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浩繁，包含了众多的区域文化，而宁夏典型的多元混生文化就是其中之一。从有考古学证据的旧石器时代灵武水洞沟遗址算起，历经了历代王朝的兴衰，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替碰撞，经过了几次大规模的军事、经济移民，直到近代，宁夏才形成了基本稳定的行政区划格局和人口分布格局，渐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才在此基础上形成并突显出来。

一、文化分区

从总体上说，宁夏全区可划分为5个文化区，即矿业移民文化区、稻作汉族文化区、半农半牧汉文化区、回族伊斯兰文化区、文化模糊区（图3-6）[1]。

（一）矿业移民文化区

该文化区的核心区分布在宁夏煤炭资源集中的石嘴山市，形成了以石嘴山为其文化核心，以大武口区、惠农区为主要分布区和以平罗的部分地区为其文化辐射区的片状分布区。此外，长庆油田所在的宁夏河东灵武、盐池部分地区是其飞地型“文化岛”。由于灵武的煤炭资源相当丰富，所以今后可能成为该地区的强劲产业和宁夏煤炭开采的优势产业，因此会随着矿产资源的开发而成为一个新的移民文化区。

移民区在人口构成上，以汉族为主，区外移民来自五湖四海，其中以山东、河南、河北、四川等省的人口比例稍大。在语言方面，没有统一的地方方言，经过语言的融合与嬗变，形成了一种以石嘴山方言为基础，夹有四方土音的方言类型。当然由于该地区人口流动快，有些刚迁移来的移民仍以原来的方言为主。这些移动人口的住房都比较简单而且大众化，收入高的住楼房，收入低的住平房，房间布置没有突出的特色。由于多数新迁移来的住户收入不高，所以生活依然很拮据。人们的宗教观念意识非常淡薄，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一种典型的移民文化。正因为如此，基督教比较容易在此寻求立足之地。

图3-6 宁夏文化区分布示意图[2]

居住于该地区的人们大都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中的采掘业，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社会阅历使该地区人们在消费行为方面以马歇尔消费型为主，社会行为空间也受到相应的限制。居民在婚丧嫁娶方面没有留下特殊印记，大多数居民老了之后，都会落叶归根，返回故乡。

（二）稻作汉族文化区

稻作汉族文化区范围不大，却是宁夏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是宁夏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地域中心，工业、农业基础雄厚，产业集聚。人口聚落以城市景观为主要特征，交通发达、便捷。居民以汉族居民为主，占该区总人口的60%以上。该文化区在地域上以银川市为中心呈辐射状分布，包括平罗、贺兰、永宁、利通、青铜峡、中宁、沙坡头等县、市、区。语言地理上隶属于银吴方言小片，银川话为该区典型方言。由于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所以宗教信仰佛教、道教参半。居民每年都有赶庙会的习俗。该区的村落形式主要呈居民点式布局，以村或组为单位，大多数依水而居，地在渠旁，塘在水边。人们居住土木结构的平顶房，房屋一般较深，内有套间多个，为了躲避风沙，房屋大都面东南而背西北，院落四周都打围墙。房屋内部布局比较讲究，一般人家都有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人们在穿戴上也爱赶时髦，男的追求流行款式，女的都喜欢穿裙装。人们在性格特征方面大都外向、开放，对当今一些流行文化如流行音乐、服装、快餐都比较敏感，在青少年中常会出现“追星热”。

本区有着广泛的稻作文化基础，是宁夏乃至西北地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这里水稻一年一熟，生长期长，日照充足，出产闻名全国的塞上江南“珍珠米”。大米质量上乘，淀粉含量高，美味可口。渔业是该区另一项特色产业，也是该区居民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黄河两岸打鱼塘十分方便，所以居民们利用这种条件，大力发展渔业。本区已成为西北地区产量最大的水产养殖基地。

在社会习俗方面，居民在婚丧嫁娶方面的习俗有别于宁夏北部和南部地区。娶亲时有女性亲属成员，新郎需要迎亲，而不避亲；女方送亲客人一般都大席招待，有劝酒习俗；结婚当日新娘穿全红色的婚衣，且着婚纱；回门一般在婚后第二天，男方有亲戚相送，约十余人，女方以酒席相待。新娘回门不留宿。在丧俗上都奢办丧事，并且在祭祀的主要日子上也不同于南部地区。对于刚出生的婴儿，不吃满月酒，在百日会待客祝贺。年轻人对过生日都比较重视。

