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史上看，几乎每一种哲学在提出之初都宣称与以往的哲学有很大的区别，甚至宣称自己的哲学是哲学史上的一场革命。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方面，哲学家们在提出自己的哲学观念时都会对以往的哲学重新审视，很少有哲学家对以往的哲学一无所知却能够提出对后代具有深远意义的哲学思想。即使维特根斯坦也是在了解了康德、尼采、弗洛伊德（S.Freud）、詹姆斯等人的哲学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哲学理念。应当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对以往哲学的不满，才引发了哲学家们提出自己的哲学观念，并希望能够对以往哲学有所推进或改变。所以，才会有哲学家宣称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哲学不同或与之决裂，这正是哲学不断具有活力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从性质上来说，哲学中的问题是永恒的，但是哲学家们对哲学问题的回答或者说他们的哲学探索却是时常更新的。人们常说，哲学没有进步的概念，就是说哲学中讨论的问题总是前人已经提出的问题，我们今天面临的哲学问题都是由以往的哲学家提出的，甚至是由古希腊的哲学家提出来的。所以，美国哲学家怀特海说，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不过就是柏拉图哲学的脚注而已。但即使如此，哲学家们还是在不断地以自己的方式提出对哲学中的永恒问题的不同理解，这就使得哲学得以保持持久的生命。

当然，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都包含了哲学家们对待哲学传统的不同态度：或者是完全抛弃传统，另起炉灶；或者是兼容并蓄、合理吸纳传统；还有的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向前推进。其实，哲学家们无论采取的是哪一种态度，他们都会首先了解传统，学习传统。即使是那些宣称与传统完全决裂的哲学家，他们在提出自己的哲学观念之前也需要对传统有深刻的认识。这样，哲学家们与传统的关系就不是有无传统的问题，而是对传统究竟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以这样的思路来看待20世纪的西方哲学，我们就会看到当代哲学家们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基本上处于百家争鸣的状态：各种不同的哲学理论和思想纷纷涌现，而且每一种哲学都宣称自己是批判传统哲学的结果或者是前无古人的“最新发现”。这不仅表现在世纪转折时期的实证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也出现在欧洲大陆哲学家的思想中。数学家们在现代数论以及公理化研究中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推动了现代逻辑的产生，而现代逻辑的出现又极大地鼓舞着始终以实证主义方式从事研究的哲学家们，使他们满怀希望地相信，使用现代的逻辑分析手段，他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传统哲学问题。1936年，卡尔纳普还撰文宣布，他们可以“通过语言分析清除形而上学”。这种热情一直保持到了20世纪中叶。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清算，在以逻辑经验主义为先导的整个分析哲学运动中始终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任务，这自然就伴随着分析哲学家对传统哲学的拒斥态度。同样是在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和弗洛伊德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念，并以自己的观念作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有效途径。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一卷发表于1900年，开创了当代现象学的先河，成为20世纪欧洲大陆哲学的思想先驱；而就在同一年，弗洛伊德也出版了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梦的解析》，把整个人类的意识活动都建立在了“本我”的基础之上，彻底撕掉了人类理性的庄严面具，这同样是在哲学中引发了一场不亚于哥白尼的日心说的革命。

胡塞尔宣称，他的现象学是一种关于本质的学说，而核心就在于对理性活动的批判，即他所谓的“认识的批判”。他在1907年的哥廷根讲座中明确表示：“在认识批判的开端，整个世界、物理的和心理的自然、最后还有人自身的自我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都必须被打上可疑的标记。它们的存在，它们的有效性始终是被搁置的。”[8]正是以笛卡儿的第一怀疑为起点，胡塞尔确立了自己的现象学还原的基本思想。胡塞尔现象学的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就是要重新确立人类认识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他所谓的“本质直观”。他说：“现象学的操作方法是直观阐明的、确定着意义和区分着意义的。……在现象学最严格的还原之中的直观和本质直观方法是它的唯一所有的东西。这种方法本质上属于认识批判的意义，因而也属于所有的理性批判（即包括价值的和实践的理性批判），就这点而言，它是一种特殊的哲学方法。”[9]可见，胡塞尔是把他的现象学看作完全不同于传统哲学形而上学以及传统认识论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也的确是把现象学确立为一种新的哲学。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是建立在他的神经病学和精神病理学的基础之上的，但他并不是单纯地从病理学的角度解释精神病人的异常表现，而是更为注重挖掘病人的心理奥秘，由此形成了他的关于人类潜意识活动的思想。无论是他早期的关于梦境的心理分析，还是他晚年对自我与“本我”的论述，这些无不显示出弗洛伊德超越传统的极大勇气。应当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思想完全是他独立探索的结果，这个结果不仅是对人类以往的未知领域的探索，更是对传统哲学观念的重大挑战，特别是对建立在理性优先观念之上的传统认识论的重大挑战，这就是他建立的关于无意识的学说。他在于晚年发表的《自我与本我》（1923）中写道：“将心理区分为意识和无意识，这是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前提；而且只有这个前提才使精神分析学有可能解释心理生活中的病理过程——这些病理过程的普遍性像它们的重要性那样值得重视——并把它们安置在科学的结构之中。”[10]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学的这种挑战性有着清楚的认识。他曾这样表达过自己的理论所面临的危险：“精神分析有两个信条足以触怒全人类：其一是它和他们的理性成见相反；其二则是和他们的道德的或美育的成见相冲突。这些成见是不可轻视的，它们都是人类进化所应有的副产物，是极有势力的，它们有情绪的力量作基础，所以要打破它们，确是难事。”“人类的本性喜欢把不合意的事实看作虚妄，然后毫无困难地找些理由来反对它。因此，社会宣布它所不能接受的东西为不真实的，用来源于感情冲动的一些逻辑的、具体的理由来诋毁精神分析的结果，并坚持偏见，借以抵抗我们强有力的反驳。”[11]

