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伦理学的深层化，需要直面深层问题、拓展研究视阈、提升研究平台。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为我们理解发展伦理学的深层化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贝克认为，讨论风险社会“必须预设一种伦理的观点”[1]，“对风险的界定是伦理学……在现代化……内部的复活”[2]；其风险社会理论的根本旨趣在于“对现代化基础的质疑”[3]，对现代性进行“价值前提”[4]反思，“对普遍的现代化范式的根本性再思考和再规划”[5]。可以说，“批判性的伦理精神”是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内在精神支撑；从内部激活现代性的伦理精神，实现现代性条件下“伦理精神的复活”，是贝克进行“风险叙事”的重要目的。我们认为，虽然贝克没有自觉地使用发展伦理学这个范畴，但从其内在理论构成看，可以说，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一种深层的、反思性发展伦理学。总结、提炼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内涵的发展伦理学意蕴，对深化发展伦理学研究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一）风险社会理论与发展伦理学的价值基础

针对现代性引发的诸多生态问题、社会矛盾，贝克对传统发展观本身的正确性、合理性提出了深层质疑：“‘进步’、‘繁荣’、‘经济增长’或者‘科学理性’这样的概念是否仍旧是正确的？”[6]在贝克看来，“一个个风险社会之所以被创造出来，是因为工业社会不证自明的真理（对进步的一致意见，对生态后果与危险的疏忽）支配着人们与制度的思想和行为”[7]，“现代社会因此需要正视其自身模型的原则和限制”[8]，没有对现代性深层发展伦理观的揭示和反省，也就没有现代性的真正自觉。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发展伦理学意蕴首先体现在，对现代性的支撑性价值观念——生产观、进步观、理性观等进行了深层批判。

第一，对传统生产观的反省。在贝克看来，传统发展观的重要价值理念是以财富、繁荣为目的的“生产观”：认为生产的内容与目的是经济增长，生产必然带来财富与繁荣。贝克认为，随着现代性的推进，作为现代性根本实现基础的“生产”却日益呈现出“二重化”特性：在创造财富与进步的同时也系统、全面地创造了矛盾与问题。“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9]；工业生产的易见逻辑是财富的积累，潜在逻辑却是风险的积累。在贝克看来，正是以创造、生产为核心的传统发展观成功实践导致了风险的积累。“这一阴暗面同样通过生产力的过度发展而获得了它的重要地位。在现代化进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破坏力量被释放出来，即便人类的想象力也为之不知所措。”[10]风险是“工业生产模式的产物和现代化的系统副作用”[11]。“它们的基础是工业的过度生产。……它们是现代化的风险。它们是工业化的一种大规模产品，而且系统地随着它的全球化而加剧。”[12]在财富与问题相共生的“二重化生产”中，“现代化正变得具有反思性：现代化正在成为它自身的主题和问题”[13]。“工业社会，已经经由其本身系统制造的危险而身不由己地突变为风险社会”[14]，人类不可避免地全面进入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的客观社区形成了”[15]。虽然，贝克对生产本身的理解有片面之处，但其对传统“生产观”财富本质的批判无疑抓住了传统发展观的核心问题，其内涵的“二重化生产观”对深化人们对生产本身的全面理解无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二，对传统进步观的反思。在贝克看来，近代社会相对于中世纪的重大进步是确立了进步本身的地位，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信念支撑。但随着工业与科技的不断成功，进步本身日益走向异化，科学垄断了进步的内涵，成为进步本身。以科技为内涵的进步取代了上帝成为人们不假思索的信仰，成为“一种现代性的世俗宗教”[16]。“对进步的信仰，是现代性对其变得具有创造性的技术的自信。生产力，以及那些发展并掌握着它们的科学和商业，取代了上帝和教会的位置。”[17]其结果是，“‘进步’是被制度化到一个无责任位置的社会变迁。对一种被变形为进步的绝对律令的信仰的宿命性是被制造出来的”[18]。社会在表面进步的制度框架下，在面对生态灾害等问题时表现为无人负责，成为“集体无意识”意义上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在对片面的科技垄断型进步观的反省中，贝克主张以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融合为基础，在已经呈现出垄断性的政治民主之外全面推进处于政治领域之外的全球性的社会民主（即亚政治），从而以“自我批判的制度化”实现现代性社会的“自我批判”[19]、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贝克对科学型进步观的批判，对社会民主型进步观的推崇虽然有其问题，但仍有其巨大的发展伦理学意义：透视、反思发展观、进步观内涵的价值基础，是深化发展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第三，对传统理性观的批判。在贝克看来，社会理性是科学理性的内在伦理、价值支撑。但传统现代性的价值核心却是科学理性成为理性的全部。科学对理性的垄断及其展开——科学理性具体展现为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与经济理性——虽然创造、生产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同时也生产、创造了巨大的问题与风险。贝克认为，科学对理性的垄断是导致现代文明社会风险凸现的根本原因，现代性之所以产生了诸多生态、社会问题，根源正在于科学理性的垄断。贝克指出，科学理性的垄断性推进，造就了社会发展的“技术统治的线性模型”[20]，造就了社会整体层面上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社会成为经济社会，国家成为“技术国家”，“工具理性和技术的蚕食耗尽了日益现代化的社会的本质”[21]，“使人类的充满生机的关系成为工具理性的”[22]，“使这个行星上所有的生命形式处于危险之中”[23]。贝克认为，走出现代性科学理性陷阱的根本在于深层转换发展伦理观，现代性的真正价值原则是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解、合作。“这里存在着本质的和重要的结果：在风险的界定中，科学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24]“对工业发展风险的科学关怀事实上依赖于社会期望和价值判断，就像对风险的社会讨论和感知依赖于科学的论证。”[25]在贝克起来，风险问题在本质上是“彻底的社会问题、人的问题”[26]、发展伦理问题，“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但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27]。只有以新的发展伦理，即以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和解为根本价值基础全面反省、变迁社会运行制度，建构全球性的社会民主（全球亚政治），才能真正实现人在风险社会中的持存和发展。