（三）半农半牧汉文化区

该文化区比较破碎，包括原州、彭阳、隆德、盐池等县、区和平罗县东部地区，占地约14000km2，人口约113×104人，以汉族人口为主，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该区地形主要是黄土高原和丘陵区，盐池一带属温带干旱、半干旱草原，种植业以旱作农业中的麦、黍、玉米种植为主；在山区或草原区，畜牧业占有一定的比例。该区方言以固原话为主，宗教信仰以道教为主，文化景观以聚落的形态与布局最为突出。南部黄土丘陵区居民都有依窑洞而居的习惯，这也是几千年以来自然选择和文化沉淀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居住方式也在逐渐被淘汰，代之以土木结构的房屋为主。这种房屋与北部的房屋有很大的差别，房顶呈斜坡状，角度大约为20°～30°，上有瓦片相盖，这也是为了适应当地的气候特征；房檐有双面檐和单面檐两种。人们在穿戴上都比较节俭，对时髦时装的追求不强烈。在相当数量产品的消费上，不论是生产消费还是生活消费都比中部稻作文化区慢一拍，在时间上大约滞后2～3年。

婚俗和丧葬习俗与北部地区差异显著，如娶亲时没有女性亲属成员，新郎有避亲的传统；招待女方的送亲客通常是分席（8个人为一席）而坐；新娘回门一般在婚后的第三天或第四天，且只有新郎相陪，男方没有其他亲戚相送，女方家从俭待客，不摆酒席。在丧俗方面，一般丧事从俭，没有吹唢呐的习俗。对于刚出生的婴儿，满月一般比较隆重，以后几乎不过生日。对于年过六旬的老人，每年的生日都比较隆重，吃长寿面，摆宴席，有亲人送礼。

游牧、半游牧的生产制度与辽阔、单调的自然景观以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旱作农业方式，使当地居民形成了敦厚、稳重、质朴但又保守的群体性格特征。由于该区以旱作农业为主，又兼有一定的畜牧业，所以在农牧业生产方面对“天气”的依赖性强，形成了“靠天吃饭，靠天喝水，靠天放牧”的生产生活规律。

（四）回族伊斯兰文化区

回族文化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独具特色，与汉文化并驾齐驱的主导文化。宁夏回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而以元代的大规模迁入为主要的文化传入期。自此，宁夏一直是回族聚居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变化与融合，积淀形成了深厚的回族文化基础。宁夏的回族在地域分布上历经几次变迁，最后一次是在清朝同治年间以后，自此奠定了现今回族人口分布的大格局。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共有回族人口217.38×104人，占全区总人口的34.5%，主要分布在西吉、海原、同心、泾源、吴忠、灵武等县、市。

对于回族文化而言，伊斯兰教是其统一宗教。以汉语为交际语言，随着地域分布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方言。阿拉伯文（经文）只作为其宗教语言，保留在为数不多的阿訇当中。回族居民最突出的文化景观表现在清真寺﹑聚落的形态分布及独具特色的服饰文化上。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内，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据初步统计，宁夏回族自治区内共有清真寺3000多座，其中著名的有银川南关清真大寺﹑同心清真大寺﹑永宁县纳家户清真寺等（图3-7）。清真寺建筑规模雄伟，外观造型有两种：其一为穹顶式建筑，大殿上有一大四小半圆形绿色穹顶，顶上一弯银白色新月；另一种是殿堂式，具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多采用四合院式，一条中轴线贯穿始末，礼拜大殿有起脊的屋顶，大殿平面一般有三种形状。宁夏回族自治区内的一些小型清真寺多采用殿堂式建筑。

