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庐隐是五四时期著名的作家，与冰心、林徽因齐名并被称为“福州三大才女”。不过，和冰心、林徽因比起来，她一生的命运无疑是最苦的，若不是她的一点文名流传于世，恐怕她的一生代表了中国旧式一代妇女的悲苦写照。

庐隐的父亲是前清举人，母亲是一个不曾读书的旧式女子。庐隐出生前，已有三个哥

哥，所以她的出生并没有重男轻女带来的压力。可是1898年5月4日她出生的这一天，她在福建省闽侯县城内降生的那天，外祖母却在同一天去世。没有文化就很迷信的母亲认定她是一颗灾星，便把她交给一个奶妈去喂养。

悲剧的庐隐，出生后就没有享受过母爱，全家人都讨厌她；两岁时生了一身疥疮，满了三岁，还不会走路，不会说话，比其他女孩子爱哭、爱闹，后来又得了极重的热病，母亲对她完全绝望。慈母般的奶妈把她带到山清水秀的乡下，村野的空气和阳光使她很快恢复健康，捡回一命。不过，后来父亲当了湖南长沙知县，她不得不又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回到对她没有多少关爱的父母身边，对她则是另一出悲剧。

父亲乘船赴任，在到长沙的途中，庐隐也许经不起船上的颠簸，上船后没有停止过哭闹，竟哭得父亲心头起火，抱起她便向碧水抛去，幸亏被一个听差搭救，才免一死。六岁时，父亲因心脏病在长沙去世，一群毫无援助的孤儿寡母马上陷入愁海之中，舅父得到消息，立刻打电报要接他们到北京。

舅父是清朝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家里房子多，还有大花园，庐隐的表姊妹就有二十来个。

到了北京的庐隐，继续过着童年阴影的生活。母亲不喜欢她，也就不愿让她读书。后来，家人让她跟着没有进过学校的姨母学习，算是开始启蒙教育。没有进过学校，没有学过教育学的代课老师水平自然是不行的，每天早晨，姨母教她一课《三字经》后，便把那间小房子反锁上，让她独自去读，待到中午，再叫她背，背不下来，便用竹板或鞭子抽打，有时还不给饭吃。这么变态的教育方式，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直接摧残幼小的心灵。

母亲不爱她，又是寄人篱下，庐隐和婢女住在一起。每逢舅父家里有什么喜事或请客，母亲便把她锁在另一个院子里，怕她为他们丢脸。这样的家庭氛围和教育下，庐隐在家读书的成绩极坏。

九岁那年，庐隐被送到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读小学。那时候的教会小学其实和现在的一些民工子弟小学差不多，打着拯救的旗号，打着耶稣的旗号挣钱而已。

庐隐在教会学校日子过得依然很苦，每天吃老米饭、窝窝头和不放油的咸菜。有钱人的子女，进小厨房。庐隐家里虽然有钱，但她却是一个看别人颜色生活的寄居者，能有学上算是天大的面子了，自然只能吃那种最低劣的饭。

营养不良，恶劣环境，庐隐的脚长了疮，几乎使她成了残废；后来肺管破裂，又吐血不止。所以她不并相信上帝，她是一个反叛者，在她的自传里，她这样写道：

耶稣那种伟大的人格，博爱的精神，很够得上人们的崇拜，我就以他为人生的模范，并不算坏。不过我最讨厌那些借耶稣名义混饭吃的教徒，他们一面高声叫着耶稣的十戒，而一面却作着种种不道德的勾当，同时他们把一切人力可以胜天的事实抹杀了，自己不努力，偏说是神的意旨，要不然就把圣经中的话，当作金科玉律。

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以后，庐隐在大哥的帮助下，第一次开始练习作短文，由于她拼命用功，竟考上了高小。这时母亲和亲戚的脸上有了喜色，觉得这么一个不讨喜的小丫头很难为家里增辉，对她渐渐也另眼看待，后来她更加勤奋，不久又考取了师范预科。

庐隐十三岁考进女子师范学校，开始了她的少女时代。她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师范的生活给她带来了不少温情的回忆：

“我发现了看小说的趣味，每天除了应付功课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看小说上，所以我这时候看的小说真多，中国几本出名的小说当然看了，就是林译的三百多种小说，我也都看过了，后来连弹词，如《笔生花》、《来生福》一类的东西，也搜罗净尽……”

1916年，她十八岁，中学毕业了。但当时还没有女子大学，别的大学又不开女禁，暂时不能继续升学。不久，在母亲和表哥们的活动下，竟被北京女子中学聘为体操、园艺教员。

初为人师，庐隐干得并不出色，这个学校的学生多半个子比她高，有的年龄比她大，三年级有几个学生对她教课不满意，说她念错了字，园艺讲不清。于是春假过去，还是个孩子的庐隐悄悄辞职，结束了她最初的教学生活。后来她也去过其他一些学校教书，大多干的不是太开心。

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她觉得应该再去学校深造。经过努力，1919年秋她考进了北京一所高校国文部。庐隐大学毕业时才二十二岁，不久就又到了安徽一个中学任教。在那里，她尝到了社会给予的苦头，她说那虽只有半年的工作，却使她的心境老了十年。她总是怀着美好的善心去看人，而她得到的却是倾轧和敌意。

庐隐还当过北京市立女子中学校长，不过连书都教的不太顺心的她，搞校长这样的行政工作，无疑更是蚍蜉撼大树。她自己也说：“当校长真是要我的命。……一天到晚要同那些鬼脸的打官腔的人们会面，并且还要谨慎，还不能乱说一句话。现在不要说作品，真是连文学的感情，也消逝得干干净净了。”

第二年，她辞了职。在北京，她还任过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文字编辑，编的是平民千字课，每日笔不离手，用那一千个基本生字，编成各种常识和歌谣。她这样死板、机械地工作了一年，又辞了职，准备动手试写中篇或长篇。大学里就有这样的基础，加上走向社会的种种经历和遭遇，让她后来走向了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