相对于现有发展伦理学往往停留在对增长、财富、发展战略等“发展实践”的反思上而言，贝克对进步观、生产观、理性观等“发展观念”的反思，无疑为我们拓展、深化发展伦理学的批判视阈提供了重要参照——除了进行“发展实践问题”反思，发展伦理学的反思范围也应包括对“发展观念内在问题”的反思与超越。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发展伦理学的批判视野

研究视野作为一种批判平台，从根本上制约着理论研究的高度、深度与力度。贝克从“反思现代性”、“现代性研究”这个高度进行“发展反省”、“发展研究”，为“深层发展伦理学”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重要批判视野。

从人性价值反思增长式发展，从现代性这个高度进行发展伦理研究，显然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研究。从普遍人性、“美好生活”出发反思“增长式发展”的古莱与从“拯救现代性的原则”出发批判“发展本身的内在价值”的贝克其实代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发展伦理学。

在古莱看来，人类一直“在追求同样的目标——美好生活”[28]。“有三种价值观是所有个人和社会都在追求的目标：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与自由。这些目标是普遍性的，虽然其特定方式因时因地而异。它们涉及所有文化实体和所有时代都有表述的基本人类需要。”[29]因而“发展伦理学的重要任务是使得发展行动保持人道，以保证在发展旗号下发动的痛苦变革不产生反发展”[30]。也就是说，在古莱那里，发展的目标、发展伦理学的根本价值立场具体展现为“生存、尊重和自由”的“人道”、“美好生活”。正是从这种永恒性的“人道”出发，古莱批判了片面的经济增长式发展而主张一种全面的发展，批判了以少数人为核心的发展而主张全人类意义上的普遍平等发展。

古莱等对增长式发展的批判，对不同种族多样文化、价值观平等地位的肯定，对我们反思传统发展战略中存在的问题，构建新的发展方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问题在于，第一，当古莱批判片面增长式发展而主张全面发展时，并没有对发展本身的必然问题性进行深层价值反思。发展不仅是一种行动战略，也是一种价值理念，发展本身所蕴涵的价值理念是否应该得到反省、反思？第二，当古莱从永恒性的人道出发批判传统增长式发展时，从根本上忽视了价值本质的历史性，没有抓住现代性语境下价值本身的具体历史特殊性。现代性条件下，科学理性是发展的内在价值基础，以科学理性为支撑的财富、效率是发展的核心目标，这种工具性的科学理性是否应当得到反省、批判？第三，离开了对发展本身所内含的以科技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深层价值理念的批判，离开了对现代性本身的反思，用未经深层价值反思的所谓全面发展批判片面发展，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对发展问题的真正伦理批判？以上这些问题，使古莱的发展伦理学虽然有其实践批判意义，却只能是一种“浅层的”发展伦理学。需要从“反思现代性”这个高度深化发展伦理学研究。