图3-7 建筑风格迥异的永宁纳家户清真寺（上）、银川南关清真大寺（左下）和同心清真大寺（右下）

宁夏地区的回族多住平房或瓦房。居室内部布局上独具特色。屋内装饰和摆设清净素雅。

宁夏回族的服饰大体同于汉族，不同的是男子头上的小帽和妇女头上的盖头，男子戴的小帽没有帽檐，颜色或白或黑或棕色，但以白色居多。妇女的盖头是一种大披巾，用纱﹑绸或丝质面料制作而成，有绿、白、青三种颜色。充满回族特色的民间艺术有花儿﹑口弦、砖雕及各种彩绣。其中“花儿”是产生并流行于甘、宁、青、新等地区的一种民歌，曲调丰富，唱词浩繁，被称为“回族的百科全书”。口弦是西北地区流行的一种民间“乐器”。

（五）文化模糊区

该文化区位于中宁县部分区域，受生态移民的影响，出现回族、汉族分散杂居的特点，导致文化区交错镶嵌，既有中部稻作汉族文化区的特点，又有回族伊斯兰文化板块的特点。

二、特色历史文化

悠久的人文历史、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奔流不息的母亲河——黄河，孕育了宁夏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回族文化、西夏文明、丝路文化和边塞文化。其中，回族文化和西夏文明在本书第三篇有专门论述，此处仅述黄河文化、边塞文化和丝路文化。

（一）黄河文化

广义上的黄河文化，是一种以黄河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占优势及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具有认同性和归趋性的文化体系，是黄河流域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或集聚。通俗地讲，黄河文化就是黄河流域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一定的社会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以及由此所达到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等。而狭义上的黄河文化，则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文化。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概念，黄河文化都是人水关系的文化。从地域上讲，宁夏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其南、北地理特征截然不同，但都与黄河息息相关。丰富、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形成了宁夏开放、包容、和谐的文化生态。

1.南部黄土高原古代文明

宁夏南部黄土高原的泾水、清水河流域，孕育了宁夏南部古代文明，是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分布区。新石器时代的黄河流域，是我国彩陶艺术繁荣的地区。马家窑文化和半山文化中彩陶最具代表性。新石器时代末期，齐家文化流行的红褐陶和橙黄陶最具代表性，宁夏固原的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均有典型遗址发现。

宁夏回族自治区内最早的县级建制——乌氏县和朝那县以及宁夏最早的州郡级建制——安定郡，在秦汉时就已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固原古城在汉武帝析置安定郡之前的高平县建制时就已筑就，坐落在清水河上游西岸的台地上，与泾水源头遥遥相望。倚山（六盘山）傍水（清水河）的高平县城雄踞于西河岸上。在固原古城以南清水河与泾水相接，以北清水河与黄河相融。因此，固原成为关中北出塞外的军事重镇。战国时秦昭王在固原城以北筑就的中国早期的长城——战国秦长城，不但在两千多年前威震北方，而且两千年后它的文物价值和文化价值依旧为文化界所关注，200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宁夏南部是农牧两宜的半农半牧区。秦始皇时期的乌氏倮，就是固原历史上经营畜牧业最有名的人物，他不但精通畜牧之道，牛、马、羊数以万计，而且凭着固原的地利条件与北方少数民族有友好的商贸往来。乌氏倮的商贸作为深得秦始皇的赞赏，司马迁将乌氏倮作为当时畜牧业的代表人物写进他的《史记》里，得以传之后世。

清水河谷地在宁夏南部的文化演进中具有重要地位。首先，它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清水河谷地与丝绸之路通道，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唐萧关古道。萧关是秦汉以来的著名关隘。据司马迁在《史记》里的记载，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四关相拥，才有关中之谓。萧关是关中北出塞外的北方军事要隘。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北方匈奴14万铁蹄南下在萧关发生激战，萧关都督孙印战死。司马迁因倾慕而将孙印作为报效国家的典型写进《史记》，以传后人。其次，清水河谷地还是南部黄土高原上黄河文化向关中、塞北传播的重要通道和桥梁。固原市原州区的须弥山石窟就是历史上东西文化交流融合在清水河流域的珍贵的文化遗存和历史见证。从以上意义上讲，清水河谷地是黄河文化重要的滋生地，正如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文化导论》里所说：“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黄河本身，他所依凭的是黄河各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都是古代文化之摇篮地。”

2.宁夏平原的历代农业文明[3]