从以上的简单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掀起了分析哲学浪潮的逻辑经验主义者那里，还是在带来欧洲大陆哲学现象学运动的胡塞尔那里以及弗洛伊德那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以根据自己的哲学立场和方法建构出来的理论观点去解释乃至重建人们从以往哲学中获得的基本认识。从哲学性质上看，他们都应当属于“建构性的”或“规范性的”。所以，毫不奇怪，他们对传统哲学采取了完全敌对的态度。传统形而上学不仅在维也纳学派那里遭到了严峻挑战，在海德格尔那里同样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虽然他们批判形而上学的出发点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大相径庭的。

然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这种截然对立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英美分析哲学中明显出现了重新讨论形而上学问题的迹象，而在欧洲大陆哲学中，由于海德格尔等人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是为彻底消解形而上学，而是对它重新解读以弥补传统形而上学的不足，因此，欧洲大陆哲学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形而上学的研究，但现在的研究也明显表现出了回归传统的倾向。例如，当代欧洲大陆哲学家比以往更多地关注康德哲学，试图从康德形而上学中获取新的思想资源。他们非常重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对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希望能够以实践理性为根据来解释当代现实活动的哲学意义。

当然，当代哲学家在对待哲学传统的态度上的变化，也表现在他们对哲学史的重新关注。在由当代法国哲学家利科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向》中，西方哲学家是这样来描述20世纪70年代的分析哲学家与欧洲大陆哲学家对待哲学史的不同态度。他们说：“分析哲学家在论述过去的哲学的范围内可以被认为是采取了更为开放的，而较少怀疑的态度。对于过去的研究具有这种更广泛的和更富同情的理解是由于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些因素影响了对于哲学家的整个任务的理解，即：对于意义和可理解性的界限持更有宽容的观点；不再那么严格地坚持‘日常语言’的教条；日益增加对我们理解图式的整个基本结构的注意，这个基本结构是与显示于特殊话语领域中的实际用法的‘表面现象’相对立的；对于基本概念和基本概念固着于其中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历史演变，具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表现这种变化的一个方面是康德研究的发展，强调康德学说的逻辑的和概念研究的意义，这与康德唯心主义的更富思辨性的引申是正相对立的。……近来有很多作者公开把形而上学的研究看作是由于对现存的概念结构的局限极其注意的结果：提出了描述现实的新途径，这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对已接受的范畴和区别的限制，从而开辟了出乎意料的思路，这些新思路后来证明对于经验研究领域是很有成效的。另外的研究突出了很多形而上学文献资料的‘修正’性质，或者强调那些引导哲学家对描述世界的既定方式提出疑问和打算采用全面的替代学说的动机。”[12]正是由于对待传统哲学态度的改变，当代英美哲学家开始重新关注19世纪的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在英语世界中曾经受到了极大的贬低，譬如黑格尔、马克思、叔本华、尼采、布拉德雷（F.H.Bradley）等人。同样，也正是由于对传统哲学态度的改变，当代英美哲学家也开始关注现代欧洲大陆哲学，因为流行于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存在哲学等与近代哲学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同时，英美哲学家对分析哲学自身的发展历史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注意从分析哲学的根源上寻找这种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在欧洲大陆哲学家方面，“当代时期似乎与大约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这段时期不同，后者倾向于否定地评价哲学研究本身，认为它的意义内容是有缺欠的”[13]。而在当代欧洲大陆的哲学家看来，“哲学史的哲学本身不可避免地也是哲学，是一种特殊的哲学，它在其它哲学中并以其它哲学为背景而出现。这就使把哲学史理解为扬弃（Aufhebung）的努力具有重要意义，或者说具有新的重要意义。扬弃把这两项调合起来，也就是说扬弃把哲学与其过去相结合，并使它与历史现实集合体的一切现存复杂事物联系起来，这种复杂事物被认为是可理解的，而且应当看作是理性现象”[14]。应当说，从20世纪中叶起，欧洲大陆哲学家就把对哲学史的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特别注重从哲学观念的发生学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方面去挖掘哲学史研究的主导思想，由此形成了一门“哲学史编撰学”或“学说史学”。与英美哲学家对哲学史的关注不同的是，欧洲大陆哲学家更为注意将哲学作为一种观念体系的研究，力图从观念形态方面寻求哲学史的哲学价值；而英美哲学家则更注意哲学史上的某个哲学家的具体观点对后来哲学发展的影响。从研究方式上看，英美哲学家大多做哲学断代史研究或人物研究，而欧洲大陆哲学家则更喜欢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全面展现哲学观念的发展历程，注重哲学史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

当代西方哲学家对待哲学传统的态度的这种重要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代西方哲学本身的重要变化。一方面，经过了20世纪初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变革和观念转变，哲学家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哲学之根仍然深深地植根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之中，现代哲学中逐渐形成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的纷争本来就是近代哲学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之间尚未清晰的相互关系的延续，而它们又都是出自西方文化的共同传统。这样，在20世纪的后期，哲学家们就竭力挖掘他们的哲学观念背后的这种共同传统，并希望通过这样的回归式研究，重新使处于不同哲学背景之中的哲学观念得到统一的理解。另一方面，当代哲学家们对传统的回归和对哲学传统的重新认识，这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研究的延伸，或者说，这一定是以新的方式或视角对哲学自身的进一步解释和阐释。可以说，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是哲学史还是哲学本身，都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即把一切哲学的思考重新还原为智慧的形式。这种变化首先要归功于现代哲学家们早已放弃了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同时也要看到，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变得更为清晰了，人们对于“人是不是机器”这样的问题再也不会给出一个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这恰好说明了当代哲学家们更为理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