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卢梭的一生，既可以说是传奇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也可以说是流浪的一生、辛酸的一生。1728年3月，卢梭离开了日内瓦，被迫开始了流浪生活。为了生计，他经人引荐去拜访华伦夫人，轻易地由新教改宗旧的天主教。他先后充当过伯爵的仆役，担任过希腊主教的翻译，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古丰神父的家庭教师。在长期的漂泊过程中，他广泛地接触了城市和乡村的各种社会阶层，从他的亲身经历中，他了解到了下层人民的疾苦，看到了上层社会的腐化堕落、政治的黑暗，这些经历，成为他激进思想的源泉。值得庆幸的是，也正是在到处流浪的过程中，卢梭结识了一批朋友，这些朋友在生活、学习等很多方面都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由于缺乏正规的教育，卢梭虽然酷爱读书，但缺乏选择和指导，而他所交往的很多朋友，在这方面给过他很多的帮助。他在《忏悔录》中回忆到，“古丰神父曾教我读书不要贪多，而是要多加思索：这样的读书使我获益不少”①。同时，和托讷的大法官西蒙先生的交往和谈话，也让卢梭受益匪浅。他说，“由于他(西蒙)读过许多杰作，又喜欢谈论文学作品，所以他的谈话不仅有趣味，而且可以使人得到益处。后来在我潜心读书的时候，和他过从很密，这事对我大有裨益。我住在尚贝里期间，有时从尚贝里跑去看他，他很赞扬我好学不倦的精神，并且不断鼓励我，在选读书籍上给了我很多可贵的指教。他这些指教使我受益不少”②。

刚离开日内瓦城的时候，卢梭对于未来也存有一丝恐惧，一个人无依无靠，身无分文，又缺乏足以谋生的技能。不过，这种恐惧，很快就被对自由和新生活的渴望所击退。卢梭天真地认为这下自己真正获得了独立和自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了。

最初几天，卢梭一直在比较熟悉的日内瓦城郊徘徊，住在他比较熟悉的乡村人家里。他们对卢梭很热情，留他吃饭、住宿，这种热情和城里人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卢梭后来一直对乡村情有独钟，对大城市的生活却怀有一定的恐惧和介意。有一天，卢梭去拜访了日内瓦附近萨瓦境内的一个教区神父德彭维尔先生，这位神父是一位天主教徒，他一心想把卢梭从他视为异教的新教中拯救出来，于是介绍他到安纳西去见刚刚皈依天主教的华伦夫人。卢梭虽然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信仰，但内心并不坚定，再加上自己当时在日内瓦的生活也没有着落，于是就带着德彭维尔的介绍信上路了。谁也没有想到，与华伦夫人的会面，竟然影响了卢梭的一生。以至于有的评论者竟认为：“在卢梭成长为法国思想界一颗巨星的过程中，华伦夫人挥洒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意义远远超出卢梭成长过程的本身。”①按照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我们每个人在社会化以及心理人格形成的过程中，都有一个或几个会对我们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重要他人”,“华伦夫人”无疑就是影响卢梭一生的“重要他人”之一。50年后，卢梭回忆起他初次见到华伦夫人时的情景，他先是一阵激动，接着便是怅然长叹。思索了片刻，他便拿起笔来，写下对她的追思：“今天是圣枝主日(注：天主教的传统节日之一，复活节前的礼拜天),同华伦夫人初次见面，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她当时只有28岁，而我还不到17岁……我没有哪一天不在愉快地、怀着深情回忆起这段时期，这是我不受干扰、没有阻碍地充分体现我自己的时期，现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真正生活的唯一而短暂的时期。”①

华伦夫人原是瑞士佛威市的贵族小姐，年轻时就嫁给洛桑·华伦先生。由于婚姻生活不幸福，她就逃离出来，投奔了撒丁王国维克多·亚梅德王。撒丁王赐给她年金，于1772年将她安置在安纳西。卢梭从16岁头一次拜访华伦夫人，到29岁只身去闯巴黎，这13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华伦夫人身边度过的。而这13年，恰恰是卢梭在积蓄力量，一鸣惊人的准备期。由于身世的漂泊，为前途的奔波，在这13年中，卢梭与华伦夫人又经历了5次的聚散离合。而他们的每一次相见和相处，都对卢梭由一个流浪者成长为欧洲文化巨人的伟大历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华伦夫人博学多才，对文学、音乐、植物学和矿物学等都有浓厚的兴趣和独特的理解，和当时的很多上流人士有着比较密切的交往，她以母亲般的胸怀鼓励卢梭不断学习，并积极帮助卢梭寻找各种机会。不过，弱冠之年的卢梭，与华伦夫人第四次相见时，他和华伦夫人的关系从母子变成了情人，这段备受争议的恋情，也成为许多反对者攻击卢梭的一个理由。