黄河出黑山峡后，进入宁夏的卫宁平原，再经青铜峡后，进入银川平原。这里气候虽然干旱，却有黄河之水的滋润和灌溉，孕育了这里富庶的农业。追溯宁夏灌区的历史，早在秦汉时期就在这里开凿了秦渠、汉伯渠、汉延渠、光禄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唐代国力强盛，农业生产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唐徕渠的开凿是唐代宁夏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象征。历代不间断的开发，共同造就了宁夏平原黄河文明，并使其获得了“塞上江南”的美誉。

图3-8 汉延渠（左图）和唐徕渠（右图）

以农业文明为特色的古代东方文化，最突出地表现为对水资源的特殊倚重。开宁夏农业灌溉之先河的秦渠，是宁夏平原农业文明的象征。秦渠由青铜峡东岸引水经青铜峡、吴忠到灵武市北门外，全长约60km，地处黄河东岸古灵州内。古灵州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整个地势由东南向西北倾斜，灌溉条件极为便利，是早期宁夏平原自流灌溉最理想的灌区。至今，秦渠是黄河东岸最大的灌区。历史地看，秦汉时期宁夏平原河东的秦渠、汉伯渠和西岸的汉延渠、光禄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引黄河水灌溉黄河两岸数十万亩良田，形成了黄河流域著名的引黄灌溉区，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很有影响。历史上的塞外荒原被黄河水浸润而逐渐成为阡陌纵横的塞北江南。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汉代以来在银川平原从事耕种活动的汉族人口不断南迁，农业人口锐减，耕地减少，北方处于耕地荒废和牧场转化时期，战乱给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带来极大破坏。刁雍修筑的艾山渠，或称薄骨律渠，是北魏时期修筑的主要水利设施。该渠在选址、工程布置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对后世较有影响。

“安史之乱”前的隋唐时期，是北方水利的复兴时期。水利设施遍及黄河流域，银川平原灌区得到了很大的开发。废弃的前代修筑的渠道得以恢复，同时还新修建了一批渠道。其中，唐徕渠最具代表性。唐徕渠规模浩大，是宁夏历史上最大的灌溉工程，全长212km，有支渠510条。唐徕渠的修建使惠农、平罗、贺兰、银川、永宁诸县的4×104hm2农田得以灌溉并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一时期的宁夏平原已是一片富饶美丽的绿洲，是镶嵌在贺兰山与毛乌素沙地之间的一颗明珠，唐代诗人韦蟾就留下了“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诗句。

西夏时期党项族在内迁以前是以畜牧业和狩猎为生的民族。到了李继迁时，已经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西夏建国后，李元昊大力发展灌溉农业，修筑了青铜峡至平罗的新的水利工程，后人称这一工程为“昊王渠”或“李王渠”。新开发的水利工程与汉唐以来的水利工程，共同构成了宁夏平原兴、灵二州黄河灌区渠道纵横、沃野千里的兴盛局面。据周春《西夏书》记载，西夏时期有68条大小渠道，灌溉着9万顷良田，“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西夏仁宗时期的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里已经规定了灌溉用水的使用和维护水利灌溉的办法。

元代是宁夏建省的开始，也是宁夏开发史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元朝统治者对农田水利建设比较重视，在招抚流民归田的同时，派张文谦行省中兴等路，派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董文用等来宁夏恢复和兴修水利。中央政府专门设立了都水监和河渠提举司等政府机构，直接负责河渠治理与水利兴修的事宜。1264年，郭守敬随张文谦修复了唐徕、汉延诸古渠，在此基础上开辟新渠，并大范围推广了水利工程的新技术，使用调控水量的“牌堰”，即渠、堰、陂、塘的斗门等。美丽渠就是董文用与郭守敬在应理州（今宁夏中卫）新开辟的渠道。

