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批判、和谐世界与社会发展总体逻辑

如何正确认识、客观评价资本与人类历史、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发展伦理及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有待于进一步展开的前提性问题。本节对资本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历史哲学与文化人类学反思，希望对资本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所助益。

（一）资本批判的主要向度

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推进，资本的逻辑本性：现世性、现实性、不平等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甚至夸张的表现。其“现世性”表现为，资本不追求指向未来的文化意义，以可以运用、把握并“变现”的控制他人的当下“权力”为重要目的。其“现实性”表现为，资本不追求指向永恒的精神满足，以可掌控的实体或虚拟“财富”为直接目标。在追求“现实财富”与“现世权力”的具体统一中，资本的重要精神实质也就是不平等，财富的不平等、权力的不平等以及这两种不平等的共谋或者说整合：社会整体运行状态与运行规则的不平等。

以资本为至上建构原则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一方面，社会公共权力往往被少数精英团体甚至极少数个体所控制甚至垄断，即使在所谓的普选社会、直选社会，人们也很难体验到自身权力的真正实现。另一方面，社会财富的不等分布、两极分化日益加剧，“非洲的平均家庭消费比25年前减少了20%，与此同时，发达工业国家的平均消费却增长了75%”，“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人的收入等于最贫穷的4亿5万人的收入”[1]。同时，社会精神状态的结构性不平等也日益加剧。与电视、网络的普及率成反比，只有少数的所谓专业精英能够成为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大多数普通人只能成为这些精英的精神产品的消费者、传播者。如果说，资本社会的重要特征是消费社会，那么，消费社会的最大问题就是人们成为各种产品——政治产品、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等——的消费者，却实质性地被剥夺了进行全面生产的权利。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消费权，消费匿名主体生产的社会权力、社会结构、社会财富、社会文化；与此同时，却拥有越来越少的生产权，人们不知如何成为政治产品、社会产品、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创造者。人们只能在消费中享受短暂的乐趣，而无法体验作为生产者、创造者所带来的深层主体性愉悦。

面对资本世界的这种深层异化、不平等，人们对资本进行了诸多向度的批判，并致力于探索、开拓超越资本世界的可能途径。概括起来，人们对资本的批判主要在三个层面上进行。其一，对资本进行“意义”批判。他们认为，对资本、对财富与权力的无限制追求，在根本上破坏了社会构建、社会运行的意义、价值体系。当人们“只知道专注于膨胀的胃与膨胀的银行户头”[2]时，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就已经渐行渐远。其二，对资本进行“制度”批判。他们认为，以资本为制度原则的社会，使人们之间的关系日益走向“异化的单纯”，日渐沦为一种**裸的控制与被控制、利用与被利用的“物化”契约关系，似乎人们之间不再需要互助、关爱、友善甚至亲情。其三，对资本进行“技术”批判。他们认为，资本世界的本质也就是经济中心主义、效率中心主义，而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又聚焦于对技术的追求，谁掌握了控制性技术，谁也就掌握了权力与财富，谁就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宰。在人与技术之间，人沦为技术的控制对象。技术的节奏决定人的节奏，技术的迁移决定人的迁移，这个社会日益成为一种异化的技术社会。

与以上三种批判相对应，人们对如何超越资本世界，建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也存在三个层面的构想。其一，重构现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对资本世界进行“意义超越”。或者主张“复兴”传统伦理、宗教理念，或者主张“新建”后资本时代的人性化或生态化意义体系，从而回归或构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其二，重构现代社会的制度、规则体系，对资本世界进行“制度超越”。或者主张为现有制度输入新的理念，对资本世界进行改良；或者主张构建一套新的人性化或意义化社会运行规则，对资本世界进行替代。其三，拒斥或重构现代社会的技术基础，对资本世界进行“技术超越”。或者倡导并实践一种简朴的个人生活，通过远离现代技术现实对技术社会、资本世界的“个人化超越”；或者主张建构一种民主化的技术结构、生态化的新技术体系，实现对技术社会、资本世界的“社会化超越”。

我们认为，对资本问题进行批判，对现代社会进行观念、制度与技术重构，探索“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构路径，离不开一个重要前提性问题的明确：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资本本身？是在现代性这个特殊语境中理解资本，还是回溯更加深远的历史？资本是一种经久弥远的文化人类学现象，还是一个只有数百年历史的现代性特例？

