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日益成为复杂的现代性。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现代性的负面性不断呈现，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生态问题频发，人类的生产能力、管理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等不断受到深层挑战。贝克把这种日益复杂的现代性指认为风险社会，认为现代性具有深层的不确定性、非线性，并倡导以民主为核心的发展伦理——民主理性、民主制度、民主行动，以系统应对风险社会、复杂现代性。那么，现代性的深层逻辑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究竟应该如何定位现代性的深层逻辑？又应该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发展伦理？应该以什么样的哲学精神、文化态度面对现代性及其问题？

（一）现代性与风险社会：线性逻辑还是非线性逻辑？

在贝克看来，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研究往往以不自觉的线性逻辑为基础。或者认为通过发展科技、管理、民主可以解决所有人类问题，实现人类福祉；或者认为现代性在本质上是恶的，其所创造的问题大于成就，现代性的推进使人们走进了问题丛生的后现代。在贝克看来，这两种思路在本质上都是线性的，第一种思路是单向推进式的线性思维，第二种思路是单向断裂式的线性思维；两种思路都不足以揭示现代性的深层本质，超越线性思维、线性逻辑是深刻揭示现代性问题本质与应对策略的方法论前提。

在贝克看来，现代性研究之所以要超越线性逻辑、线性思维，有深刻的本体论、实践论原因。（1）从社会整体过程看。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当代社会发展具有深刻的问题性、不确定性、未可知性、非线性。不同于人们对现代性的物性成就及不断提升的人类科技能力、管理能力等的乐观和自信，贝克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问题与变数的风险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当代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向以启蒙运动为基础的现代性提出了挑战”，需要“强调存在于新的偶然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之中的人类计划的未决问题”[1]。（2）从人的实践能力看。现有的人类实践能力、实践活动具有深刻的问题性、不确定性、非线性。虽然，以科学技术、体系管理等为内容的人类实践活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人们的实践能力、实践活动及其成果日益表现出深刻的问题性、异化性、有限性，“实际上，在第一现代性中最基本的关于可控制性、确定性或者安全性的想法土崩瓦解了”[2]。（3）从社会过程与人类实践的统一看。现代性日益成为风险社会，作为风险社会的现代性呈现出深刻的“人为不确定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非线性。所谓“人为的不确定性”，是指以技术、理性、确定为核心的人类活动却产生了出人意料、毫无控制的负面结果，也就是说，使当代人类社会成为问题社会、风险社会的重要原因是人类活动自身。所谓“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是指这样一种矛盾现象：表面看来以专业化、产权明晰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建构起了一种责任到人的社会管理模式，但从实际运行看，这种社会运行、社会管理模式的核心是“自我满足和自我中心论”[3]，并没有人对社会整体、现代性的问题负责。

贝克对现代性非线性发展逻辑的揭示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社会发展中的深层问题性，但人们研究现代性问题的方法论底蕴往往是线性的。比如对“马太效应”的研究，人们就往往更加侧重从成就、强者的角度进行研究，更加关注强者愈强，并往往追求如何使大家都成为强者。而相对忽视从问题、弱者出发逆向性地认识“马太效应”，没有对“使大家都变成强者”这种思路本身的可能问题进行反思和反省。在贝克社会理论视野中，这种“使大家都成为强者”的思路在本质上是有问题的、线性的。这种思路以追求更多的财富为目的，以自然资源和人的能力的无限性为基础，从根本上忽视了自然承受能力的有限性和人的能力发展的现实有限性。不同于这种线性思维，贝克的研究方法显得独具特色：运用非线性逻辑对现代性进行逆向研究，提炼、总结“自然过程”、“社会过程”、“人类自身”三者互动中的问题性、负面性。比如，贝克就主张从弱者的角度对“马太效应”的研究，认为“马太效应”的最基本问题不是强者更强，而是弱者更弱；克服马太效应的基本路径不是如何对财富进行再分配，而是如何对问题、风险进行再分配，不是如何扩张人类实践，而是如何反省人类实践，如何限制、合理化人类实践。

这种非线性的研究方法，以问题的产生、问题的分配为起点进行现代性研究，是贝克风险社会理论最有价值、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之一，这对我们全面、辩证地认识现代性的深层本质、深层问题和应对策略都具有重要启发。但问题在于，贝克有没有真正超越他所批判的线性逻辑？有没有真正揭示出现代性的复杂逻辑？现代性的发展逻辑是否只具有非线性？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现代性生成转换的深层逻辑？

