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直面发展问题、以建构符合伦理精神的发展为目标的新兴交叉学科，发展伦理学对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发展的意义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比如对自由主义的无反思坚守。反思西方发展伦理的理论基础及其问题，对树立正确的发展价值观、形成合理的发展视阈，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展伦理学的价值与特点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逐渐进入发展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浪潮更是席卷全球。以经济增长、市场自由、政治民主、文化自主等为内容的发展，使人类文明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发展社会的负面性也逐渐呈现，生态环境破坏、文化价值冲突、财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面对日益复杂的发展世界、日益突出的发展问题，发展伦理学异军突出，20世纪后期，以“发展伦理学的先行者”德尼·古莱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开始从伦理学角度反思发展的问题、价值和意义，倡导建立以“反思发展问题、倡导发展理想、规范发展行动”为目标的发展伦理学。

在复杂发展时代，在生态破灭、环境恶化、财富差距、社会冲突等诸多发展问题日益凸现的情况下，在人们更多地关注财富积累、发展规模、发展速度等相对片面发展实践语境下，发展伦理学的异军突起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对发展目标进行自觉的价值反思、价值确立，对人们树立更加全面、正确的发展观具有重要意义。古莱认为，过去，人们更多地从经济层面理解发展，把发展的目标设定为“货品”（goods），而没有从“好”（good）这个层面思考发展，他认为，发展的真正目标应该是“好的生活”（the good life）。否则，所谓的发展，其本质只能是“反发展”。其二，对发展的手段、过程进行自觉的价值反思，对人们制订、实施更加合理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在可思波看来，过去的发展往往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在巨大的财富之中存在着极端贫困”[1]，针对这些问题，可思波等倡导人们建立更加平等、更多考虑弱势群体的代价和利益的发展战略。其三，对发展进行规范性研究、价值与意义研究，对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合理化、人性化，具有重要意义。在古莱看来，“在发展过程中，价值考量不可或缺，它不是处于技术与经济分析之后的边缘性的认识，相反，它们应位于所有发展思想的核心”[2]。众所周知，近代以来，在事实性与规范性的张力平衡中，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沿着实证化、经验化的方向推进。拒斥价值研究，拒斥形而上学，已成当代社会科学的一种“显”态度。在这种语境下，发展伦理学直面发展问题，自觉倡导并实践规范性研究，无疑有助于当代社会科学的更加全面、合理发展。

在充分肯定发展伦理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的西方发展伦理学也存在一些需要反思的深层次问题。其一，虽然古莱曾认为，应该注重其他民族的价值对发展世界的可能意义，但相对于古莱自身以及可思波、克拉克、内格尔·杜威等对西方价值观的强调，这种声音显然更多的只是一种点缀。也就是说，在对什么是“好的发展”这个问题上的理解上，西方发展伦理学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西方价值观立场进行言说，存在比较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其二，在反思发展问题时，西方发展伦理学往往更多地注重对财富分配、发展策略等现象性问题的揭示，而从根本上忽视对现代性自身发展规律、现代性本身的问题、发展本身的辩证两面性等问题进行深层把握。这就使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基本上是一种“关于发展问题的现象学”，而不是“揭示发展规律的本质学”。其三，一方面，西方发展伦理学认为发展伦理学应该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另一方面，概观古莱、可思波等人的研究，他们基本上是用近代以来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反思现时代的发展问题，却基本上没有自觉与当代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进行对话，没有吸收诸多学科的成果对自由主义价值进行必要的反思。西方发展伦理学家并没有真正实践其所倡导的跨学科原则与跨学科路径。以上诸多问题说明，目前的发展伦理学还只是一门对发展问题、发展手段、发展目标等进行伦理、价值规范性研究的相对表层伦理学，还没有成为一门反思发展本质、呈现发展规律的深层社会理论、深层发展伦理学。

