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方翻译史中明确以翻译能力为话题来阐述翻译的译家和论者虽然少见，但却有不少论述涉及了译者从事翻译所应具备的条件，对翻译主体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有较多的论述。而且，很多论述都是从事翻译的译者结合自己的翻译经验有感而发，较为客观地揭示出一个合格的译者在翻译时应具备的内外条件，具有指导翻译实践的意义和理论价值。如果我们将译者的翻译能力定义为“能够胜任翻译任务的主观条件”，那么传统译论史中对译者翻译能力的探讨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他们论述中所涉及的译者的能力也较为全面，包括了译者的双语能力、主题知识、译者的态度、译者的品格等，而译者的态度和译者的品格这两个方面即使在当代译论中也很少提及。

但是，传统译论中有关译者能力的探讨也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有关译者能力的论述基本上都是从译者本人的翻译经验出发得出的，探讨的翻译对象大多数局限于两类翻译：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所以，他们的一些论述对于文学翻译或宗教翻译也许很合适，但对于非文学翻译是否适用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其次，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译论中有关翻译能力的探讨大多局限于强调译者的语言能力，这与当时人们的外语能力薄弱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在中国，直到清末民初，从事译事的人精通外语的仍是罕见。马建忠曾这样描述晚清翻译界的情况：

今之译者,大抵于外国之语言,或稍涉其藩篱,而其文字之微辞奥旨,与夫各国之所谓古文词者,率茫然而未识其名称;或仅通外国文字语言,而汉文则粗陋鄙俚,未窥门径;使之从事译书,阅者展卷未终,触人欲呕。又或转请西人之稍通华语者为之口述,而旁听者乃为仿佛摹写其词中所欲之意,其未能达者,则又参以己意而武断其间。盖通洋文者不迭汉文,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亦何怪夫所译之书皆驳杂迂讹……[8]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把翻译活动仅仅看作一种语言活动，强调译者的语言能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次，多数有关译者能力的论述都是主观的、规定性的，很少有描述性的客观研究。论者基本上都是从自己的翻译经验或是翻译的文本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一个合格的译者应该具备这样或那样的条件，但对于译者如何习得这些能力，具备这样的条件却鲜有人论述。像英国的德莱顿就曾这样哀叹过，“具备翻译条件的天才实在是太少了”[9]。

最后，中西方翻译史上有关译者能力的论述所涉及的翻译方向几乎都是从外语翻译到母语，很少或几乎没有从母语翻译到外语的论述，尽管在中国翻译史上，无论是早期的佛经翻译还是明清时期的科技和《圣经》翻译都不乏中外译者合作外译的成功案例。

[1]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第37～38页。

[2] 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35页。

[3] 王宏印:《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第40页。

[4]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第277页。

[5]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第277页。

[6]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第276页。

[7]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23～24页。

[8] 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第4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第214页。

[9] Snell-Hornby，Mary:“The Professional Translator of Tomorrow:Language Specialist or All-round Expert”,In Cay Dollerup and Anne Loddegaard(eds.),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2：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