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命运对这对恩爱的夫妇却有点残忍。

1957年，傅雷被划为右派，从此以后，他的生活中时不时地就要经历批斗，连他的儿子傅聪也不能幸免。

祸不单行，也许是受不了当时的政治环境，傅聪在国外演出时，从波兰出走英国，更是一件令人震惊的事，自然倒霉的仍是傅雷。

对于出走，傅聪在1980年回忆这些往事时，也说明当时的处境和心情：

我是被逼上梁山的。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和父亲几乎同时挨整，他在上海，我在北京，我是从波兰被召回来参加整风反右的。我写了个检查，后来我仍被允许回波兰继续学习。我走后，对父亲的批判越来越扩大化了。我在波兰听到很多关于他的传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现在我们重读这段历史，也许傅聪的出走还是幸运的，不过现实的讲，傅聪的出走也加速了傅雷的死亡。家里有个叛逃海外的儿子，文革一开始，傅雷更加深陷囫囵。

1966年8月30日深夜，一群红卫兵闯进了傅雷的家，这次他们终于抄到好东西，在阁楼上，他们发现一个小手提箱，箱子里面搜到两样东西——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海报。

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海报上则有宋美龄的照片。

其实这个箱子是傅雷的小姨子寄居在此的，但傅雷只能保持沉默，只说这个箱子不是他们的，他知道，说出真相后，将连累更多的人。

接下来是审讯和继续抄家。9月2日上午，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凳上戴上高帽子批斗。这次巨大的身心侮辱，让傅雷决定以自戕的方式告别人世，同时，他也不希望他的爱妻因为他受到伤害。

1966年9月2日深夜，上海，傅雷的家。

傅雷夫妇写了封遗书：

人秀（指傅雷的大舅子，即朱梅馥的哥哥朱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写完遗书后，傅雷吞了一把毒药——药的剂量足以使他死亡——与他的夫人做暂别。朱梅馥把他搂定，担心剧毒会使他本已衰弱的身体再受太多的苦痛。他摇摇头，他的心在说：“我已然听到那歌了。”……她凑近他，觉察到气息已渐渐微弱，朱梅馥确信她怀中的人听到了“这缕恬静的声音，不久也朦胧入梦了”，于是把他正正地放在沙发上坐好。

她站起来，把绳子搭过窗棱，小心地结好一个套儿，她侧过头，见傅雷头仰着，像是睡熟了；这才再把头钻进去，用足尖拨到了垫起的凳子……

那封遗书本在上海某机关密藏，傅雷的二儿子傅敏和朱人秀多次索要而未准，直到1985年4月发还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