（二）发展伦理学的自由主义问题

在麦克里兰看来，作为一种社会理念，自由主义兴起于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自由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与政治思想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可以说，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与政治思想史，也就是自由主义的成长史、扩张史，以及对自由主义进行不同向度批判与反动的历史。自由主义同启蒙运动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自由主义是启蒙运动的具体化。“说西方自由传统的精华尽出于启蒙运动，并非夸大。启蒙运动到了19世纪的欧洲，可以说已不再是一个运动，已成为文明。”[3]自由主义的特点主要有三个。其一，理性主义。自由主义承续了启蒙运动的传统，把理性作为考察、规划、建构人类社会的根本标准。“自从洛克主张人有能力独立了解上帝创世的目的以来，自由主义对人类的理性就寄以厚望。”[4] “在自由主义者来说，这将是人类有史以来首度出现这么一种社会——个人的理性与社会和政治组织的理性彼此相应。理性的人将会生活于一个依照理性原则组织的世界之中。”[5]其二，世俗主义。自由主义者对传统型、极权型社会持批判态度，反对压制人性的所谓宗教权力、神圣权力，认为“每个人的生活应该由他自己选择”[6]，认为人们有追求财富、经济、消费、享受等现实和世俗生活的充分权利。其三，个体主义。个体自由、个体权利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在自由主义者眼中，个体是社会生活的真正单元、主体，每个人都应该以理性和自身能力为基础追求自身权利的最大化。“自由主义从来最为珍爱的，是人类的意志自由与认知自由。”[7] “自由主义者相信人能为重大影响他们自身生活的决定负责，或者，人有能力判断别人为他们的决定。”[8]

概观古莱、克拉克、可思波、杜威等人所建构的发展伦理学，他们所倡导的所谓发展伦理，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观念在现代条件下的再次出场。其一，从其倡导的核心理念看。以个体为本位的平等、自由、尊严是西方发展伦理学的三个核心概念。从古莱等发展伦理学家对平等、自由、尊严等范畴的使用看，显然，他们是从个体出发理解这些概念的。他们认为，应该尊重所有个体的生存权，应该使每个个体都能享受到基本的现代生活条件，增强每个个体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使所有个体都过上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我们并不反对个体权利的重要性，但古莱等对个体权利的相对重视，对整体权利的相对忽视，说明西方发展伦理学的价值基点与自由主义深层共通。其二，在可思波、杜威等看来，注重民族、社区等具体群体利益的社群主义等整体主义发展观在本质上是一种错误的社会理论、贫困的社会学，在他们看来，社群主义往往成为各类极权体制的理论基础。[9]他们倡导一种以个体为基础，个体性与世界性直接贯通的发展伦理，认为以个体为基础的“世界主义理论给我们提供了道德的灵魂”[10]。对注重民族、国家等权利的整体性社会理论的批判，也说明西方发展伦理学与自由主义具有比较明显的深层共谋。其三，从克拉克、可思波等倡导的发展策略、社会建制看，他们力主以公民的直接参与为特点的西方民主制度，认为这种体制是一个已经检验的合理社会建构模式，解决诸多发展伦理问题的核心路径就是在世界推行“西式”直接民主。对西方民主制度的非反思态度，也说明西方发展伦理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社会批评与社会建构理论，是古莱等学者在发展时代、发展社会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再运用。

应该说，由于当今发展社会日益突出诸多发展问题，发展伦理学希望通过观念、制度等的调整在全球建构符合价值精神的更加合理的发展社会，有重要的社会批判与社会建构意义。但问题在于，发展伦理学对自由主义的非反省态度、非反思性运用，导致其理论存在诸多内在的紧张、冲突。其一，个体伦理与整体伦理的冲突。一方面，古莱、克拉克等坚持个体主义立场；另一方面，面对日益严重的发展问题，又不得不实践性地呼吁社会责任。而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整体伦理，显然无法用以个体为本位的个体主义伦理观得到全面、合理的解释。其二，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一方面，发展伦理学在理念上倡导世界各国、各地的普遍发展，并认为不同形态的传统文化可能对解决现代性问题有意义；另一方面，发展伦理学又实践性地倡导以西方的社会建制方案来解决全球发展问题，从而实践性地走向西方中心论。其三，一般理论与特殊理论的矛盾。一方面，发展伦理学批判以整体为基础、强调整体权利与整体发展的社会理论，认为社群主义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用整体权利掩盖了个体权利，认为社群主义不应该成为一种全球普适理论；另一方面，发展伦理学又把其自身倡导的以个体为本位的自由主义思想，上升为一种全球通用的普适性世界观、伦理观。

（三）深层发展伦理学的具体建构

在麦克里兰看来，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理论与社会研究方法，自由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存在某些“先天不足”。“19世纪自由主义者大多也是民族主义者……在19世纪，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连几乎都被视为理所当然。”[11]也就是说，虽然，自由主义反对以贵族为中心的不平等、差异性社会，以世界主义、普遍主义为其显性话语，但在深层本质与现实意义上，自由主义所倡导与实现的却是少数人的权利。理论上，“自由主义者认为财富的创造者应该尽得其益，而且国家应该敏于回应人民的要求。实践上，自由主义者希望资本家比劳工更能获得他们公平应得的财富，而且自由主义者说国家应该回应民意的时候，指的是启蒙的资产阶级民意。”[12]这一点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反思的批判。“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3]

