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设性后现代与发展伦理学的基础创新

随着现代性在广度与深度两个方面的不断推进，人们在取得创造诸多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创造”了诸多发展问题，如文化冲突、生态破坏、穷富分化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等。在人们对这些发展问题进行不同向度与层面的伦理反思以及对发展理想的反思与确认中，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发展伦理学。发展伦理学是对现代性、对发展目的和手段、对现代性的问题进行根本价值反思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发展伦理学对我们认识现代社会本质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在学科定位、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值得反思的深层问题。

（一）发展伦理学的现代性特质

反思是人的本性之一，有社会变迁就必然有人们对这种变迁所进行的反思，包括伦理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伦理学的思想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初始文明，追溯到古希腊，追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是，无论如何，在比较严格的意义上，发展伦理学是一个现代性事件，没有现代性的发展，特别是现代性的问题及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也就没有发展伦理学。这一点，正如发展伦理学的先驱古莱所说，发展伦理学直接源于现代社会条件下，不同领域学者、实践者对现代工业社会所带来发展问题的反思，如经济学家、政治家、哲学家对现代条件下的公正、正义等问题的反思。

目前，发展伦理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两个，一是德尼·古莱，一是大卫·A.克拉克。

在古莱看来，一方面，过去的发展实践往往以财富、经济增长为主体内容，在根本上缺乏一种伦理精神；另一方面，传统伦理研究又缺少对现实发展问题的关注。正是为了反对“发展研究”与“伦理研究”的相互隔离，古莱倡导“发展”与“伦理”相结合的发展伦理学。“尽管发展可以作为政治、经济、技术或社会现象被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发展的终极目的却是独立的：发展是为所有人提供人性化生活的机会。”[1]发展伦理学的根本任务正是确立“美好生活”这个终极目的。

克拉克认为，“发展伦理学家对国家、地区和全球发展的目的、手段进行反思、评价”，“发展伦理学家坚持不懈地提醒发展代理人：发展是为了人类的更好生活，人类不是发展的工具”，“富有弹性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策略应该和“拒绝走出边界的统一标准”相适应。“以伦理为基础的发展”应该为社会上的每个人提供利益并保护其利益，而不论他们的信仰、性别、种族、经济地位和年龄。

目前，发展伦理学关注的问题比较多样，甚至可以说是庞杂，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性别、救助等，无所不包。在比较与综合中，我们认为，在范式的意义上，发展伦理学主要呈现出三种研究范式。第一，问题范式。20世纪中叶及以前，诸多自觉与不自觉的发展伦理研究者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是，对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全球平等相对具体的发展问题、现代性问题进行反思。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环境伦理。问题范式的意义在于揭示了目前现代性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其问题在于不同向度的问题研究之间往往处于分裂状态，缺少真正的深层沟通与整合。第二，理想范式。在批判具体发展问题的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将重点放在对发展目的的终极价值反思上。理想范式的重点在于反思、重述发展理想、发展意义、发展目的。以古莱为代表的理想范式相对于问题范式而言，其优点在于具有更强的整合性，不再单独、分裂式地思考经济、政治等发展问题，而是将发展作为一个整体从价值根本处对其进行反思。其问题在于没有对发展伦理学本身的理论定位进行深层反思，没有从发展与现代性的关系这个层面对现代性本身的问题进行整合性反思，其思路在本质上是一种扩大的现代性，其视野基本上仍在现代性之内。第三，超越范式。在问题范式与理想范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有一些学者，开始对发展伦理学本身的演变、学科地位等进行反思。比如克拉克，就对发展伦理学的来源、共识与分歧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并将发展伦理学作为一种方法、视阈看待。当克拉克从“视阈”这个层面定位发展伦理学时，其意义在于可能在无意间开启了发展伦理学的超越范式。所谓超越范式，也就是以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为基础，对发展伦理学本身的问题、限度等进行反思，从而使发展伦理学具有深刻的自我反思性。超越范式的根本在于使发展伦理学认识到自身的限度，具有理性的自我反思性，但克拉克并没有真正实现这种超越。在本质上，克拉克的发展伦理学仍在现代性视野之内，他所说的作为视野的发展伦理学仍然是以现代性为视野的发展伦理学。

（二）发展伦理学与发展研究的关系

应该看到，作为反思现代性思想试验、思想潮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伦理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一，发展伦理学对诸多发展问题的批判，对发展理想、发展价值的确认，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发展本质、当代社会本质。古莱、克拉克等众多发展伦理学的研究者对经济中心论、物质与精神二元对立、西方模式中心论等各个层面的发展问题进行了不同向度、程度的批判，同时，也对人类全面发展、美好生活、民主、参与、尊严、自决等发展理想进行了价值确认。这些努力，对帮助人们在理论与实践中克服发展的碎片化、片面化倾向无疑有所助益。

