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倒不是老舍这生最大的遗憾，不幸的他，在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以如此惨烈的方式离开人世，让人很难过。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老舍生了一场病住进医院，病愈出院后，医生嘱托他在家多休养日子，因为他本身体质不好。解放前，老舍曾经因为盲肠炎开刀并不顺利，打开腹腔后，医生居然找不到盲肠，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在腹腔的左边找到，普通盲肠都在右边，老舍可能是因为胃下垂之故，盲肠换了位置，加上遭遇到庸医，这次手术后，对他身体伤害很大。

文革的这场病，也算是历史老难题。1966年8月23日，是老舍病愈后上班的第一天，红卫兵当时在成贤街孔庙焚烧京戏戏装，老舍第一天上班就被拉过去陪斗。舒乙后来回忆说：

在孔庙，父亲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鲜血。……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了戏装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样子甚可怕。闻讯而来的北京市副市长，透过人山人海的包围圈，远远地看见了这场骇人听闻的狂虐。他为自己无力保护这位北京市最致命的作家而暗暗叫苦……父亲使足了最后的微弱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下扔去，牌子碰到了他面前的红卫兵的身上落到地上。他立即被吞没……是的，被吞没了……

当晚，是老舍夫人把他从派出所接回家的，为他脱下了血迹斑斑的上衣。第二天，老舍从家中悄悄离开。当时的舒乙则披着父亲的血衣，到国务院接待站呈递冤情，周恩来得知情况后，非常重视，发现老舍失踪后，立马派人寻找老舍，但等来的却是他的死讯。

老舍在1966年8月24日前后的具体活动，至今依然是个谜。有事实证据的是一张诊断报告。“支气管扩张大量咯血，5天后7月31日入院，8月16日出院。”老舍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身体一直欠佳。

舒乙后来回忆，“8月中旬，老舍先生和我还有妹妹说过一些话，第一个意思是说‘谁给了他们权力？’又说，‘又要死人了，而且是清白而刚烈的人’。还说，‘欧洲历史上有无数次**，都是以文物的大破坏告终的。”

也许，这些都是老舍的遗言和暗示，但包括舒乙在内，谁又能想到那时的老舍已有去意。

事隔多年，当年老舍的好友马松亭夫妇，还曾向舒乙透露了一个细节： “1966年8月中旬，我在什刹海旁边乘凉时，看到老舍远远走来，双方都默默无语，老舍在小马扎上坐了一小会，就起身走了。并说，‘马大哥，咱俩再也看不见’。”

8月25日清晨，舒乙去太平湖认领父亲的尸体。他认为“老舍先生应该是24日一天在太平湖边徘徊了整天，作为一个作家，他最后应该留下了文字性的东西，但是我没有看到。”

后来，他们看到了老舍的骨灰盒，不过打开时，里面什么都没有。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太平湖自尽后，火葬场居然将他的骨灰遗弃。当时，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称：“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舒乙往父亲的骨灰盒里放入一块木牌，上书“老舍先生生辰八字和血迹”，再将生辰八字牌放入，上书“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生于戊戌年腊月二十三日申时”。那件1966年8月23日老舍在北京孔庙遭毒打后留下的遗物，家人保存了39年。直到老舍夫人去世，家人合葬他们，才将血衣残片放入骨灰盒，以替代父亲的肉身。

老舍在最后时光做了什么，想了什么，他为什么又选择太平湖，也许永远都无法得知了。

舒乙后来在其文章《爸爸最后的两天》写道：“太平湖悲剧发生12年后，有一次，我偶然打开一张解放前的北京老地图，竟一下子找到了父亲去太平湖的答案。太平湖正好位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城内的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很近，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从地图上看，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观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这里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亲为她买的。我恍然大悟：‘父亲去找自己可爱的老母了’。太平湖过去芦苇丛生，充满野趣，后来湖水被填平了，建成了北京地铁修理总厂，今天即使寻得到旧处，也见不到湖面。”

——也许，在老母那里，老舍才能远离冰冷的世界对他的伤害，也许，在老母的怀里，他才会忘记所有不该有的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