卢梭与华伦夫人的第一次相见和相处，时间很短，因为华伦夫人接受了别人的建议，把他送到了都灵的救济院。从救济院出来后，卢梭从一个新教徒变成了一个天主教徒。年轻时轻率地改变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一经历为卢梭日后思考宗教问题提出自然神论埋下了伏笔。

为了谋生，卢梭找到了一个工作，在维尔塞里斯公爵家里做仆人，替公爵夫人抄录一些信稿。在这段时间里，他增长了一些见识，并结识了一些朋友。在他结识的朋友中，有一位牧师，名叫盖姆先生，非常博学，和卢梭谈得很投机，卢梭经常去找他聊天，学到了很多东西。由于卢梭在公爵夫人家里帮忙抄写书信时表现良好，他又被介绍到古丰伯爵家工作。有一次，伯爵家举行大宴会，席间有人见伯爵家的壁锦上绣有索拉尔家族的一句铭文“Tel fiertguine tue pas”,就说“fiert”这个字拼错了，多了一个字母“t”。古丰伯爵看到卢梭在一旁微笑，对此似乎很是了解，就让他代替自己回答。于是卢梭立即说：“我不认为这个‘t’是多余的，因为‘fiert’是一个古法文字，并不是从名词‘ferus’(尊大；威赫)来的，而是从动词‘ferit’ (他打击，他击伤)来的；所以这个题词的意思，据我看并不是‘威而不杀’,而是‘击而不杀’。”听到年轻的卢梭把道理讲得这么明白，大家惊奇得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接着又一齐开口称赞他，尤其是伯爵给了他很高的评价。这次良好的表现，让卢梭初露锋芒。伯爵家的所有人，都把他看成是一个最有出息，而现在正被大材小用的青年。当晚，老伯爵和卢梭谈了许多关于学习的事。第二天，又把他介绍给了自己的儿子，希望把卢梭培养成为他们家的代言人。伯爵的儿子古丰神父也很喜欢他，主动提出要帮助卢梭补习拉丁文。后来他从受过高等教育的古丰神父那里受到了文学的熏陶，也学到了不少知识。但是，当人们正期待他得到一个适当的位置，以便可以飞黄腾达的时候，卢梭却与一个叫巴克勒的小伙邂逅相识，中断了在古丰神父那里的学习和生活。巴克勒的风趣、幽默、活泼的特性，让卢梭对他异常喜欢，受巴克勒的鼓动，1731年，卢梭离开了古丰家，重新开始了漂泊旅行的生活。

几天后，他与巴克勒分道扬镳，又来到了华伦夫人的家里。从这开始，他们以“妈妈”“孩子”称呼对方。华伦夫人开始研究他，希望制订出与他才情相适应的出人头地的计划。为了卢梭的前途，华伦夫人曾经把他送到神学院去读书，但卢梭不能适应神学院的压抑气氛，仅学会了一些歌曲，这让神学院院长对他感到很失望。对于神学院退回的卢梭，华伦夫人并没有嫌弃，而是以慈母的爱抚熨平他的创伤，并为他重新寻找新的前途。华伦夫人见卢梭音乐上有了一些长进，就想把他培养成音乐家，便把他介绍给大教堂的乐师、优秀作曲家、年轻的勒·麦特尔。虽然卢梭学习很勤奋，但这一时期，他对华伦夫人的迷恋，使得他不能把思想集中在学习上，因此，学业并没有取得成功。

和华伦夫人退居乡间，本来是为了让卢梭休养身体，但卢梭却借机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别人觉得这样做对他的身体有害，他却感到有益，不仅有益于心灵，也有益于身体。因为这样读书对他来说是一种乐趣，使他不再考虑自己的那些疾病，痛苦也就因此而减轻了好多。卢梭从此走上了献身学问的独特之路。在健康不佳的时候，他把努力学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看成是件美事。哪怕是要到天堂去，他也觉得应该带着足够的知识去。这时的卢梭，正在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营养，他博览群书，对当时最新的科学知识和思想成果无不涉猎，阅读了大量的古代名著和当时许多知名学者的著作。他学习的范围涉及了政治、哲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物理学、生理学、博物学、音乐等，广博的学习，为他成为一个思想巨人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日后他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他在设想自己一人教授爱弥儿时的自信，都是基于大量的阅读和丰富的学识。

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几件事情，对卢梭后来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