第二，发展伦理学对自身多学科性、跨文化性、综合性的定位，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现代社会理论的整合化发展趋势。克拉克认为，发展伦理学家认为，发展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由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构成，也应该同时吸纳理论家与实践者，发展伦理学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应该容纳多种声音。从总体上看，发展伦理学的研究者基本上比较自觉地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进行研究，这无疑深刻反映并自觉化、显性化了当代社会理论从分析走向综合、独立走向整合的趋势。

第三，发展伦理学对我们认识、确认建设性后现代思想本身也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看到，发展伦理与建设性后现代在诸多方面具有深层共识。这不仅表现在建设性后现代与发展伦理学都是反思现代性思想实验的一个部分，更表现在，发展伦理学对研究方法综合性的强调，对未来发展的乐观精神、建设性态度与建设性后现代性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主张对社会进行综合、建设性研究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并不孤单，发展伦理学与建设性后现代存在深层对话的可能与基础。

在肯定发展伦理学重要价值与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发展伦理学本身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还存在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从现象来看，目前的发展伦理学似乎比较热闹，不断有以发展伦理学为名的论文、会议、学者面世，但本质上，发展伦理学这个学科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其原因在于，发展伦理学的学科个性并未得到有效澄清，其研究视阈、研究方法、文化态度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而言，目前的发展伦理学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问题。

第一，关于发展伦理学的研究视阈。可以看到，目前发展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追求更现代、防止反发展，使这个社会在广度与深度两个方面都更加现代。在古莱等诸多发展伦理学研究者看来，发展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超越经济中心主义，使全部社会生活而不是经济生活这一个方面更好、更现代、更有效率。[2]我们认为，这种以现代性为中心的观点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这个观点反映了人们对经济中心主义的批判，反映了发展目的从物质发展向人的发展的转换，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另一方面，这种观点也具有深层次问题，本质上是经济中心主义宏大叙事与效率叙事的一种深层贯彻。经济中心主义的方法论特点就是追求规模更大、效率更高、更加现代。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只不过是将经济中心主义的思路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全部方面而已。也就是说，从根本视阈看，目前的发展伦理学理论可以说是一种扩大了的经济中心主义，拓展了的现代性理论，是一种推进现代性，而不是反思现代性、超越现代性的理想现代性理论。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本身、现代性本身是否有问题。如果发展本身、现代性本身是有内在缺陷的，那么，发展伦理学以这种扩大了的现代性为视阈指导实践只会导致更大、更多的问题。在建设性后现代视野中，现代性具有深层次的问题。这一点，正如科布教授等学者所指出，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于其以效率、财富、规模等为理想的基础路径、基本思路存在问题；现代性的问题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一个质的问题；解决现代性问题的根本出路不是拓展现代性，而是超越现代性，从现代性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性。也就是说，只有从研究视阈这个根基处走出现代性、超越现代性，才能真正建构起一个伦理社会。而目前的发展伦理学显然仍然在现代性的思路、框架之内。当克拉克主张更加积极、甚至粗暴地在全球建构美国式民主时，其本质是希望使这个世界更加有效率，更加现代。当古莱主张全人类都有权利过上美好生活时，其本质也是使地球每个角落都更加现代。我们认为，没有基本视阈的转换与调整，不从基本思路、研究视阈这个层面超越现代性，发展伦理学走不远。

第二，关于发展伦理学的研究方法。虽然，目前的发展伦理学研究者基本上都主张对发展进行综合性研究、跨学科研究的整合研究。但是，从实际状况看，发展伦理学并没有真正实现整合研究。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发展伦理与经济伦理、生态伦理、政治伦理、全球伦理的关系、区别没有得到有效澄清，人们往往认为，研究经济伦理、生态伦理、全球伦理等问题，就是在进行发展伦理研究。也就是说，在目前的发展伦理研究者眼中，发展伦理也就是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等简单相加。这就带来两个密切相关的深层次问题。其一，如果发展伦理学就是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等简单相加，那么，发展伦理学的学科个性是什么，发展伦理学存在的学科合法性是什么，发展伦理是否还需要存在？其二，进行整合研究是否等于做简单的加法，对于发展伦理学来说，如何才能真正走向整合研究？

