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西方哲学家曾经把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分作几个不同阶段，例如，古希腊时期为“本体论阶段”，近代哲学为“认识论阶段”，现代哲学为“语言哲学阶段”。也有的哲学家把整个哲学史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代，例如，古希腊为“蒙昧的时代”，中世纪为“黑暗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为“启蒙的时代”，17—18世纪为“理性的时代”，19世纪之后为“分析的时代”等。无论这些划分方式是否合理，它们至少表明了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关注的问题是各不相同的，或者说同一时代的哲学家有某些较为共同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焦点。如果我们把现代哲学的主要特征看作是分析和语言，那么当代哲学的主要兴趣和焦点就是生活和实践。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哲学中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把研究视角转向了与人类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一些现实问题不断地引发哲学家们的哲学思考，由此形成了一些与现实问题的解决密切相关的应用哲学。例如，对市民社会与福利国家、民主与政治制度、公平与正义、个人与社会、国际政治关系等问题的思考，促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产生；对科技发展中提出的一些涉及生命价值和伦理观念变化的问题的解答，最终形成了生命伦理学；同样，对人类生存环境以及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的伦理思考，产生了另一门新的应用伦理学即环境伦理学。这些应用哲学学科的产生虽然具有明显的时代发展的印记，但并不是仅仅源于现实的考虑，也不是仅仅被看作时代的产物，相反，它们更多是源于对人类自身命运的反省，是对人类生存现状的深层忧患。所以，这些应用学科中讨论的问题表面上远离了传统哲学以及现代哲学中关注的纯粹理论问题，少了一些形而上学的意味，但从哲学抽象上看，它们都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现实存在问题，特别是关系到作为类群的人与作为个体的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无论是正义和公平问题，还是生命伦理中的现实问题，它们都把人类的存在问题推到了哲学家的面前。从根本上说，如何解决这些应用哲学中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理解人的问题。

另一方面，时代的变化也促使西方哲学家们对自身所属的哲学传统提出怀疑并进行反思。这既是时代提出的要求，也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从时代的角度看，科技的迅猛发展在为人类带来更为便利的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对人类的存在本身提出了严峻挑战。人类在工具方面的日益进步，使不同地区和国度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容易地交流和交往；科学的“双刃剑效应”同时也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警惕。不过，没有哪一个时代的人们会像今天的人类一样，在享受现代技术带给人们的快乐和便捷的时候，却感到更加的孤独和痛苦；在科学发明日益昌盛、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的同时，人们却对自我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感到迷茫。早在20世纪30年代，胡塞尔就提出了欧洲面临文化危机的观点，在他看来，哲学上的实证主义不仅没有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自我，反而使人类陷入了“遗忘人自身”的困境。后来，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更是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科学技术日益昌盛的现代社会，认为工具理性的猖獗使得人类完全变成了仅仅知道满足和享乐的机械的动物。当代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日益加速，再次对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提出挑战，这促使哲学家们反思社会发展中的一些具有悖论性质的问题，如个人的权利与社会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公平原则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自由与义务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正是哲学家们把研究目光更多地投向现实中的人类并以此作为哲学反思重要基础的结果。

从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看，传统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受到了当代哲学的挑战。从古希腊开始，理性和逻辑就被看作是哲学的法宝；只有按照理性的方式思考问题，只有提出的哲学理论符合逻辑的要求，只有按照这样的方式思考的哲学家才被看作是重要的和有价值的。虽然也有哲学家并不按照这样的方式思考，如尼采等人，但他们的思想也往往被解释成一套理论学说，或者被纳入某种现成的学说流派中加以解释。这样，哲学思维就被固定为一种统一的模式，理性主义就成为哲学的唯一标准。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从法国思想家中涌现出来的哲学思想逐渐改变了传统哲学的这种唯一模式。

的确，历史地说，法国哲学始终与同在欧洲大陆的德国哲学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哲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正如卢梭等人早已指出的，法国人的浪漫和**不仅为人类带来了美好的艺术和音乐，而且为人类的思想贡献了其他文化传统难以取代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漫游式的思想主题、不拘一格的思想心态。阅读法国哲学史，我们会明显地感觉到，法国的哲学家都不是或很少是学院派的，他们都在不同的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或者说他们不仅是哲学家，更是文学家、诗人、画家、艺术家，甚至是政客或报商，而正是他们的思想所具有的魅力才使得他们被看作哲学家。虽然经过了理性主义的洗礼，但在法国哲学家的心目中，这样的理性并不是逻辑的化身，而是自然心态的表露，是一种合理性的要求。也正是这样一种自然心态，使得法国哲学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始终处于“另类”的地位，我们从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帕斯卡尔（B.Pascal）、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D.Diderot）、爱尔维修（C.A.Helvétius）、霍尔巴赫（Holbach）等人的思想中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

法国哲学的这种另类特征使得当代法国哲学家们能够打破西方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逻辑理性，提出以思想的自然轨迹展现哲学的图景。这样一种哲学图景由于思想风貌的不同而千差万别，因而在思想的各种不同表现形态下就没有一种可以被看作统一的或支配性的思想观念。当代法国哲学的这种独特思维方式当然不仅来自它的思想传统，更是来自法兰西民族的务实精神。例如，法兰西民族对政治有天生的爱好，他们对政治的热情不亚于对贸易的追求。同样，对情感活动的青睐更是法国人特有的性格品质，对法国人来说，感性活动的重要性显然要超出理性的要求。这些都使得当代法国哲学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特征，即摈弃单一性而追求多样性，放弃中心概念而偏爱边缘感觉，捍卫异质体验而反对文化认同。可以说，正是这些特征使得当代法国哲学不可避免地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发源地。

如今我们谈论后现代主义的时候，通常把它理解为一种反传统的思维方式，于是，后现代主义中反复提倡的一些思想观念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由此形成了人们对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模式化理解。但事实上，后现代主义在法国的兴起是直接与社会现实问题，特别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我们熟知的“五月风暴”被看作是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最为直接的现实产物，而大学生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才是引发这场革命的直接导火索。如果说萨特因其自由主义观念成为学生们的思想导师，那么，学生们的现实运动则直接导致了像德里达这样的哲学家的反思。在法国，政治和哲学从来都是不分家的，由政治运动而引发哲学思考，这在法国人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而这种从现实政治运动中产生的哲学观念，又会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途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应当被看作是西方哲学家的研究视角从纯粹的理论问题转向社会的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