在与古莱的发展伦理学的比较中，在对发展本身的反省与现代性的原则的“拯救”中，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导向、标示着一种“深层发展伦理学”。其一，如果说，古莱发展伦理学的目的是解答发展的“规范性问题”，主要集中于对实践中具体发展目标、战略、手段的反思，是力图寻求“发展所提出的规范性问题的答案”[31]，那么，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则是通过反思进步、财富、理性等深层发展理念追问、拯救现代性本身的价值基础、价值原则，并从这种经过拯救的现代性价值原则出发对发展问题进行深层反思。在贝克看来，工业社会以来出现发展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理性对现代性、理性的垄断，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有机结合是现代性的真正原则和坚实价值基础。其二，如果说，古莱对发展的反思主要集中在财富生产、财富增长战略等“具体”问题上，那么，贝克从“反思现代性”高度对发展的反思则主要集中在“发展的制度安排”这个更加“一般”的问题上。贝克认为，“工业社会的概念建立在一种矛盾之上，这种矛盾存在于现代性的普遍原则……和其制度的特殊结构之间”[32]。在贝克看来，发展出现问题的理念原因在于科学理性垄断所导致的现代性原则的片面化，发展出现问题的现实原因在于现有民主制度的潜在极权化倾向等内在不足。贝克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与全球化语境下，民主其实只存在于政治层面内部，在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中，政治对社会的干涉过于强大，实质上形成了政治对社会的极权。针对这种现象，贝克发展“亚政治”。所谓“亚政治”，也就是社会权力层面上的民主，也就是通过社会领域权力的增长实现社会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平等。

贝克对现代“价值范式”、“现代性的普遍原则”[33]的“拯救性反思”，对发展问题与现代性问题内在关联的揭示，无疑为发展伦理学的“深层化”提供了重要参照平台。从“反思现代性”出发，有可能深化、提升整个发展伦理学的研究层次。

（三）风险社会理论与发展伦理学的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意识的自觉，对于发展伦理学研究而言，具有基础意义。目前发展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不足就是在理论创新意识上不尽自觉。这主要表现为，其一，系统建构发展伦理学理论的意识不强，发展伦理学研究者往往过于注重对实践问题的反思而忽视理论自身的系统建构；其二，已有构建方法存在重要基础问题，发展伦理学理论的建构者往往不易正确处理现实问题批判与理论自身批判之间的张力，往往忽视反观、反省理论自身的问题。贝克在建构其风险社会理论时内含的“自觉理论建构意识”，对人们提升发展伦理学的理论创新意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在古莱看来，不同流派的发展伦理学正在趋向统一：走向现实发展批判，不同“集团对于伦理学的适当使命抱有共同看法：判断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引导公共政策抉择，并澄清围绕这些问题和政策中的价值观困境”[34]。古莱认为，作为新兴的发展研究学科，发展伦理学已经聚焦于四大问题：“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权力构成与政治制度”、“资源配置与经济制度”、“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35]。古莱倡导以此为核心“重新构建伦理理论”[36]。可以看出，古莱所设想的发展伦理学理论建构的本质是运用传统已有伦理范畴、伦理观念关注和反思不断凸现的发展问题。这当然是一种理论建构，但只是运用意义的理论建构。因为问题在于，当现实关系、现实矛盾已经深层转换时，原有理论范畴还能否恰当、准确地描绘这个已变换的现实？没有理论自身的创新与发展，对现实的批判能否真正深化？当一种理论不深刻地反思自身时，其反思、批判力量是否会受到影响？