我们认为，现代性可以分解为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诸多要素，但现代性并不等于这些要素的简单相加，现代性本身是一个整体性的人类发展阶段，是一个整合性的精神文化样态。虽然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是发展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式，但无论如何，发展伦理学并不等于经济伦理、生态伦理、政治伦理与全球伦理的简单相加。在本质上，近代工业文明、市场文明以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问题整合并从属于现代性问题，只有从批判现代性这个视野才能真正看清近代以来的现代社会。在研究方法上，“只有跳出现代性才能看清现代性”，也就是说，只能以批判的现代性、后现代为视野，才能实现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问题的深层、整合批判。也只有深入到现代性的精神文化批判这个层面，发展伦理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具有学理个性的学科，才能在方法论层面获得学科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伦理学的真正研究对象也就是现代性本身，以建设性后现代为视野批判现代性是发展伦理学真正走向整合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前提。

第三，关于发展伦理学的文化态度。在文化态度这个问题上，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存在一元论与多元论、平等论与霸权论的内在紧张。一方面，目前的发展伦理研究者往往主张人性、人权的平等，甚至主张不同历史背景的人都有决定其发展路径、发展方式的权利。另一方面，持有这种主张的发展伦理研究者又往往走向西方一元模式论。比如克拉克，当他主张多元文化视野时，他是一个理论上的多元论者，但当他主张应该更加粗暴地建构现代民主制时，他又是一个实践中的一元论者。一方面，发展伦理研究者往往主张发展伦理学是多学科的、交叉的、跨文化的、开放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往往把发展伦理学本身作为救世主看待，对发展伦理学本身的限度没有自觉的认识，从而使发展伦理学表现出某些救世主、“自大狂”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发展有可能使发展伦理学本身在批判经济话语霸权的同时自身却走向了文化霸权、伦理话语霸权。也就是说，从整体上看，目前发展伦理学的文化态度似乎是多元论的，但在本质上、实践上，则呈现出比较清晰的深层一元论、深层绝对论倾向。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存在一元论与多元论之间的内在紧张、内在矛盾，与发展伦理学在研究视阈上处在现代性视阈、框架之内是相统一的。现代性的本质也就是一元论，只有超越了现代性，从现代性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才能从根基处解决发展伦理学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本质上，发展伦理学应该是一种反省、批判现代性的社会理论；目前发展伦理学的问题症结，是没有一个自觉的、合理的后现代视阈；在发展伦理学研究中自觉引入建设性后现代，将有利于未来发展伦理学学科的真正形成，有利于发展理论学的真正建构和发展。

（三）建设性后现代视阈中的发展伦理

如果说，人类思想史是一部恢弘的画卷，那么，20世纪中叶以来，人们从不同向度对现代性本身的反思、批判，则是这部画卷中承前启后、不容忽视的一页。如果说，破坏性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诸多思想流派使这页画卷异彩纷呈、丰富多彩，那么建设性后现代则是这幅当代思想画卷的点睛之笔，它对创造性转换、有机多元论、开放性自我、共同福祉等基本理念的确认使这幅画卷具有了真正的生机和希望，为我们理解社会、人类、历史、发展，理解发展伦理学的本性、特点，提供了一个基本视阈。

第一，关于发展伦理学的学科定位、学科属性。在建设性后现代视野中，发展伦理学具有后现代性、自我反思性、开放性、过程性。

所谓后现代性，就是说，发展伦理学是一种反思现代性本质、超越现代性问题的深层发展伦理学，是一种关于如何建设后现代社会的深层发展伦理学。现代性的问题在现代性框架内无法得到真正的澄清与解决。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继承，更是对现代性的超越，是从根本处建构未来社会的一种方法论和文化态度。发展伦理学的建构语境不是现代性，而是后现代性。只有以后现代性为语境，发展伦理学才能得到真正的建构。

所谓自我反思性，就是说，发展伦理学不为社会发展提供终极真理，发展伦理学应该对自身的局限性始终具有清醒意识。一方面，任何从事发展伦理研究的学者都有其局限性；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理论都可能在更大的范围或未来被证伪。失去了自我反思性，发展伦理学就会走向方法论的固化，失去真正的活力与生命。发展伦理学的生命力正在于在这个过程性的世界中不断过程性地反思自我、建构自我。

所谓开放性，就是过程性、流动性、历史性。在科布教授看来，“我们都生活在过程之中。试图从一个固定极点观察这个过程的企图是与事物的自然本性相矛盾的”[3]。也就是说，世界本身是过程的、流动的，也只有用流动的视野才能看清这个流动的世界。这就要求任何社会理论，包括发展伦理学需要具有开放性、过程性。开放性，就是发展伦理学的多学科性、跨文化性，也就是发展伦理学建构主体的真正多元化。过程性，就发展伦理学是对过程的反映、反省、反思。发展伦理学也始终处于过程之中。在后现代性、自我反思性、开放性、过程性的统一中，发展伦理学是人们反思、反省现代性思想实验的重要构成，其学科本质是一种超越了现代性的建设性的后现代理论。

