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权威的翻译大辞典《中国翻译辞典》这样定义“翻译”：“翻译(translation)是语言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指把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内容变为另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过程或结果，或者说把用一种语言材料构成的文本用另一种语言准确而完整地再现出来。”[5]从这个定义来看，翻译既包括从母语翻译到外语也包括从外语翻译到母语。也就是说，翻译活动应该涉及译出和译入两个方向，否则上述定义应该明确使用从母语翻译到外语或外语翻译到母语之类较为确切的说法。中国古代有关翻译的论述如“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贾公彦《周礼义疏》)以及“译之言易也，谓以所有易所无也”(赞宁《译经篇》)也都揭示了翻译活动是同时包含着两个方向的。中西方翻译实践史也证明了从古至今从母语翻译到外语的活动是一直存在着的。

据西方翻译史记载，将《圣经·旧约》从迦勒底语翻译到希腊语的七十二位贤者，其中有些译者并不是希腊人。据此可以推测，这部分译者的翻译活动实际上是从母语或从一种外语翻译到另一种外语中去的[6]。12世纪至13世纪，在西班牙的“托莱多翻译院”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整个欧洲，译入外语的翻译活动更是司空见惯。当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精通或熟悉一两种公认的“权威语言”(拉丁语或法语)。曾经有学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四个一起喝茶或喝咖啡的作家，有两个回到家后开始用母语写作，另外两个回到家后则开始用拉丁语或法语进行写作。类似情形在当时的欧洲是非常普遍的[7]。可以想象，正是由于当时的这些作家或学者精通或掌握了两种或多种语言，才为他们将自己或他人的作品从母语翻译到外语创造了条件。尤其是在18世纪的欧洲，人们普遍认为用本国、本民族的语言写成的作品就如同写在沙子上，而用希腊语或拉丁语写成的作品则好似刻在大理石上。当时的欧洲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为了使作品能够在历史上享有更稳定的地位、赋予作品更长久的生命力，无论是学术专著还是文学作品，都由其他语言译入拉丁语。例如，英国诗人弥尔顿的作品就是由本国的鲍威尔翻译为拉丁语的[8]。

在中国，自汉以来的佛经翻译、明清传教士的宗教翻译和科技翻译都主要由古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和西方的耶稣会士从事，翻译方向基本上都是从他们的母语翻译到外语(汉语)。梁启超曾借宋代高僧赞宁的论述，将佛经翻译史分为三个阶段：外国人主译期(以安世高、支娄迦谶为代表)、中外人共译期(以鸠摩罗什、觉贤、真谛为代表)和本国人主译期(以玄奘、义净为代表)。中外人共译期的合作翻译由于“口宣者已能习汉言，笔述者且深通佛理，姑邃典妙文，次第布现”，克服了主要由外国人主译的“讹谬浅薄”[9]。以东晋时期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翻译举例来说。鸠摩罗什在西域长大，精通佛学，三十多岁后来到中国传教，期间逐渐熟悉并掌握了汉语，他所翻译的佛经质量都很高，“不论在语言的精美上，还是在内容的确切上，都是前所未有的”[10]。当然，像鸠摩罗什这样既精通佛学，又通晓两种语言的佛经译者并不是很多。大多数外国译者对汉语的掌握程度偏低，很多时候他们的翻译活动都有中国文人的参与。

明末清初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赢得官方和知识阶层的好感，和中国译者合作翻译了有关科学技术的书籍近120种。参与合作的译者包括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科学家和利玛窦、汤若望等众多传教士。

在清末成立的洋务机构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的翻译馆，都有外国译者参与翻译了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在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的翻译馆里，就聘请了西人传教士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等参与翻译。同样，马礼逊、理雅各以及韦烈亚在中国的译介活动，全是与中国人合作完成的。即使是在中国生活长达半个世纪的丁韦良和李提摩太，他们翻译的很多作品最终也经过中国学者的润色才完成。

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也曾出现过辜鸿铭、林语堂这样的将汉语译成英语的优秀译者。前者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后者则以译或改写的形式将《浮生六记》、《论语》、《老子》等中国作品翻译成英语以飨英美读者。

新中国成立后，从汉语翻译到外语的译出翻译活动频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达到了与从外语翻译到母语的译入活动基本持平的状态。马士奎在其专著《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2007)中有专门章节探讨“**”时期的对外文学翻译。他在搜集到的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有组织的对外翻译一直是整个翻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在翻译活动陷入空前低潮的‘**’时期，对外翻译仍然保持一定的规模；‘**’结束后，外译作品的数量和对外传播的途径都远远超过了以往。”[11]像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翻译的大量中国文学作品以及外文出版社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熊猫丛书”汉译英中国文学作品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成果。虽然久居中国的一些“外国专家”(如爱波因斯坦和沙博理)参与了这些对外翻译活动，但基本上都是由中国本土的译者来完成的。

由上可见，在中西方翻译史上，从母语译成外语的翻译活动即使不占主流，也是司空见惯的一种翻译现象。

在当代，从母语翻译到外语的翻译活动更是常见。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以及英语成为一种国际语言，翻译到英语的需求远远超出了从英语翻译到其他语言的需求。这使得译出翻译在以下三种情形下都有很大的需求：

