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然，本章中写的庐隐并不是讲述她的文章成就，而是她最终悲剧的死亡。庐隐最后因为难产被庸医致死。说到她的死亡，就必须了解她短暂一生的爱情。庐隐是一个不幸运的人，她的一生似乎都充满悲剧，她生命中虽然经历三个男人，但他们似乎都没有能够拯救他们，没有吴文藻和冰心的琴瑟和谐，没有梁思成林徽音的生死相守，庐隐的幸福似乎都是那么短暂，每一段感情背后都是血雨腥风。

庐隐的初恋叫做林鸿俊，是她的一位表亲。这位少年读书不多，人却聪明漂亮，其家境贫穷，无依无靠。相通的身世，让敏感的庐隐跟他很谈得来。后来俩人渐渐亲密起来。接着林鸿俊向她提出结婚，庐隐的母亲和哥哥林鸿俊不是一个潜力股，拒绝了他。但从小就养成非常执谬性格的庐隐跟母亲说，我非他不嫁，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

母亲没办法，但必须要让她大学毕业后才能结婚，而出掏出一笔钱让林鸿俊去读大学，这样将来好配得上自己的女儿。

林鸿俊是个勤奋好学的青年，大学毕业后，要求庐隐践诺与他结婚。庐隐以自己还没毕业为由拒绝。在庐、林订婚后的交往中，两人志趣不同，渐生分歧。林虽经过“五·四”的洗礼，但思想守旧。特别是林毕业后，在山东糖厂当工程师，有经济实力，能让妻子享受闲适优厚的生活，他便劝庐隐在多事之秋的年代不要过多地抛头露面，不要热衷于社会活动，而应做一个相夫教子贤惠的知识女性。同时还表示他不满足现状，准备报考高等文官。庐隐对林鸿俊这种庸俗的思想本就不满，又听说他这个工科出身的人要去报考高等文官，甘当军阀政府的政客，更为恼火。

做事决绝的庐隐真的取消了婚约，家族为此对她意见很大，当初要嫁的是你，现在要分的也是你，最苦的是她的母亲，白白地在未来女婿身上投了那么多钱，最后落得人财两空。

与初恋分手大概也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庐隐认识了郭梦良。郭梦良时为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学生，他是一个有思想、有大志的青年。他的人品和才华令庐隐倾倒。特别是郭的文章写得相当出色，颇多创见，是位饱学之士。郭梦良也欣赏庐隐，在频繁的接触中作不懈的追求。他向庐隐坦言，他是有家室的人，20岁时父母包办成婚，与妻子谈不上爱情。他是新婚一月后才入北大的。

1923年夏，庐隐不顾家庭、朋友的反对和强烈的社会舆论，与有夫人的郭梦良南下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举行了婚礼。庐隐的行为虽然受到许多人（包括最好的朋友）批评，不过郭梦良的爱情摧毁了她的理智，她认为：只要有了爱情，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然而，新婚的欢乐是短暂的。婚后，庐隐与郭梦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的前妻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自尊心极强的庐隐这才体会到“做小”的尴尬和卑微。她遭受到冷遇、歧视，犹如掉入绝望的深井。我行我素惯了的庐隐忍受不了“**之辱”，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

悲哀的是，本生活在北京的庐隐的母亲黄夫人。当初庐隐执意与林鸿俊订婚，她做了让步。为成全女儿，她将私蓄2000元托亲戚之名，资助林鸿俊上大学。后来，庐隐闹退婚，也罢。可她竟然下嫁一个有妇之夫“做小”。庐母遍受亲友、街邻的冷嘲热讽，无地自容，不得不迁回老家，终日郁郁寡欢，不到两个月便告别人世……

不幸突然又向她袭来：郭梦良因肠胃病竟一病而逝。这时，她身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她的精神受到打击，心里充满了绝望的哀伤。她忍耐着痛苦，带着孩子，送郭梦良的灵柩回乡福州安葬。婆婆认为庐隐就是扫把星，对她自然刻薄，处处对她迫害，连晚上点煤油灯都要遭到恶骂，庐隐实在无法忍受，便带着孩子，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

毁灭性的打击接二连三，1928年9月30日，庐隐最亲密的挚友石评梅患急性脑膜炎猝亡。庐隐深悟到生命的脆弱如荷叶上的露珠，绝望中感叹“死比生乐”。

第三段爱情随即而来，不久，她认识了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一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他们相识不久，由友谊便发展到了恋爱。后来继续顶住世俗的压力，还是结了婚。

应该说，她与李唯建婚后的四年，还是相对幸福、快乐的，但生活中还是有太多的不如意。

李唯健生性疏懒，不好好工作，长期闲散在家，又有大男子主义思想。庐隐曾劝他努力上进，他如风过耳。他不干家务，要求庐隐既做职业妇女养活全家，又做贤妻良母；特别是对两个同母异父的女儿有明显的区别对待。这令庐隐十分伤心，常常喝酒浇愁，打麻将消愁。但是她的“小爱人”李唯建却趁庐隐外出打麻将消遣的当儿，不时溜出家门。以致有朋友在灯红酒绿的四马路碰见他时“疑心他在逛什么，哀叹‘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程俊英)。朋友们为了替庐隐分担，出面请舒新城介绍李唯建到中华书局编译所工作，日子才稍微过得太平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