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翻译，人们普遍认为都是从外语翻译到母语。Nike K.Pokorn 在其博士论文《挑战传统翻译观》(Challenging the Traditional Axioms,2005)中回顾了西方翻译史上的主要译论，指出长期以来西方译论家在其发表的译论中都一直将从外语翻译到母语作为翻译活动的一个基本准则。他举例说，17世纪的英国诗人、翻译家德莱顿在翻译《奥维德》的“前言”中这样声称“没有人有资格翻译诗歌，除非他对诗歌艺术有天赋；而且，他不仅要精通作者的语言，还要精通自己的母语”；德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则明确提出了译者应该是译入语文化的一员，将翻译看作增加本族语意义和表达力的方式。施莱尔马赫和本雅明在有关翻译的论述中都认为翻译的方向应该是从外语译入母语。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说：译者的任务是在自己的母语中释放那种透明的语言，它在另一种语言的魔力下，在译者对作品的重新创作中解放该作品中被囚禁的那种语言。要实现这一目标，译者须精通母语，通过翻译，用外语改变译入语，从而解放纯粹的源语的力量。当代翻译学者霍恩比(Snell-Hornby)在《翻译研究:综合法》中这样写道：

译者从已经呈现的框架(文本和文本的语言成分)着手；这由作者从自己的部分原型场景的全部中产出。以文本框架为基础，译者-读者依赖自己经验的层次和相关的内在化的材料知识，建立起自己的场景。译者作为一个非母语者，可能会激活与作者的意图有所偏离的场景或者偏离源语者激活的场景。[3]

Pokorn认为霍恩比在上述引文中所使用的“作为一个非母语者”这一表述真实地反映了她认为译者应该是译入语文化的成员，译者所从事的翻译方向只能是从外语到母语的翻译[4]。

与西方主流译论相同的一点是，中国译论里很多探讨所涉及的翻译方向也是从外语翻译到母语。中国古代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于佛经翻译，各种译论主要围绕佛经翻译展开。佛经翻译的代表人物玄奘提出了“五不翻”的原则，即在五种情况下只可译音而不能译意。这五种情况分别为“秘密故”、“含多义故”、“此无故”、“顺古故”及“生善故”。在探讨“五不翻”原则的过程中，他所使用的译例全部都是从梵文译为汉语。在谈到“此无故”时，他举“阎浮树”为例，认为“中夏无此木”，所以采用音译。可见，玄奘的“五不翻”关注的是如何从外语(梵语)翻译成汉语。明末清初、晚清和民国初期，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中国学者翻译了西方大量的科技著作。西学翻译带来了许多新鲜事物，译名研究成为当时译界讨论的焦点。这些讨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关于外语如何译成汉语的。在有关译名探讨的早期，高凤谦和梁启超认为西方的名词，中国有的，应该采用中国名称来命名；中国没有的，应从过去的译法中选择通用的名称；中国没有又未被翻译过的，应根据其本质与功能另取一名。19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翻译占了主流，有关译论也主要是围绕文学翻译展开。在当时的直译和意译之争中，作为直译的支持者，鲁迅指出翻译中一时的不顺可以为中文输入新的表现法、改造中文的文法和句法。他以《死魂灵》的翻译为例，探讨了“欧化”问题，认为这是保存原文丰姿的必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后，汉译外的数量日益增多，但是针对外译汉的翻译理论探讨仍占据了主流。傅雷和钱锺书分别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为例，提出了“神似”与“化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外互译的作品日益增多，有关译论开始从汉译外的角度进行论述。但相比于英译汉的讨论，基于汉译外的译论在数量上仍然是非常少的。纵观整个中国翻译史，可以说大部分译论都是针对外语译成母语(汉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