元代末年的战乱，对宁夏平原的灌溉农业造成很大影响，不少灌溉渠道被废弃。明初首先对旧有的渠道进行了整修和恢复，并在此基础上修新渠道。明英宗时，宁夏始设水利提举司，专管水利事宜。明朝政府还不断派水利御史巡视宁夏镇的水利得失，促进了宁夏水利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明代农田水利建设基本上是修复宋元以前被破坏和长期失修的较大型渠堰、水道，汉延、唐徕二渠是宁夏平原两大主干渠，大支渠有五道渠、新渠、红花渠等，灌溉以宁夏镇为中枢的宁夏卫、前卫、左屯卫、右屯卫、中屯卫五卫之地。宁夏镇西南的中卫，先后修建了蜘蛛渠、石空渠、白渠、枣园渠、羚羊角渠、七星渠等。宁夏平原渠道纵横，阡陌遍布，水乡腴田的平原灌区景象，构成了黄河农业文明独特的“塞上江南”景观。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六子朱栴受封庆王，驻藩宁夏后，不仅编纂了宁夏最早的志书《宁夏志》，而且写下了不少赞颂和描绘宁夏自然风光与人文地理景观的诗文。明代曹琏写的《朔方形胜赋》里就有专门描写灌区景观的诗句“汉渠春涨兮，练拖平邱”；与农业灌溉有关的《汉渠春涨》诗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首：“神河浩浩来天际，别络分流号汉渠。万顷腴田凭灌溉，千家禾黍足耕锄。三春雪水桃花泛，二月和风柳眼舒。追忆前人疏凿后，于今利泽福吾居。”“东西处处人栽树，远近家家水灌田”、“田开沃野千渠润，屯列平原万井稠”等诗句，都是对宁夏平原“塞上江南”景观的描写。

清代康乾时期，汉代以来不断开发的宁夏平原灌区的旧渠道得以大规模整修，同时还开发了新渠——灌溉农田11×104亩的大清渠和灌田20余万亩的惠安渠，与唐徕、汉延合称为四大渠，续写了宁夏平原的农业文明。

（二）丝路文化

沟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闻名世界，其中一段就是经宁夏固原到达西域的。据史书记载，西汉时，西域月支国使节沿这条路来到今固原地区，拜见了正在固原的汉武帝。固原内的萧关就是这条路上过长城，到西域的一个重要关口。1985年，固原南郊发现的北魏李贤墓，出土文物中有珍贵的波斯银币和波斯鎏金人物铜瓶、金戒指、玻璃碗。尤其是那些造型逼真的波斯武士俑，更是“丝绸之路”留下的极好物证。

丝绸之路东段分为南、中、北三道。宁夏的南部正处于东段北道的交通要道上，在古丝绸之路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固原西北的须弥山石窟是“丝绸之路”上靓丽的文化瑰宝。须弥山石窟最早开凿于北魏。它的早期造像与云冈、敦煌的早期造像风格相似。和敦煌石窟一样，唐代是须弥山石窟最繁荣的时期，无论凿窟数量，还是雕刻艺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丝绸之路”也是古代宁夏通往中原的重要通道。当年，汉武帝曾六次驱马击剑，跨过固原萧关，巡视边塞。唐太宗李世民也曾经从这条道来到灵武，会见了回鹘、突厥等少数民族。在灵武，他写下了“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的诗句，并下令刻在石头上。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李亨经此道进灵武，登基称帝。1271年，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从意大利出发，经过帕米尔高原到元朝上都，就曾途经宁夏，并在游记中记下了在宁夏的所见所闻。

（三）边塞文化

宁夏自古就是边塞要地，南接关陇，北接朔漠，西通西域，北、东、南三个方向与游牧民族活动区域接壤，素有“关中屏障，河陇咽喉”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同时，富饶的宁夏平原是西北为数不多的粮食生产基地，物产丰富，具有盐池这一重要的战略物资出产区，就成为西北少数民族猎取和控制的首选之地，也是中原王朝拓境斥地、巩固政权的用兵前沿。

宁夏边塞文化集中体现为北方农耕与畜牧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传播、交流与融合。自战国时期开始，秦、汉、隋、明几个朝代都曾在宁夏修筑过长城，有人称它是一座“长城博物馆”。其中最古老、保存较完整的长城，是固原城西北战国秦长城，至今还能看到敌台、壕堑和方形城障。明长城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筑的长城，其中保存较为完整的是灵武水洞沟附近的一段长城。这里土质呈紫色，所以又称为“紫塞”。