（二）复杂现代性：线性逻辑与非线性逻辑的具体统一

毋庸置疑，当代现代性日益呈现出深刻的非线性。所谓现代性发展逻辑的非线性，是指现代性在发展方向、路径、结果等方面都存在多样性、非唯一性，现代性是一种存在多种可能、多种样态的“可能性”人类实践过程。诸多学者立足不同学科对现代性的非线性特质进行了揭示。比如，当代著名发展伦理学家古莱、科技哲学家芬伯格、比较政治学家迈耶、人类学家哈维兰等，就对现代性伦理基础、技术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及其走向的非唯一性、非线性进行了深刻揭示。现代性的非线性逻辑具体表现为：（1）从本体论层面看，现代性的非线性，也就是作为社会变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现代性，其变迁路径与结果日益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不确定性。（2）从行动论层面看，现代性的非线性表现在，人们创造、推进现代性的行为特别是集体行动本身及其结果，往往出乎人的意料，而这种意外的结果可能是有益于人的，但也有可能是异化的、反人性的。（3）从认识论层面看，现代性的非线性也就是相对于现代性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人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具有现实有限性，人们对现代性的已有认识具有可知或未知的不完满性，人们对现代性本身的认识、构想、描绘，都具有深层的过程性、具体的不确定性。（4）从价值论层面看，现代性的非线性也就是现代社会发展作为一个事实与结果，其价值和意义具有复杂性，一方面，现代性本身可能存在某些本体性缺陷异化；另一方面，不同的价值主体对现代性的需要、评价日益呈现出非统一性、多样性，甚至相互冲突。

贝克着重揭示了现代性的不确定、非线性逻辑，那么，现代性是否只具有不确定性、非线性特质？我们认为，现代性在表现出非线性特质的同时，仍具有具体的线性特质、线性逻辑。所谓现代性的线性特质、线性逻辑是指，作为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种社会构成样态，不同的现代性之间又具有一些基本相同的元素与结构，作为一个社会实践过程，现代性有其发展规律。（1）从要素看，工业化、都市化、科技化、信息化、市场化、民主化，是现代性的基本元素，一个社会如果缺少这种元素，很难说它是现代的。（2）从结构看，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现代国家，都需要实现工业化、都市化、科技化、市场化、民主化等元素之间的具体和谐，没有这些现代性元素之间的基本平衡，也很难说一个社会是现代的。（3）从趋势看，一方面，超越传统社会走进现代性，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另一方面，现代性并不是诸多偶然元素的杂乱碰撞，而是一个有规律的、人们可以把握其趋势的客观历史过程。（4）在元素、结构、趋势的统一中，现代性具有“辩证的线性特质”。所谓辩证的线性特质，在外延上，是指不同的现代社会基本具有大致相同的现代性元素与现代性结构；在内涵上，是指现代性的发展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人们可以对现代性及其发展进行具体的规律把握。

“辩证的线性”不同于“简单的线性”。所谓“简单的线性”，是指事物的发展只具有绝对固定的元素以及绝对单一的结构、路径；对现代性而言，是指现代性只有唯一正确的发展路径、结果样态，比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现代性的实践史，特别是当代中国等东方社会的迅速崛起，已经历史性地否定了现代性的简单线性逻辑，并正在历史性地证明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现代性是一个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以建构“和谐世界”——多样文化社会的合而不同、和谐共存——为目标的多路径、有规律的、个性与共性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

我们认为，现代性作为一种复杂的现代性既具有不确定性也具有确定性，是线性逻辑与非线性逻辑的具体历史辩证统一。现代性的生成与转换的辩证逻辑，具体展现为现代性基本元素、构成结构的辩证性、历史性、过程性。一方面，现代性作为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社会阶段、社会形态，具有一些基本的现代性元素（比如工业化、都市化、市场化、民主化等）及现代性结构（即现代性不同元素之间的协调、平衡、均衡），同时，现代性也是一个可以把握的有规律的客观历史进程，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逻辑是线性的。另一方面，不管是现代性的构成元素、构成结构还是转换规律，又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并不存在一个抽象、唯一正确的现代性。不同民族必然根据内外古今的具体语境，建构虽有共性又各具文化特色、民族精神、国家特色的现代性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的逻辑又是非线性的。线性逻辑与非线性逻辑具体统一于不同主体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具体现代性实践。