他曾经因工作勤奋被推荐到巴黎，却没有找到合适的职位。在回尚贝里的途中，有一次他因为贪恋一处风景迷了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农民家里，就向主人家讨顿饭吃，并且愿意付钱，结果那位农民说家里只有撇去奶皮的牛奶和粗糙的大麦面包，后来见卢梭狼吞虎咽，一扫而光还觉未饱，认定他确实是饿极了的迷路人，这才打开厨房旁边的小地窖，取出很多好吃的招待卢梭。饭后交谈时，卢梭才得知农民把好一点的东西藏起来，是怕横行乡里的“税吏”和“酒耗子”们横征暴敛。卢梭看到这个殷实富足的人家，却不敢吃自己用血汗挣来的面包，而只能装出和周围的人一样穷困，才能免于破产。他不禁为农民而叹息：他们的一切劳动果实，大自然所慷慨赐予的一切，竟成了残忍的税吏掠夺的对象。社会的不公平令卢梭心中十分愤慨，这显然成了他以后致力于探讨人类不平等之根源的一个动因。他后来越加强烈的对于人民所遭受的痛苦的同情和对压迫他们的人所抱的不可遏止的痛恨，就是从这里萌芽的。

这期间，他得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于是决定到日内瓦去领取父亲留下来的遗产。为了谋生，卢梭先后做过很多工作。他曾帮一位牧师罗里松抄乐谱，卢梭很喜欢这项工作，认为它是适合自由人的一种职业，即使在成名之后，他也经常借此工作让自己免于恼人的论争，直至去世前夕，他一直坚持帮人抄乐谱。由于专门学习过一段时间的音乐，卢梭还冒充过来自巴黎的音乐家，想办法在钠沙泰尔做了音乐教师，教几个小孩子学音乐。不过，教得并不好。因为他当时完全是为了糊口，为了生计，所以后来在《爱弥儿》中，他非常反对用金钱去聘用教师，而主张教师要由父亲信得过的朋友来担任。

到了日内瓦以后，因为领取遗产的手续比较麻烦，卢梭在那里小住了一段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8月份，日内瓦爆发了一场反对小议会的动乱，这使得卢梭对他父亲所说的那一套政治和谐的神话首次产生质疑，也引发了他后来对“社会契约”和“革命理论”的思考。

1732年，华伦夫人又给卢梭介绍了一份工作，去宫廷的土地登记处做文书。卢梭很快就熟悉并且适应了他的工作。经过四五年的颠沛流离之后，他终于可以冠冕堂皇地自己挣饭吃了。这种稳定的生活环境，使卢梭的性格趋于定型，他过去那些杂乱无章的教育也开始系统化。工作之余，他又恢复了读书的嗜好。

在做土地登记员工作的时候，经常需要做一些计算工作，为了克服工作中的困难，卢梭买了几本算术书自学。他认为，实用算术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如果要做到十分精确的话，有时计算起来麻烦到极点，但如果把思考与实用结合，就能产生明确的概念，就能找到简便方法，这些方法的发现又激励着他的自尊心，而方法的准确性又能使智力得到满足，原本枯燥无味的工作，因为有了简便方法而不再那么令人讨厌了。但很多数学家和几何学家却会被这些实际的问题搞得头昏脑涨，也正因为如此，卢梭一直提倡实行、行动，认为如果只学习书本而不把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去的话，那这样学来的知识就是无用的，就会让人感到无趣。

除了算术书和古代作品之外，近代的知名学者如笛卡儿、孟丹、莱布尼兹、洛克、开普敦、牛顿等人的著作，他无不喜欢。对于政治、哲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物理、生理等科学的新成就，他都有所涉猎，他还研究算术、几何、植物学、解剖学，练习绘画。但这时，卢梭还没有真正进入完全献身于知识的阶段。他仍是东奔西走，碰到什么就读什么,不知道一定要干什么,不断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他什么都学，哲学，几何学、代数、拉丁文等，也读历史、地理、编年学、天文学，还有一些消遣读物。他喜欢化学，曾试制密写墨水，结果，蒸馏器爆炸，炸伤了他的脸，并且眼睛失明了两个星期。后来他又转而学习几何学和代数学，以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和掌握要领之间的联系。他还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拉丁文，终于达到了能够轻松地阅读一些拉丁文著作的水平。他读书成癖，无论到鸽棚、菜园、果园或葡萄园，总是随身带着书，干活的时候，几乎像傻子似的，嘴里不断在嘟哝和默诵些什么东西。随着学习的深入，卢梭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知识的欠缺和时间的紧迫，因为自己快满25岁了，却还所知不多，所以要抓紧时间学习。

卢梭虽然胜任土地登记员的工作，不过，自己却对这项工作缺乏热情，于是，在1734年，卢梭又辞去了土地登记员的工作。很快，他开始招揽一些女学生教她们学音乐。在卢梭看来，教音乐挣的钱比当秘书挣的钱要多。而且，更重要的是，两种工作的环境差别很大，音乐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他说，“我从童年时代起就爱上了这种艺术，而且我一生中唯一始终喜爱的艺术就是音乐”①。所以，他并不后悔辞去工作。不过，卢梭教音乐的时间并不长。由于读了一些医学方面的书籍，他总是感觉自己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于是，经人介绍到外地去求医。但当他回到尚贝里时却发现，华伦夫人已经移情别恋，他只好黯然离开。