1.非通用语种国家，如挪威、芬兰、丹麦、斯洛文尼亚

20世纪以来，从母语译入外语的翻译活动在非通用语种国家极为常见。许多译者所从事的翻译活动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从母语翻译到外语。根据《语言月刊》的调查结果，在英国有84%的译者是从外语翻译到母语；但在德国从外语翻译到母语的却仅占35%；在其他小语种国家如芬兰，这种比例就更小了[12]。非通用语种的分布范围很窄，如果这些语种的作者想让自己的作品被外界了解，他们的作品就不得不翻译到外语。非通用语种国家的学者们早就认识到译出翻译的重要性，曾经以翻译的方向性为主题召开过两次翻译研讨会，一次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Ljubljana)，一次在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Granada)，会后出版了两本会议论文集：Meta Grosman等学者编写的《译入外语：职业实践与培训》(Translation into Non-Mother Tongue:in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Training,2000)以及Dorothy Kelly等编写的《口笔译的方向：理论视角与职业教学》(La Direccionalidad en Traducción e Interpretación:Perspectivas Teóricas,Profesionales y Didácticas，2003)。

2.大语种但非主流国家，如中国

汉语是典型的大语种，讲汉语的人大约有15亿人，但与英语相比，汉语仍然是一种边缘语言。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发展中的中国要想同国外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大量的汉语材料都需要中国本土译者从汉语翻译到外语，尤其是英语中去。孔慧怡曾经根据对全国暑期英汉翻译高级讲习班学员的一次调查，发现90%的学员(主要是高校的翻译教师)在平时承接的翻译任务中需要同时应付中译外及外译中的双向翻译。据此她指出：“事实上，翻译工作者需要双向运作，在很多亚洲国家是常见的现象，而一般认为专业翻译只应译入母语或A语言的规定，目前在亚洲仍难以实现。”[13]其实，即使在联合国这样大量使用翻译人员的国际性组织里，在从母语翻译到外语被视作违背翻译常规准则的情况下，汉语和阿拉伯语的翻译也通常是由母语为非英语的译者来从事。

3.移民程度高的国家，如澳大利亚

在移民程度很高的国家，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要想融入当地的语言文化当中去，很多材料都需要翻译到外语中去。Campbell以澳大利亚为例，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认识到移民对本国社会的特殊贡献，不再像以往那样期望移民归化到英语主流社会中去，而是鼓励多元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认识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需要和亚洲国家合作的必要性。这都使得澳大利亚需要大量的双向翻译人才，特别是译出翻译人才。“尽管近年来在国际化的大趋势下，为了满足移民的需要，澳大利亚大量的口笔译工作都有移民语言专家提供专门的翻译服务，但对于笔译来说，在很多情况下，社会期望有更多的译者从母语翻译到外语(英语)。”[14]

其实，从母语翻译到外语的活动不限于以上三种情形。Campbell曾写道：

我曾经遇到过不少国家(苏联，挪威)的翻译工作者，他们都是从事从母语译入外语的，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期望找到讲英语的英美人士从事翻译是不切实际的。日本译者协会的主席威廉姆·李斯(William Lise)在《国际语言》里写道：“与日本国以外的许多见解相反，在日本，几乎所有的日-英翻译都是由日本人写的作为外语的英语，然后由外国改写者做修改、润色工作。”[15]

王恩冕在《从母语译入外语：东亚三国的经验对比》一文中从口译的角度也指出，中国、韩国和日本三国国际交流活动频繁，口译市场繁荣。虽然三国的人口总数将近世界的三分之一，但由于其语言在国际舞台上都属于较少使用的语言(相对于英语而言尤其如此)，三国的口译员都要从事大量的从母语翻译到外语的译出活动[16]。

可以说,无论是在当代中国，还是在其他国家(英、美两国除外)，翻译到外语的活动是普遍存在的。但是，长期以来多数研究者忽略了翻译的方向问题，对于从母语翻译到外语的译出活动与从外语译到母语的译入活动之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也很少关注。就汉译英来说，母语是汉语的中国译者和母语是英语的外国译者在翻译的时候都具有怎样的特点？从母语译成外语与从外语译成母语的翻译领域和标准是否相同？如果不同的话，为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1] 马士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2] 宋柄辉:《韩少功的翻译和我们的昆德拉》，《东方翻译》2009年第2期，第53页。

[3] Snell-Hornby,Mary: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88：81.

[4] Pokorn,Nike K.: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Axioms,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5.

[5] 林煌天：《中国翻译辞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167页。

[6] Pokorn,Nike K.: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Axioms,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5：34.

[7] Lefevere,Andre: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London,Routledge,1992：115.

[8] 马士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第169～170页。

[9] 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73页。

[10]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第40～42页。

[11] 马士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12] Pokorn,Nike K.: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Axioms,Amsterdam,John Benjamins,2005：34.

[13] 孔慧怡：《’99全国暑期英汉翻译高级讲习班学员资料调查》，《中国翻译》2000年第2期，第61页。

[14] Campbell,Stuart:Translation into the Second Language,London,Longman,1998：23-24，27.

[15] Campbell,Stuart:Translation into the Second Language,London,Longman,1998：23-24，27.

[16] 王恩冕:《从母语译入外语：东亚三国的经验对比》，《中国翻译》2008年第1期，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