从近代到当代，启蒙思想、自由主义就一直受到来自内部与外部的双重批判。正如麦克里兰所总结的那样，一方面，一些思想家从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出发走向了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走向对非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倡导与实践。比如，“赫尔德有心成为真正的欧洲启蒙运动之子，却以启蒙运动最有力批评者留名”[14]，从主张个性自由走向对民族性的研究与强调。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群众主义、保守主义甚至精英主义从来没有停止过自由主义的批判，强调不同整体的自由、具体整体之间的平等、维护具体整体尊严的社会理论一直有其重要作用、影响并不断发展。[15]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始终都不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绝对真理性的社会发展理论、社会批判与社会建构方法。在本质上，自由主义始终只是一种在特殊语境下产生的、为特定人群服务、反映特定人群利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社会理论，而不是可以解释、解决所有发展问题的普适、万能社会理论。

在本体论意义上，个体伦理与整体伦理是一种历史辩证统一的关系，其统一性深层依据于个体与整体、个人与社会的本体性不可分离。一方面，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个体离不开具体整体；另一方面，整体离开了个体只能是不真实的抽象存在。在当代复杂全球化语境下，既需要注重以个体为基础的平等、自由、尊严，更需要强调以整体为导向的平等、自由、尊严，对处于激烈国际竞争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单纯强调个体权利，强调个体的自由、个体的尊严、个体之间的平等，而忽视民族的尊严、民族的自由，不同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平等，显然是一种非历史的发展伦理观，并将在实践上导致诸多问题。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发展伦理学、自由主义对个体权利的强调，曾经有过的和仍会具有的社会批判与社会建构意义。但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当代复杂全球化与多样并存的社会理论语境下，以自由主义为基础已经不能建构起有说服力的系统社会理论。西方发展伦理学对自由主义的非反思性坚守，是导致其存在诸多理论与实践困境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因。没有对西方自由主义的自觉批判与历史超越，发展伦理学将始终是一种有问题的理论。

反思全球发展史、世界文明史，社会发展从来没有以理想的方式进行；社会发展从来都是一个以人的感性活动、知识行动为基础的，理想与现实的不断相互“调适”过程。一方面，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没有理想主义、伦理精神的关照，失去了这种关注，社会发展将失去意义与自觉方向；另一方面，社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受到诸多自然、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制约，在构建发展理想时，如果没有自觉的历史意识、规律意识、条件意识，人们构建起的所谓发展理想、发展伦理将失之抽象。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是相对忽视伦理本身的条件性、具体性，以及伦理社会建构的历史性、过程性。

我们认为，应该在辩证评价西方发展伦理学的意义与问题的基础上，具体地、历史地构建“深层发展伦理学”。其一，树立自觉的规律意识，具体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现代性的转换规律，是建构深层发展伦理学的重要基础。发展是现代性的具体展开，如何认识和评价发展，在本质上也就是如何认识与评价现代性。离开了对现代性的全面、规律性把握，不可能有合理的发展伦理观。其二，树立辩证的历史意识，具体地、历史地评价发展本身的成就性与问题性，是深层发展伦理学的基础内容。发展是收益与成本、成就与代价的具体统一，是全球发展与地区、民族发展的统一。既不能只看到发展的成就，也不能只看到发展的问题。一方面，需要从全球史的角度评价具体发展主体的发展实践；另一方面，对具体发展主体的发展战略、发展问题进行伦理评价时，也不能忽视不同地区、民族、国家发展史的具体性、特殊性。其三，树立过程性的伦理意识，具体确认发展伦理观念本身的历史性、发展性，是建构深层发展伦理学的知识论基础。一方面，自由、平等、尊严、民主等发展伦理观念，是人们对过去历史的精华性总结；另一方面，不同的主体又从自身条件与时代语境出发，各自对其进行着不同的、互有差异的理解。在西方发展伦理学对自由、平等、尊严等发展伦理观进行相对固化理解的条件下，尤其需要结合实践与多学科视阈，自觉确认发展伦理观念本身的历史性、过程性、具体性。

[1] Des Gasper，The ethics of development，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4，p.2.

[2] Denis Goulet，Development Ethics at work，Abingdon，Routledge，2006，Preface， p.ⅩⅩⅫ.

[3] [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页。

[4] 同上书，第724页。

[5] 同上书，第484页。

[6] 同上书，第727页。

[7] 同上书，第523页。

[8] 同上书，第724页。

[9] Des Gasper，The ethics of development，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4，p.208.

[10] Nigel Dower，World ethic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7，p.118.

[11] [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页。

[12] 同上书，第48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页。

[14] [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74页。

[15] [美]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673-8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