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身亡。多年来，关于他自杀的原因有多种解释。国民党官方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有人说他是为垂死的蒋政权“殉葬”，也有人说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谏”……

陈布雷是个很矛盾的人物，他热爱报业、想当记者，却身不由己做了高官；他位居党国中枢，大权在握，却鄙薄政治，不让儿女从政，他的子女中就没有一个国民党员。陈布雷从小在封建思想熏陶下成长，养成温顺驯服的性格。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根深蒂固，并将为国出力与效忠领袖混同一事。但后来，面对现实他感到绝望。而且，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的健康状态每况愈下。这些，大概都是最终导致他自杀的直接原因。这个自认为“百无一用”的病弱书生，终于以“自弃自了”与人世最终告别。

陈布雷（1890年～1948年），中国浙江慈溪人。原名陈训恩，号畏垒，字彦及，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校（即今日的浙江大学）。同年在上海《天铎报》做记者。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1912～1920年在宁波效实中学、宁波师范学校等校任教。1920年赴上海，先在商务印书馆编译《韦氏大学字典》，后任《商报》主编。

按照现在考察官员的标准，陈布雷经历确实丰富，特别是他在报社，为他将来得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1年，陈布雷进入上海《天铎报》后，他才华出众，勤勉敬业，很快成为上海报界的著名记者。其间，他撰写了大量拥护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影响很大；孙中山先生代表临时政府用英文起草的《对外宣言》，就是由年轻的陈布雷翻译成中文最先在《天铎报》上发表的。几年后，陈布雷转到《商报》做编辑主任，更是不遗余力地揭露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

应该说，这时候的陈布雷是书生意气，风光无限。有意思的是，陈布雷的一些评论，以及对当时国内局势的分析，与当时政府的很多有惊人的一致，可以说，形成了一股朝气蓬勃的革命舆论，自然更是声名大振。其实，这一点关键还得感谢陈果夫，他早就看出陈布雷是可用之才，时常把国民党圈内的决策透露给他。陈布雷据此评析时局，给外界造成“有先见之明”的感觉。

正因为陈布雷的文才，还有这么好的机遇，陈布雷在新闻界也是如鱼得水。孙中山赞扬《商报》“可称为是忠实的党报”，说它的宣传比国民党办的报纸还更有成绩。陈布雷所写的有些时事评论，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基本相符，有的文章就被中共中央主办的《响导》周刊转载。中共领导人萧楚女曾致函《商报》，赞扬主笔的革命精神。著名报人邹韬奋也写文章推崇他，说“陈布雷先生不但有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的文章往往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也就是说，陈布雷的一支笔，因为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上，虽然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隔阂不断，但终究对报纸都是充满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