地位。

卢梭写好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就寄给了第戎学院。此文虽为应征而写，但他从政治的角度料定这样的文章是很难得奖的，能够出这样一个题目已经很不简单了。1755年，《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在荷兰出版后，这个构成了卢梭整个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和全部世界观的基础的名著,一下子震动了整个欧洲，其影响远远超过第一篇获奖征文，而他的论敌因此也就更多了。不过，在当时，这些并不能掩盖卢梭的辉煌，卢梭也因此赢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