（三）发展伦理：风险社会与复杂现代性的线性应对？

面对现代性的问题、风险社会，贝克既不同意简单的悲观主义——否定现代性，也不同意简单的乐观主义——肯定现代性，而主张一种“乐观的悲观主义”思路。“我把自己称为既非乐观主义者亦非悲观主义者，而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4]贝克认为，一方面，要充分认识现代性的深刻问题性；另一方面，要努力探索克服现代性问题、走向现代性困境的伦理方式。贝克希望通过构建一种以民主为核心的，理想化、规范化、系统化的发展关系、发展伦理，应对风险社会和复杂现代性。

第一，确立新的发展理性——科技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平等、共生、融合，即“民主理性”。在贝克看来，工具理性的霸权地位、科技理性对人类理性的垄断，是导致现代社会存在诸多问题的深层原因。科学理性的霸权、垄断、无限扩张，已经使“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5]。贝克断定，“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已经无法把握这由成功的理性化产生的晚期现代化的现实”[6]。风险社会的凸现要求人们必须打破科学理性的霸权地位，“在风险的界定中，科学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7]。贝克认为，应对风险社会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是消除“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断裂和缺口”[8]，实现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民主、平等、融合。“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9]超越片面的“霸权理性”，确立一种以平衡、平等为底蕴的新型理性——“民主理性”，是克服诸多现代性问题的理念支点。

第二，建构新的发展制度——以知识民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的最大问题在于“体系对生活世界的强制”，即国家、政府等对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的挤压与强制。在贝克看来，这种体系对生活世界、政治领域对社会领域的挤压，深层表现或者说深层依存于分化的专家系统对社会知识的垄断。一方面，现代社会运行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另一方面，不同的知识领域又被不同的专家所垄断；同时，又没有任何专家、机构对整体社会状态特别是社会问题负责，从而使现代性在整体知识层面成为一种无人负责的无序社会。也就是说，在贝克看来，现代社会并不是真正的民主社会，而是一种以知识分化、知识垄断为基础的垄断社会、问题社会。针对这种垄断与无序状态，贝克认为，应该跨越“专业和学科的边界”、“价值和事实的区别”、“由制度区分开的政治、公共空间、科学和经济的领域”，[10]建构一种以知识共享、知识民主为基础，以整合化、网络化、系统化为特征的真正的民主制度。“在此方面，亚系统和功能领域的去分化，专家的重新网络化和降低风险的工作统一化，成为系统理论和组织的主要问题。”[11]建构以知识民主为基础的社会民主是克服现代性问题的制度路径。

第三，实践新的发展行动——以“焦虑促动型团结”与“全球市民社会”为内容的“民主行动”。在贝克看来，社会民主是人们应对风险社会的必需选择，社会团结则是建构民主社会的重要方式。贝克认为，社会团结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以谋求利益、增加财富为动力的“需求型团结”；二是以解决共同面临的存在问题、发展问题为压力和动力的“焦虑促动型团结”。“从需求型团结到焦虑促动型团结”[12]，是风险社会语境下社会团结类型转换的主要方向。这种转换的实质就是要求人们超越以利益、财富、自身欲望满足为目的的“利益论社会团结”，走向以克服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恶化、社会危机等多重风险为目的的“存在论社会团结”。这种新型社会团结的深层动力不再是个体自身的利益，而是对人类存在、人类未来的焦虑与不安。贝克认为，这种新型社会团结的建构过程，也就是“全球市民社会”的建构过程。“在构建全球市民社会方面，自愿者组织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帮助人们产生公共意识和市民的信任，以使国家议程对跨国的、世界主义所关心的问题开放，并且他们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构建一种人类的繁荣。”[13]贝克呼吁“世界公民们，联合起来”[14]，实践性地建构存在论意义上的社会团结、全球市民社会。

应该肯定，贝克以民主为核心理念，以发展理念、发展制度、发展行动为具体内容的系统发展伦理思路，对人们探索如何超越现代性的问题具有重要价值。但问题在于，贝克应对复杂现代性的所谓系统发展伦理，是否只具有形式合理性？在内容上是否具有深层问题？其思路是否具有正确的前提、基础，又是否可行？其方法论基础是否是贝克自身所批判并力图超越的简单线性逻辑？

（四）发展伦理：复杂现代性语境下的辩证逻辑

单纯从形式上看，贝克应对风险社会、复杂现代性的发展伦理思路，并没有什么问题。克服旧的理念、制度、行动，建构新的理念、制度、行动，确实是人们思考问题、应对问题的重要系统思路。但从内容与方法看，贝克的这种发展伦理思路却具有诸多深层问题，比如，没有正确的社会存在论基础，对社会民主及其作用的理解过于理想化，解决问题的整体思路过于片面、抽象等。

