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第三次跟被告人的亲属谈判了。约定九点钟在中级法院调解室见面，九点半了对方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趁着等人的空隙，我把这个案件的前后讲给大家听。

死者系安徽人，在山东青岛做油漆工，黑龙江的袁大龙跟他既是同事，又合租一间房，两人好得就差没穿连裆裤子了。半年前一个阴雨天，工地没有活，两人就在租房内喝酒，猜拳行令，从中午喝到夜间十点，都喝得醉醺醺的，其间谈到各人老婆的时候，死者挖苦了袁大龙一句，袁大龙很生气，两人就拳打脚踢起来，死者被袁大龙用水果刀刺中心脏，当场死亡。

事情发生的第三天，死者的爱人冯兰就委托我做代理人，在青岛市交警事故大队，跟袁大龙的妻子、父亲见了面，对方态度很诚恳，一次次地道歉，冯兰只是哭泣，哭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冯兰的两个未成年孩子木木地站在一旁，可怜巴巴的，只有我跟对方谈，一交谈才知道，袁大龙是独子，也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老婆大脑还有点儿智障……律师经验告诉我，这样的家庭几乎没有赔偿能力。

但是冯兰坚持要对方赔偿100万，否则就不谅解，让袁大龙偿命！

我委婉地劝冯兰开价少一点，她死活不同意，我只有硬着头皮说出了100万。

袁大龙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几下，然后站起来向我们鞠了一躬，大声说：“对不起，把俺枪毙了也拿不出这些钱啊！”拉着儿媳妇，铁青着脸走出调解室，承办交警拦都没有拦住，我和冯兰很尴尬地坐在那儿。

第一次调解失败。

第二次调解是在青岛检察院的公诉处，袁大龙的妻子和妻哥满脸倦容地坐在调解室的一角。

我提出70万赔偿额，对方说不多，只是拿不出这些钱；于是我5万、8万地往下降，我每降一次，冯兰的脸色就苍白一次，浑身索索发抖，当我降到40万元，对方还是摇头，冯兰说了句“不要钱了！”捂着脸跑出门，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

我再也忍不住了，说：“你们太过分了！我们给你路走，你却把我们逼到了墙角。一般的交通事故案件尚且赔偿几十万元呢，你这杀人案件40万都不接受，究竟是什么意思？”

袁大龙的妻哥不紧不慢地说：“没什么意思，就是没钱，没钱不是罪吧？”

我说：“根据刑法规定，获得受害人谅解的可以从轻处罚，如果不获得谅解，袁大龙最高刑可能会判无期。”

袁大龙妻哥轻蔑地笑笑：“别来吓唬俺啦，律师。中级法院的俺表哥说了，一分钱不赔，最多也只能判15年，全部赔了也要判10年，俺们干脆……”

“既然如此就不调解了，走刑事附带民事程序吧。”公诉人早就不耐烦了，打断了这个男人的话。

第二次调解就这样无疾而终。

……

快上午十点了，还是没有一点动静，承办人周法官也急了，打了几次电话，对方没人接听，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周法官的手机突然响了，尽管周法官压低声音说话，我还是听懂了大概意思：这是人命关天的事，不获得受害人谅解，你这亲戚不会轻判，请做做他们工作……不一会，袁大龙妻子和父亲出现在大厅门前。

周法官主持调解。先找我方谈，我方的底线仍然是40万。

于是又找对方谈，谈了很久。就在周法官满脸乌云走出来的时候，室内传来老人伤心的哭声。

周法官说：“对方只凑了20万元，这中间还有咱法院一位同志借给他们的10万元，他们是亲戚；袁大龙家太特殊了，老婆大脑不大好，父亲患有糖尿病、高血压，母亲常年卧床不起……”

我的心酸酸的，有种想哭的感觉；冯兰胸脯一起一伏。

“20万元是少了点，如果判决的话比20万元肯定要多，但无法执行啊。是否接受这20万元，你们定吧。”周法官说。

这时，袁大龙的妻子缓缓走过来，突然在冯兰面前跪下：“姐呀，都是大龙的错，原谅他吧……”

冯兰怔了一下，露出怜悯的神情，抹着泪把她扶起，说了声“可怜的女人呀……”两个悲悲戚戚的女性紧紧地抱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