（二）资本的历史逻辑

众所周知，在词源学意义上，英语中的“资本”（capital）一词源于拉丁语的“caput”，意为“头（脑袋）”。我们认为，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在初民社会，资本（capital）的本义“头”（caput），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牲畜的“头颅”、人群中的“首领”。第一个方面意指财富；第二个方面意指权力。可以说，在起源意义上，资本既指重要的具有支配性的财富，也指重要的具有支配性的权力，是一种以能力为基础支配财富的权力，资本是财富与权力的一种具体组合或者具体整合。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这种整合具有不同的形态与特征。

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初民阶段，资本的早期形态或者说人们对资本的早期体验就已经产生。在这个阶段，资本也就是少量却重要的剩余产品以及具有一定能力、威望的队群首领。鉴于首领的能力与贡献，首领对如何分配剩余产品可能具有重要的发言权，甚至可能直接掌控剩余产品。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阶段，作为财富与权力具体统一体的资本在本质上由谁所有。据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的研究，初民社会是一种以共有、平等为特征的社会，工具、剩余产品为队群共有，首领由大家推选，并可以随时更换，首领并不具有绝对超越于他人的垄断性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初民社会，资本是一种共有“物”，共有是资本的最初形态。初民社会、旧石器时代的时间跨度，从最早的原始人族群，直到公元前10000年左右向早期农业社会转换，有十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之久，可以说，迄今为止，资本的主要形态是共有，共有财富与公共权力的结合，是资本在历史转换中持存时间最长的形态。

但初民阶段，首领对剩余产品的控制甚至直接结合，也为后来资本的私有形态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公元前10000年左右，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对新型工具的不断发明，人类从狩猎采集社会向早期农业社会转换。在农业社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能力的提升，人类生产的剩余产品逐渐增多，对组织、管理的专业化要求不断提升。水力等大型公共事业及对外作战、防卫等公共活动，既要求对剩余财富进行集中使用，也要求产生专业化的组织者、管理者。公共权力与公共财富的集中，是农业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个财富与权力的增长与集中过程，就是资本的增长与集中过程。但问题在于，当公共权力拥有者所掌握公共权力与公共财富不断增大并将这种权力与财富传给自己的子嗣时，资本的私有化进程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私有资本在新石器时代、农耕文明时期就已产生，私有资本（私有化权力与私有化财富的结合）是农业文明时期资本的重要形态，也是资本形态转换的第二个阶段。

公元1500年左右至公元1800年左右，人类开始进入跨文化交流与全球一体化时代，这个时代的重要事件或特征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跨洋交流、商业革命与民族国家的兴起。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兴起与深化进一步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新的交通与交流工具，使人类的多层面交往日益扩大，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进一步激烈，从此，人类社会进入以工业、科技、民族国家等为主题的近现代社会。在近现代社会的产生与转换过程中，资本的作用日益重要，政府、贵族、不同新兴阶层，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对资本，即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竞争日益激烈。在这种复杂的博弈、斗争和妥协中，权力与财富的结合形态，即资本形态日益复杂、多样化。一方面，“权力资本”与“财富资本”开始出现专业性分化，诸多精英开始分别成为职业的政治家、“政治人”或职业的商人、“经济人”，这个过程也就是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相对专业化。另一方面，分化了的“权力资本”与“财富资本”又具有“共谋”甚至一体化的内在需要：权力离开了财富无法维持与运行，财富离开了权力的保护也无法安全存在，更不用说扩张；有权力者希望获得财富，有财富者希望获得权力。总体而言，后农业文明即工业文明以来，资本的总体转换趋势是复杂化、多样化。其一，从资本的总体归属看，既存在以私有为特征的资本，也存在以共有为特征的资本。其二，从权力资本与财富资本的组合关系看，既存在公共权力与私有财富的组合，也存在公共权力与公共财富的组合。其三，从权力资本拥有者与财富资本拥有者的关系看，二者若即若离、既合作又竞争，一方面，权力拥有者希望获得、控制更多的财富以实现权力；另一方面，财富拥有者也离不开权力的保护甚至希望直接掌握权力以维护其利益。复杂化是资本形态转换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当今复杂社会中资本的重要特征。