宁夏不仅是历史上的军事重地，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固原有“据八郡之肩背，绾（wǎn）三镇之要膂（lǚ）”之说。周王朝从周穆王以六师大军西征猃狁到猃狁崛起，再到周宣王薄伐猃狁，在朔方筑城增兵，设立军事据点，在大原（包括今固原一带）曾发生多次战争。战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伐残义渠，于是有了“秦有陇西、北地、上郡，并筑长城以拒胡”。具有远见卓识的汉武帝曾六次巡视，汉光帝两次亲征。唐朝与吐蕃、宋朝与西夏一直争夺宁夏这块宝地。一些在历史上曾经**气回肠的英雄，一些才华横溢的文人骚客，如秦朝大将蒙恬，汉朝大将卫青、霍去病，宋代大臣韩琦、范仲淹等，都曾与宁夏有着不解之缘。蒙恬筑长城、修直道、设亭障，“以河为塞”，御匈奴七百余里。岳飞“踏破贺兰山阙”的壮烈情怀，范仲淹指挥的悲壮的好水川之战，创作出的“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的优美诗句，都是宁夏边塞文化的真实写照。

（四）西夏文化

西夏是以党项人为主，建立在今宁夏及甘肃西部的一个王朝。在二百多年的历程中，党项人依托西夏政权，以本民族的文化为主，吸收汉族、藏族及其他许多民族的文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甘宁地域文化，这种文化被称为“西夏文化”。至今西夏文化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宁夏及河西广大地区，为甘宁文化增光添彩。西夏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特有制度、教育、科技及民俗等。

西夏语即党项族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当时党项人自称“名”语，译成汉语为“番”语，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西夏语。这种语言随着党项族的消亡已经成为一种死语言。20世纪以前，人们对其状况知之甚少。随着西夏文献，特别是西夏的字典、韵书的发现，这种语言的基本情况和特点逐渐为世人所知。西夏文虽然是一种死文字，但保留下的西夏文的文献却十分丰富。目前国内外现存的西夏文文献，大体可以分为杂书类、字典辞书类等。另外，西夏文遗书中有不少是官、私应用文书，虽然大部是残篇，其价值却很高。刻写在石碑、石幢、石壁上的西夏文在我国也发现不少，国内西夏文的研究首先是从研究石刻上的西夏文开始的。西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吸收了大量汉族文化。因此，汉文著作的西夏文译本保留下了许多。

党项人的宗教信仰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总体上说，大致可分两个阶段，即西夏建国前和建国后。西夏建国前，党项人主要信仰原始宗教，同时因与藏族有密切交往，佛教也逐渐传入。西夏建国后，西夏统治者将佛教抬高到国教地位。在政权支持下，佛教有了巨大发展，党项族全民信仰佛教，佛教思想成为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至今仍留下了大量佛教的遗迹和遗物。

西夏人的丧葬习俗是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西夏人现实生活状况的反映。通过丧葬状况，我们可以更深入了解西夏文化的一些具体情况。西夏的丧葬形式有很多种。党项族在甘、青、川一带居住时，主要实行火葬。北迁后建国前，大多数贵族已实行土葬，但仍要“凿石为穴”，不起坟堆，“后人莫知其处”。西夏境内也有实行汉族葬式的，如天庆五年（1198年），西夏南院宣徽使刘忠亮临终嘱其子，待他死后，“宜布衣入棺”。受佛教的影响，西夏还有葬舍利，“罄以银椁金棺，铁甲石匮”。

西夏社会以党项族为主体，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特别是汉族，在这个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受宋朝的影响，党项族的社会生活及其习俗，接受了许多汉族文化。西夏党项族的社会经济生活，较之西夏建国以前，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化的倾向处处可见。作为西夏国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在今甘、青、川交界地区活动时，是一个单纯的游牧民族。北迁后，在与汉族的交往中，一部分逐渐从事农业生产，但由于长期处于动**迁徙中，生活环境十分恶劣。到西夏建国以后，虽然党项族已不是游牧民族，但畜牧业在党项社会经济中，仍然处于主要地位，同时，农业、商业、手工业也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牧业、农业知识和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