第一，缺少正确的社会存在论基础。在贝克看来，现代性是复杂的、非线性的；但问题在于，现代性的复杂性不等于简单的非线性，也不等于简单的线性；现代性是线性与非线性的具体历史辩证统一。贝克以风险性、非线性、不确定性、不可知性定位现代性，正如康德指认“物自体不可知”一样，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与启蒙意义。但是，如果离开了对具体辩证线性逻辑如规律性的把握，对世界、对现代性的理解必然走向神秘主义或不可知论。没有正确揭示现代性的深层逻辑，使贝克的系统发展伦理策略缺少合理的社会本体论基础。

第二，对民主的理解缺少历史感。同哈耶克、哈贝马斯等诸多西方学者一样，贝克也把民主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想方案。相对体系（政府、国家）、科学等的强势或失灵，民主确实是实现社会公正、合理运行的重要机制。但问题在于：（1）民主本身是历史性的，并没有一个固定、抽象的理想民主模式；（2）民主不是孤立的运行机制，民主是与科学、市场、体系等有机互动的一种力量；（3）体系（政府）会失灵，科学会失灵，市场会失灵，社会民主也会失灵，民主不是解决所有社会发展问题的终极方案，民主本身也存在有限性；（4）任何民主模式的运行都以具体历史条件为制约，脱离社会历史条件推动抽象的民主，往往会导致更大的社会问题。贝克以非反思性的社会民主、全球民主作为应对复杂现代性的根本行动方案，在本质上正是一种线性、抽象的民主观。没有认识到民主本身的历史性、具体性、有限性，是贝克系统发展伦理思路的重要问题。

第三，解决问题的整体思路过于理想化。面对复杂现代性的诸多问题，贝克希望把握现代性的本质并提出理想化的解决方案，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在对任何问题的认识上，理想化都是有问题的。把现代性的本质简单定位为风险性、不确定性、非线性，并希望通过单纯的民主一劳永逸地解决现代性问题，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线性的、非辩证的、非历史的，缺少可实践性，其本质是以单纯的规范性来理解、应对复杂的事实性。

第四，方法论上存在线性逻辑与非线性逻辑的深刻冲突。一方面，贝克认为现代性的本性是非线性的；另一方面，贝克又把民主理解为线性的，并以线性的民主、发展伦理应对非线性的现代性。如果如贝克所言，现代性是非线性的、不可知的，那么，民主作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应该是非线性的、不可知的，贝克又何以能够确定民主的本性及作用呢？显然，在方法论层面，贝克的社会理论存在线性逻辑与非线性逻辑的深刻冲突、深层矛盾。

我们认为，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根本问题在于缺少自觉的复杂性思维和自觉的辩证逻辑。确立辩证思维、规律意识，是把握现代性生成与转换的辩证逻辑，建构合理、可行发展伦理策略的方法论前提。缺少辩证思维、规律意识，是导致贝克没有真正揭示现代性深层逻辑，无法确立合理发展伦理策略，没有真正超越线性思维，从而走向相对主义、神秘主义的方法论原因。历史的辩证意识、具体的规律意识，是洞穿现代性问题本质、建构合理现代性的根本方法论基础。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发展辩证法”与“伦理辩证法”的关系，把探索发展规律作为建构发展策略的知识行动论前提。

现代性的生成与转换是一个问题与成就、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存的复杂社会实践过程，现代性的问题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系统内部及各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中的复杂性问题，现代性问题的伦理解决需要真正的系统思路。仅仅依靠贝克等学者所强调的系统民主策略并不能真正系统地解决发展问题、现代性问题。其实，仅就发展伦理而言，正如古莱、可思波等发展伦理学家所指出，发展伦理也不是仅指民主策略，而是政治伦理、经济伦理、文化伦理、生态伦理等的系统整合。解决发展问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需要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全面变革。现代性问题的解决、合理现代性建构，需要人与环境的双重改变，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5]。

[1]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 同上书，第2页。

[3]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4]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5]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6] 同上书，第20页。

[7] 同上书，第28页。

[8] 同上书，第30页。

[9] 同上书，第30页。

[10]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84页。

[11] 同上书，第84页。

[12] 同上书，第56页。

[13]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4]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