（三）资本逻辑的历史作用

也就是说，不管是从资本的历史生成转换，还是从资本的现实空间形态看，都不存在一个单一、唯一形态的资本。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资本的地位与作用？我们认为，需要从“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总体逻辑”这个高度，认识和评价资本的逻辑本质与历史作用。

在反思的意义上，所谓“社会运行与发展总体逻辑”，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社会运行总体逻辑”与“社会发展总体逻辑”。其一，“社会运行总体逻辑”是指一个社会的存在与正常运行需要哪些基本要素，及其有机配合、结构性整合。在“社会有机体理论”或“社会静力论”视野中，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与运行都离不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有机关联，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有机配合。这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的正常生活需要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的有机协调。我们认为，即使不考虑进步与发展，人类社会的循环性运行也需要财富逻辑、权力逻辑、意义逻辑三个基本逻辑共同存在。财富逻辑是一种生存性逻辑，通过与自然的物质循环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生存与生活资料；权力逻辑是一种秩序性逻辑，为人们提供基本的规则、稳定和安全；意义逻辑是一个价值性逻辑，为人们提供生活的目的和终极精神关怀。其二，“社会发展总体逻辑”是指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哪些具体启动要素，或社会运行结构、运行规则的特殊调整。在“社会动力论”、“社会创新理论”视野中，推动一个社会从“循环往复状态”切入“进步发展状态”的动力，或者是因为引入、产生了新的变量，如新的技术、新的资源、新的观念、新的制度；或者是因为其存在环境（自然环境与交往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比如，历史上游牧民族以对新武器的掌握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化为基础对定居民族的冲击就对历史进程、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认为，从世界历史的转换看，激发、推动社会发展的具体因素是多样的，其中一个核心因素就是以新技术的不断产生为依托的资本逻辑的转换。比如，游牧民族的新武器与集权的结合也就是一种在当时历史环境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型资本。杰里·本特利、皮特·N.斯特恩斯等著名全球史、全球文明史研究专家指出，游牧民族以这种结合以新型资本为基础，对人类的历史进程、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决定性影响。

所谓资本逻辑，就是权力逻辑与财富逻辑的具体结合或者说二者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具体整合。从结构构成看，资本是权力与财富的统一；从原则本性看，资本的目的是不断获取更多现世权力与现实财富。马克思在揭示近代资本时指出，资本的本性也就是不断榨取剩余价值，也就是贪婪，也就是不断获取更多的财富与权力。如果我们不在情感上理解资本的“贪婪”，如果我们在黑格尔“恶是历史发展中的动力”这个意义上理解资本，就应该看到，资本逻辑在本质上是一种发展逻辑，而非循环逻辑，资本逻辑在本质上是一种竞争逻辑、效率竞争，而非协作逻辑、公平逻辑。现实性、现世性、不平等性、竞争性、效率性，是资本逻辑的内在精神原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资本逻辑是人类发展的动力性原则，没有资本逻辑的生长，也就没有社会发展的启动，也就没有农业社会的进步，没有工业社会的进步，没有后工业社会的推进。

综观全球史、世界文明史，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有三个重要关节点。一是始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农业革命；二是始于公元1800年左右的工业革命；三是始于20世纪中后期的当代新技术革命。从现象上看，这三次革命都是技术革命，但从本质上看，这三次革命都以资本逻辑为内在支撑和动力框架。如果没有不同主体围绕资本财富与权力的博弈，没有财富与权力的相对集中，也就没有农耕技术的进一步提升；没有当时世界人口的扩张性增长，也就没有农业社会的深化，没有后来的商业革命。同样，如果没有资本逻辑的转换，没有财富逻辑与权力逻辑的分化、竞争、整合，也就没有民族国家的兴起、没有跨洋交流、没有工业革命。还是如此，如果没有资本逻辑的进一步分化、整合，没有权力与财富在全球范畴内的竞争、重组，也就没有当代新技术革命的产生，没有当代复杂全球化。可以说，资本逻辑是社会发展的内生性逻辑、动力性逻辑，没有资本逻辑的分化、整合、转换，可能会有社会的“循环往复”，却不会有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当然，在这里我们必然遭遇一个重大基本问题：应该如何评价迄今为止的社会发展本身，是认为社会发展是单纯的成就史，还是认为社会发展是“成就史”与“问题史”的统一，社会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是否也伴随着深刻的问题和危机？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人类社会在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创造了诸多深刻问题，比如，“人类在20世纪中对地球造成的伤害也许比先前全部人类历史中的造成的还要多”。贝克、吉登斯等风险社会学家指出，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性的发展史是一部成就史，但同时也是一部风险史、问题史。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客观历史辩证地看待历史本身，也就应该能够客观历史辩证地看待、评价资本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就不会把确认资本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动力作用，看成是对资本的片面肯定，看成是为资本或资本主义唱赞歌。

