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五人格模型是建立在词汇学与因素分析方法基础上的，了解人格属性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抽取人格属性的程序，词汇学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二是建构属性样本的方法，因素分析可以解决这个问题（Saucier & Goldberg，1996）。
建立人格词表是人格五因素模型的基础性工作，因为建立什么词表会影响到提取出哪些因素。为了能够对大五人格进行科学验证，研究者们从三种设计来验证五因素：一是使用不同词表（Norman，1967），二是使用不同方法（Goldberg，1980，1989），三是使用不同语言。
一、重新建立词表
科学结果应该是可重复的，如果运用相同的原理与程序重复建构新的人格词表，仍能证明五因素模型的存在，才具有可验证性。
诺曼（Norman，1961年）重新开始艰巨的选词工作，他使用了1961年版《韦氏新国际词典》（第三版），从中选择了18 125个词，之后用同样的原理对词汇进行不停地再分析、整理，缩减到8 081个，并分为三类：（1）表示稳定特质的词，（2）表示暂时状态和活动的词，（3）表示社会角色、社会关系、社会效应的词。他认为只有稳定的才是人格的成分，他从8 081个词汇中抽取了稳定人格特质的词汇2 800个，并进一步筛选出1 606个词，然后进行再次分类，获得10个因素极（双极），75个词义类别，从中找出131个同义词组，最终构成人格特质词表。
结果证实了五因素模型的存在。但是，同样的方法得出同样的结果，似乎不能很好地说服人，研究者们又开始尝试用不同方法来进行验证性工作。
二、不同方法的验证
用不同方法来对模型进行验证，获得同样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会证明五因素模型的存在。
（一）聚类抽样法
格尔博格（Goldberg，1980，1989）使用了聚类抽样法来验证五因素模型。他首先发展了诺曼的词表，然后对人格词汇进行了分类抽取。其步骤是：对词进行聚类，再从各类词中抽取代表该类的项目。用聚类抽样法，格尔博格建立了三个词汇表：①100个同义词聚类词表，②100个没有配对的形容词词表，③100个形容词构成的反义词词表（50对）。三类词表均支持了五因素模型。
（二）比例抽样法
皮博迪（Peabody，1987）使用比例抽样法建构词表来验证五因素模型。皮博迪使用格尔博格词表进行词汇抽取工作，其选词的步骤是：按每一类项目数在总项目中的比例，来抽取有代表性的样本。同时，在选词时，还要考虑运用反义词对，避免词义的含糊性，获得了57个有代表性的反义词对。施测结果，同样支持了五因素模型。
三、跨语言—跨文化研究
跨文化研究有两种研究取向：共性研究（eric study）和特性研究（emic study）。共性研究者强调文化的普遍性与人格的相通性，特性研究强调文化的特殊性与人格的国土性。
（一）跨语言的研究
跨语言的研究通常采用强调共性（impose-etic）的方法，即把某一文化的标准化人格测验翻译转化到另一文化。研究者提出了验证假设：人类生存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所有个体差异及命名都应该是一样的（Hogan，1983）。
在西方国家，研究者开始从英语的研究转向对其他语言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英语、非西方国家也相继开展了一系列五因素模型的跨语言研究。荷兰语和德语的研究都验证了大五因素结构的存在。但是，这些同属西语系，研究者又进一步瞄向东方。诺曼（1963）的特质评定量表被用到菲律宾（Guthrie & Bennett，1917）、日本（Bong等，1975）以及中国香港（Bond，1979），研究结果是前4个因素与诺曼的发现很一致。测量大五因素的NEO人格量表（McCrae & Costa，1985，1989）已有德国、葡萄牙、中国、韩国、日本、以色列等国的当地译本。马格瑞和考斯特把NEO在这些国家的测量结果与美国的资料作比较，发现五因素的一致性系数在0.94～0.96之间（杨波，1998）。
此法尽管方便可行，但也有弊端。因它缺乏跨文化研究的客观性、有效性和公平性。一方面，翻译西方的量表不一定能传递西方文化的完整意义；另一方面，特定文化背景下某一国家独有的人格结构得不到体现。伯瑞（Berry）1980年认为，跨文化研究必须考虑3种等值——功能上、概念上和度量上的等值，而强加共性方法不能恰当地处理这三种等值。