在贝克看来，工业社会的推进、现代性的深化已经使原有的社会理论不足以深刻描绘和揭示当今社会的本质，需要在反思现实问题的同时切实进行社会理论自身的创新。贝克认为，应当对已有社会理性自身合理性进行自觉反思，强化理论的自我反思性、自我批判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理论自身的创新，建构一种具有自我反思性的社会理论。在贝克看来，任何一种社会理论的反思性都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对社会的反思。社会理论是“社会的自我批评理论”[37]，风险社会理论所展现的是“社会的自我批评的视角与条件”[38]。发展、反思现实问题是社会理论的重要目的所在。其二，对理论自身的反省。现代社会理论是一种“日益变得自我批评的现代性知识”[39]。没有对理论自身的反思与发展，现代理论将失去其生命力。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理论不仅是对现实风险问题的反思产物，也是对已有社会理论的反思产物，其重要目标是实现“发展问题研究”与“理论范式创新”的有机统一。也只有在理论自身创新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贝克在建构其风险社会理论时，没有将“风险”简单地定位为一种现实社会状态，而是将“风险”更深刻地定位为一种控制“手段”、“一种拓殖未来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贝克指出，“‘风险’指的是什么？风险是预测和控制人类活动的未来结果，即激进现代化的各种各样、不可预料的后果的现代手段，是一种拓殖未来（制度化）的企图，一种认识的图谱”[40]。也就是说，在贝克看来，“风险”不仅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更是一个认识社会的视野和视阈。显然，当贝克将“风险”与“社会”两个范畴相关联时，贝克不是仅仅希望揭示当下社会的风险性，更是希望改变社会理论认识世界的“前理解”，建构一种以“风险”为视阈的新的社会理论。在贝克看来，传统社会理论的范畴体系已经不能够准确地反映、揭示这个现代性世界。理论自身的创新势所必然。贝克认为，“现代性的多元化”，要求“现代性的多维概念化”[41]，“我们需要一个词汇变化表，一个新的参照标准。……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修正社会学，以便它能为社会和政治的重新创造提供一个新的框架”[42]。贝克认为，其建构风险社会理论的过程是一个“与陈旧的理论和习惯性的思想方式……冲锋陷阵般的格斗”[43]，“前所未有的紧迫之事是，我们需要这样的观念和理论，它们将允许我们构思以一种新方式贯穿着我们的新现代性，允许我们在它里面生活和行动”[44]。

虽然，“风险”能否真实地描绘当下现代性，“风险”能否成为新的社会理论的根本研究视阈，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否存在问题等都可以商榷、反思；但无论如何，贝克所运用的从问题出发、“实践反思与理论创新相统一”的研究路向对于深化发展伦理学研究的价值都不应被忽视。贝克的重要启发意义在于，在批判、反思具体问题的同时，发展伦理学也应该是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反思意义上的社会批判理论；理论建构意识、理论自我反思意识的自觉是发展伦理学方法论走向自觉的重要标志；建构全面、系统的以现代性批判为基础、具有自我批判意识的深层发展伦理学理论，是对发展实践问题进行更深刻、更系统批判的重要条件。

总之，没有现代性批判这个理论高度，没有对发展深层伦理观念的反省，没有自觉的理论创新意识，以及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发展伦理学走不远。对发展伦理学而言，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根本方法论意义，正在于启发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在什么层面上建构发展伦理学？”

[1]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2] 同上书，第28页。

[3] 同上书，第66页。

[4] 同上书，第67页。

[5] 同上书，第60页。

[6]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7]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8] 同上书，第98页。

[9]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10]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11] 同上书，第26页。

[12] 同上书，第18-19页。

[13] 同上书，第16页。

[14]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15]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16] 同上书，第265页。

[17] 同上书，第265页。

[18] 同上书，第265页。

[19]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20]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21] 同上书，第107页。

[22] 同上书，第103页。

[23]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24] 同上书，第28页。

[25] 同上书，第30页。

[26] 同上书，第98页。

[27]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28]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

[29] 同上书，第49页。

[30] 同上书，第31页。

[31]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32]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33] 同上书，第9页。

[34]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35] [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铦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10页。

[36] 同上书，前言，第2页。

[37]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页。

[38] 同上书，第105页。

[39] 同上书，第106页。

[40]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41] 同上书，第3页。

[42] 同上书，第3页。

[43]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44] 同上书，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