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五人格因素模型的研究虽然轰轰烈烈地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着，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未能解释清晰、服众的结论。其实，也是这一研究领域仍要继续的研究主题。
一、因素命名与次序
20世纪70～80年代，在人格心理学领域，“大五”因素模型并未得到普遍的接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素命名及含义的混乱状态。在提到“大五”时，人们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大五？”或“谁的大五？”几位重要的五因素倡导者，如图普斯和克里斯托（1961）、诺曼（1963）、迪格曼（1981）、高德伯格（1989）、马格瑞和考斯特（1985）及约翰（John，1990）都有他们自己的大五（John，1990）。例如，因素Ⅲ就有公正性、依赖性、从众、慎重、任务兴趣、成就欲等多种描述，而因素V则被命名为文化、智慧或对经验的开放性。约翰认为，因研究者研究的特质变量不一样，他们由此抽取的因素结构理应有一些差异，但事实上，各种五因素模型之间有更多的共同性，因素命名上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因素本身的差异（杨波，1998）。
为了给大五因素一个准确的命名和统一的描述。约翰（1989）、杜威尔（Formy Duval）等（1995）和詹森（Johnson）（1993）等研究者做了很多努力。其中，约翰（1990）指出了传统名称的许多缺点，而最好的命名仍未确定。他建议用罗马数字或马格瑞所用词首字母来替代，这比用一个单词来命名要好，可使人们唤起某一因素所代表的广泛意义。他的重新命名是：
E：外向，充满活力，热情 （因素Ⅰ）
A：宜人，利他，有感染力 （因素Ⅱ）
C：公正，克制，拘谨
（因素Ⅲ）
N：神经质，消极情感，敏觉（因素Ⅳ）
O：开放，创造性，思路新 （因素Ⅴ）
对于人格因素的命名，也随着跨文化的研究而越来越有差异，研究者们更依据不同文化的特点而强调人格命名的独特性。
在人格因素的次序问题上，研究者主要依据的是因素分析中因素载荷来确定各因素的位置的。而且，跨文化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出，相同因素在不同文化人格因素模型中的不同次序。如外倾性在西方位于第一位，而在东方文化下却位于次要位置。张雨青和林薇（1995）跨文化研究中国家长对子女人格特点的自由描述中发现，大五因素同样存在于中国儿童中。但是，与美国、荷兰、比利时相比，由于文化不同，对各因素的重视程度不同，因素的次序也不同。中国家长对“谨慎性”和“智力”两因素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其他国家，对“宜人性”的描述很少。
二、人格因素的数量
人格因素的数量应该是几个？不同的研究得出了不同的数量模型，有大三、大五、大七等。
（一）大三人格模型
艾森克（Eysenck，1947，1967，1986）提出了三因素模式：外倾性（extraversion），神经质（neuroticism），精神质（psychoticism）。艾森克根据三因素模型建构了他的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1986），该量表在人格因素的测量和评鉴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腾根（Tellegen，1982）的三因素模式把人格和情绪联系起来，提出了人格结构的三因素模型，即正情绪（positive emotionality）、负情绪（negative emotionality）和强制（constraint），以此形成了他的多维度人格问卷（Multidimension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MPQ，1982）。这一问卷测量了3个高阶因素和11个层面维度。正情绪被幸福感（well-being）、社会潜能（social potency）、成就（achievement）和社会亲密感（social closeness）4个层面维度所界定。负情绪由紧张反应（stress reaction）、疏离感（alienation）和攻击（aggression）3个层面量表所构成。强制由控制（control）、避险（harm avoidance）和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3个层面量表组成。
奥斯古德（Osgood，1957）及同事用语义分析和因素分析获得了大三维度：评价（evaluation）、活动（activity）和潜能（potency）。这一模型的稳定性已在几个跨语言研究中得到证实。
（二）七因素模型
除上述介绍的两个中国人的大七人格模型外，还有腾根和沃尔（Tellegen & Waller，1987）的七因素模式。他们认为大五因素模型在选词时排除了许多评价性术语和状态术语，而这些词汇也反映了人格的重要内容。他们采取了非限定的选词标准，在自然语言中按原貌进行分层抽样，从《传统的英语美语词典》（1985）中抽取出了400个人格描述词，经因素分析后获得了7个维度：①正情绪性（positive emotionality）；②负价（negative valence）；③正价（positive valence）；④负情绪性（negative emotionality）；⑤可靠性（dependability）；⑥宜人性（agreeableness）；⑦因袭性（conventionality）。在大七结构模型中有5个因素与大五因素有对应关系，“大七”增加的两个维度涉及自我评价的正反两方面，即正价和负价，描述正价的特质术语有：优秀的、特别的、印象颇深的（感人的）、有技能的、无敌意的等；而负价的标示词包括：魔鬼的、邪恶的、可怕的、令人生厌的、遭人憎恨的、道德败坏的等。基于这7个因素，现已形成由161个项目所构成的“大七”人格问卷，被称为人格特征量表（The Inventory of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IPC-7；Tellegen等，1991）。
比较“大三”、“大五”和“大七”模型，可反映出几点特点：①在不同的人格结构模型中，外向性和神经质是共有的人格因素。②开放性是一个分歧很多的因素，与其他人格维度的关系较小，其准确命名、本质含义还须论证。③“大七”的两个评价性维度（正价、负价）与“大五”中的很多因素均有相关。可见，人格评价和人格特质本身有着很大的联系，但评价是否是人格的一个基本过程，这是仍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三、不同词类的探索
词汇学的假设中提到人格的特质可以通过语言这样一种渠道去挖掘，但是语言中的不同词类作为研究材料，是否得到的结果会有不同？
（一）形容词的因素探索
人格特质理论流派比较常见的是以形容词为研究材料，其中大五人格的研究模式即可称为典型的代表，它是以形容词为基础的数据导向的人格结构模型。以形容词为研究材料，就必须要考虑到以下两个问题：如何挑选研究所需要使用的词语；将形容词挑选出来之后如何呈现。由大五人格的发展可知，研究者从最初的Allport和Odbert的4504个词，总共发展出好几个形容词表，哪一个更准确很难定论。呈现的方法也五花八门，有的采用的是按比例抽样，有的是聚类抽样，结果自然会有很大的不同。
（二）短语的因素探索
也有学者是以短语为材料进行研究。由短语材料衍生出来的测验，主要包括两种，一个是NEO人格问卷，一个是Hogan人格问卷（简称HPI）。NEO人格问卷共有181个题目，主要是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作为评价项目安置的工具，所有项目共分为5个因素，每个因素6个方面，每个方面8个测试题，主要的目的在于增加对五大特质测验的准确性，以假定五大特质存在的合理性为前提。HPI是依据Hogan的社会分析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编制的，共有310个项目，可以分为6大量表：智慧、适应（对应于神经质）、谨慎、抱负（对应于外向）、社会性（对应于外向）、讨人喜欢（对应于宜人）。社会分析理论将特质看做是包含在语言中的用于对人的潜能与尊严的信息进行总结与转换的工具。
研究材料的不同代表着研究基调和理念的不同，以形容词为研究材料，多是从心理测量学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它通过形容词的描述来判定人格的结构，以期通过对个体在大量形容词所聚集而成的评价表上做出判断，来得到对个体深层次的认识；以动词为研究材料，是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个体在一些动作上的选择和评价，来考察个体在处理和应对外界问题时所采用的策略和方法，以窥视个体内在的行为动机，形成个体的全面轮廓。两种方法殊途同归，但是却各有所长，如果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将会带来更多精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