（四）资本逻辑的伦理约束

在《全球通史》中，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迫使人们发生转变的是人口的压力”[3]。我们认为，与人口增长相伴随的人的需要的增长与有限资源的矛盾，是农业革命、商业革命、工业革命等发生的深层原因，而资本逻辑的分化、整合、转换正是人们解决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历史选择、文化调适结果。正是通过资本逻辑，通过不同层次主体对权力、财富的不断追求和竞争，人类不断创造、提升着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的总体平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充分肯定、自觉利用资本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作用、重要基础作用。但问题在于，资本逻辑是社会发展、“和谐世界”的最高原则么？对整体人类社会甚至一个具体社会而言，在自觉运用资本逻辑的动力性时，能否以资本逻辑为至上的建构原则？太多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教训启示我们，不能把社会发展的动力逻辑等同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总体逻辑”，不能把社会存在与发展整体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上升为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最高原则。否则，必然产生诸多深层次问题、引发诸多现实冲突。我们认为，现代性的最大成就是认识并自觉利用了资本逻辑的重要动力作用，而现代性的最深刻问题或者说最大悲哀是以资本逻辑为社会发展最高原则。

应该从“社会发展总体逻辑”这个原则高度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存在以及合理现代性、“和谐世界”的建构原则。“社会发展总体逻辑”是财富逻辑、权力逻辑与意义逻辑的统一。

商业革命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作为财富与权力的结合体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的核心对象，成为人们行为、观念、制度的核心。人们把这种现象叫作资本主义、经济中心主义、效率中心主义等。资本主义、经济中心主义、效率中心主义的最大成就是增加了财富、扩张了权力，最大的问题是破坏了逻辑财富、秩序逻辑、意义逻辑之间关系的协调，使社会整体竞争加剧，使社会在整体上失去了公正、公平、平等、和谐，使社会发展失去了人文目的、人文关怀，使人成为发展的工具、手段。我们认为，近代以来的每一次经济危机甚至两次世界大战都与资本逻辑的不恰当扩张有关。而目前的金融危机，也正是近代以来资本逻辑失控及其所导致问题的又一个必然结果，又一次必然表现。金融危机深层发端于这个世界以利益、财富、资本为核心的建构原则，深层依存于目前以西方资本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不平等。没有对资本逻辑的约束，没有对世界体系及其构建原则、运行规则的根本转换，也就没有对金融危机的根本应对。也许，通过技术创新、具体的政策，可能减弱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只要这个以资本逻辑为核心原则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与不合理的发展原则不改变，金融危机等全球性问题、全球风险完全有可能再次爆发，甚至以更加激烈、危害更大的形式爆发。目前的金融危机以及全球文明史的转换及问题都告诉我们，社会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事业的和谐推进、发展，是财富逻辑、秩序逻辑与意义逻辑的和谐互动过程，是不同发展主体内部系统及其不同主体之间的和谐互动过程。

对一个国家发展体来说，财富逻辑、秩序逻辑与意义逻辑的良性互动也就是“和谐社会”的建构过程；对不同发展体的关系来说，财富逻辑、秩序逻辑与意义逻辑在全球结构意义上的良性互动、不同发展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就是“和谐世界”的建构过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合理性目标，从唯物史观出发，以“社会发展总体逻辑”为视野，在利用资本逻辑的同时，又对其进行发展伦理约束，是推进“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发展的必然选择。

[1] Des Gasper，The ethics of development，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4，p.2.

[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致读者第12页。

[3]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