1740年4月，他来到里昂，在贵族官员马布里家担任两个孩子的家庭教师。这时，他自认为差不多已经有了做一个家庭教师所必须具备的知识，也有作教师的才能。因为几年前，他还曾经想当一个青年贵族的老师。可惜的是，

他第一次做家庭教师的经历并不成功。他教的两个孩子，大的八九岁，名叫圣马利，相貌很清秀，相当聪明，相当活泼，但也浮躁，贪玩，十分调皮；小的叫孔狄亚克，外

表像个傻瓜，干什么都粗枝大叶，像驴一般固执，什么也学不会，而卢梭的脾气又比较暴躁，对他们缺乏耐心，所以，他自己说：“只要一切都顺利，只要我的操心和劳动能够发生效果，我就诲人不倦地教下去，真像个可爱的天使。但事情一不如意，我就变成了一个恶魔。当学生们听不懂我的意思的时候，我就气得发狂；如果他们表现得不听话，我就恨不得把他们杀死，当然，这绝不是使他们成为有学问有道德的人的好方法。”①在这种情况下，“我既不能平心静气，又无耐心，结果不但没有作出一点成绩，我的学生反而变得越来越坏了”②。卢梭反省说：“我并不是不勤快，但我缺少冷静的态度，特别是不够明智。我对他们只知道用三种对孩子不但无益往往有害的方法，那就是：感动、讲理和发脾气。有时我劝圣马利劝得连我自己都感动得流下泪来，我想感动他，就好像孩子的心灵真能感动似的。有时我费尽精力同他讲道理，好像他真能听懂我那套理论似的，而且由于他有时也向我提出一些十分微妙的论据，我就真拿他当做一个明理的孩子，以为他非常善于推理。至于小孔狄亚克，那就更让我为难了。他什么也听不懂，问他什么也不回答，讲什么他也不动心，任何时候都是那么顽固，而当我被他气得发火的时候，倒是他在我身上取得了最大的胜利；这时候贤明的老师是他，我却变成了小孩子。我所有的这些缺点，我都看得很清楚，心里也很明白。我研究了学生的思想，而且研究得非常透彻，我相信我一次也没有受到他们的诡计的欺骗。但是，只知道缺点所在，而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补救，又有什么用呢?尽管我对这一切都看得很透彻，可是我完全不能防止，所以还是收不到任何效果，而且我所做的恰恰都是不应该做的。”①这次教师经历的失败，也成为后来人们嘲讽卢梭的一个理由，认为《爱弥儿》只不过是一个幻想家的想象罢了。事实上，这里面牵涉到教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卢梭这一番无奈的话，一方面，让我们感觉到了教师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看到了优秀教师必须具备的一些素质；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卢梭理论家的局限，更深刻地体会到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距离。理论和实践虽然存在着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但是要想真正把教育思想和理论落到实处，还必须有一些转化的技巧和条件，而教师在这个环节当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教育理论的作用，只有靠教师结合具体的教育情境加以创造性地运用才能发挥出来。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教育理论就是无用的，教育理论家都是空想者。因为，具体的教育教学方法策略只能针对具体的教育对象，一个优秀的教师能够影响到他所教的学生，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他的影响也很有限；而好的理论则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适应性，它可以通过影响千万个老师去影响更多的学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仍然把卢梭看做是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

从青年卢梭的成长历程来看，青少年学生早期的志向存在着很多的可能性。对于孩子的培养，第一，一定要照顾到孩子自己的兴趣，而孩子的兴趣本身也是在不断变化，是会发生转移的，家长和教师切忌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孩子。华伦夫人希望卢梭成为神学家，发现卢梭的兴趣在音乐以后，又想把他培养成音乐家，最后，在学习失败后，还是努力帮卢梭找了一个土地书记员的工作。但是，当卢梭最后重新激发起对音乐的兴趣，并为了音乐而放弃了这份看起来不错的工作时，华伦夫人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还是尊重了卢梭的决定，这是很难得的。第二，对孩子一定要有信心，不能打击。华伦夫人正是坚信卢梭是能够有所作为的，所以，在神学院院长把卢梭送回去以后，仍然没有责备他，而是按照他自己意愿，观察他的兴趣所在，极力帮助他提供各种有利的条件，去促进他的发展。从这一点来说，如果没有华伦夫人，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卢梭。卢梭在《忏悔录》中谈到这一段时说，“正是在这一段宝贵的期间。我那杂乱而无系统的教育，开始有了稳定的基础，我的性格才逐渐定型，使我在日后所遇到的种种风暴中，始终保持我的本色”。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