（二）跨文化的研究
在人格的跨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是要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人格结构的独特性，基本的方法是借鉴“大五”模型的研究方法和程序，在对当地语言词汇研究的基础上，建立特定文化下的人格维度和具有普遍性的人格维度，并编制本土化的人格量表。近几年，在一些非西方国家，已做了一些有价值的本土化研究。
1995年在印度，奈伦南（Narayanan）等用两种特性研究取向：定量的自由描述方法和定性的关键事件技术，以考察印度本土化的人格维度。两种方法均获得了西方的大五因素相似的结果。这一结论支持了大五因素模型的跨文化普遍性。研究还发现印度的人格维度与大五因素在因素大小和排序上存在的差异，印度的人格维度中最大的因素是宜人性和公正性，而不是外向性和情绪稳定性，其余3个维度的特质描述词较少。
1989、1996年在菲律宾，用本土化方法发现和确证了菲律宾人的人格维度，共6个因素，即责任心、社会潜能、情绪控制、关心他人、开放性和主观幸福感，这一结果体现了文化的特殊性。
习栏6-5
身高（H）、体重（W）、外倾性（E）、神经质（N）的家族相关性
上述相关显示遗传对人格（E、N）有重要影响，尽管其影响不如对身高和体重的影响大。数据还显示，大概除了体重之外，在一起长大的效应很低（收养的同胞之间的相关）。
资料来源：B.S.Bloom，1964；J.C.Loehlin，1992；D.C.Rowe，1993；M.Zuckerman，1991
自1985年以后，中国的研究者也开始将目光聚焦在人格的结构领域，王登峰等（1985）沿用了词汇学的方法开启了中国人格研究的先河，结果发现中国的人格维度存在7个因素，即精明干练、严谨自制、外向活跃、淡泊诚信、温顺随和、善良友好和热情豪爽。继而香港的心理学家也在中国香港群体中做了一次尝试，结果发现，人格的成分应该具有态度、信仰、典型行为和情感反应四个方面。此后也不断地有研究者提出新的词汇列表以检验中国人人格结构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从上述多个国家的研究结果来看，人格结构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上还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可能不是在国家这样一个比较个体化的层次上，更多的是应该在差异悬殊的东西方文化的浸染下造成的。
四、大五人格的测评
马格瑞和考斯特在1985年发行了《NEO人格问卷》（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简称为NEO-PI），1989年又发表了修订版（NEO-PI-R），NEO的命名是因为他们最初编订的问卷，只包含了神经质（Neuroticism）、外向性（Extraversion）和开放性（Openness）三个特质的评估，以此三个字的第一个字母为名。后来又加上“友善”和“谨慎”两个因素，以配合五因素论。该量表有181题，由受试者依五点量表方式填答。研究结果显示：NEO-PI不但与艾森克及卡特尔所编量表有很高的相关，同时也和另一些以其他理论为基础或用其他方法实施的人格评估工具有适度的相关。
另一个著名的人格问卷是由霍根（Horgan）设计的，霍根人格问卷（HPI）是按照五因素模型组织的，并强调了人的社会性。问卷由310个项目构成，分成6个分量表：（1）智慧（对应于开放性）；（2）适应（对应于神经质）；（3）谨慎（对应于尽责性）；（4）抱负（对应于外倾性）；（5）社会性（对应于外倾性）；（6）讨人喜欢（对应于宜人性）。
赞科曼（Zuckerman，1991）从人的生理基础出发，编制了一套测量人格的问卷（ZKPQ），该问卷由五个因素组成，分别是冲动性的非社会化的感觉寻求、神经质焦虑、攻击—敌意、活动和社交性，共89个项目。
中国学者王登峰根据词汇学的研究结果编制了中国人人格量表（QZPS），该量表共有180个项目，分为7个分量表：（1）外向性（活跃、合群、乐观）；（2）善良（利他、诚信、重感情）；（3）行事风格（严谨、自制、沉稳）；（4）才干（决断、坚韧、机敏）；（5）情绪性（耐性、爽直）；（6）人际关系（宽和、热情）；（7）处世态度（自信、淡泊）。研究者在中国各省抽取了大量的样本编制了中国人的人格常模，并制作了简版量表。
其他常用的测量大五人格的工具还有卡特尔16PF，艾森克人格问卷（E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