第二，关于发展伦理学的文化态度、方法论基础。在建设性后现代视野中，发展伦理学的文化态度与方法论基础是一种建设性后现代的文化多元论，这种多元论介于普适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以“和而不同”平衡、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

现有发展伦理学往往不能协调普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关系，找不到它们之间的张力。或者导向普适主义、绝对主义，或者导向特殊主义、相对主义。比如古莱，在强调美好生活这个理想时，他是一个普适主义者；当他认为不同文化、集团、国家都应该有自决权，并把这种自决放大为每个人、每个社会对美好生活的态度、理想又不相同，他实际上又否定了发展伦理标准的存在，而跳跃到了普遍主义的对立面：特殊主义、相对主义。再比如，克拉克，在强调个人自由、每个群体发展权利的自决时，他是一个特殊主义者；但当他强调应该用美国更粗暴的方面在全球更加主动地建构美国式民主时，他又跳转为一个单一发展伦理标准的普适主义者、绝对主义者，从而导向了制度霸权。

在建设性后现代的多元论视野中，一方面，每个个体有其选择的自由，每个民族、国家、社区有其自决的权利，但这种自由与自决，并不意味着在不存在历史性、过程性的相对一致伦理标准；另一方面，虽然不同主体间可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达成相对一致的发展伦理标准，但这种共识并不具有方法论上的绝对性，随着发展过程的演变、时间的推移，这种标准的内容会有所变化。这种处于普适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建设性多元论的发展标准，可以称为“过程性的共同善”。所谓过程性的共同善，就是说，一方面，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善，但共同善的内容又是过程性的、变化的；另一方面，虽然共同善的具体内容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但人们总可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共同善这个发展目标形成共识。

第三，关于发展伦理的实践推进。在建设性后现代视野中，发展伦理的实践过程、建构过程是一个多文化互动、自然性与主体性互动的创造性转换过程。

面对发展实践，目前的发展伦理研究者往往表现出两种情绪，一是急躁情绪；一是无为情绪。发展伦理学的普适主义者、绝对主义者往往具有一种急躁情绪，他们往往希望通过粗暴的、激进的实践方案，如强制性地建立起民主与自由，尽快解决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比如克拉克在其制度论导向的发展理念中就明显流露出这种情绪。但这种激进、干涉性的实践方案其后果往往是导致更多的发展问题、非人道问题。发展伦理学的特殊主义者、相对主义者，则往往表现出一种无为情绪。当一种发展伦理学，比如古莱的发展伦理学，从尊重不同民族、主体的文化传统导向发展标准的绝对不同、相对主义时，导向对发展标准的实践性否定时，这种发展伦理学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实践性。面对这种没有标准的标准，人们在发展实践中无所适从。

在建设性后现代视野中，发展伦理学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历史性的创造性转换过程。对待发展问题、发展实践的合理态度是宽容、等待与希望、行动的有机结合。既要避免发展实践中的霸权主义，急躁情绪，又要避免发展实践中的无为主义、消极态度。一方面，建设性后现代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必然变迁过程，人们可能对这个过程进行理性的认识、积极的作为；另一方面，建设性后现代也认为，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一个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复杂交往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逐渐变迁的过程，任何一个发展主体不具有主宰这个过程的绝对权力。也就是说，社会发展过程是一个建设性的行动过程，没有人的创造性，也就没有社会发展，同时，脱离了历史文化传统等复杂因素，所谓创造就会是破坏。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换过程，人的创造性实践又受到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推动社会发展创造性转换中，合理态度是宽容与希望、行动与等待的有机结合。正如科布先生所说，我们既要看到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对未来充满希望。过程哲学使“生活在潮流中的人们不失去希望与意义”[4]。

总之，发展伦理学是一个过程性的社会反思与社会建构理论，过程思想、过程哲学将为发展伦理学的真正建构、未来发展提供基础方法论支撑。发展伦理学与过程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这里只是一个提纲挈领式的概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1] Denis Goulet，Development ethics：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Zed Books Ltd，1995，p.7.

[2] Denis Goulet，Development ethics：a guide to the 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Zed Books Ltd，1995，p.1.

[3] John B. Cobb，Why Whitehead？，P＆F Press Claremont CA，2004，p.46.

[4] John B. Cobb，Why Whitehead？，P＆F Press Claremont CA，2004，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