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的转向”之后的西方哲学

“语言的转向”为西方哲学带来的不仅是分析哲学的产生，而且引导了哲学家们对语言的深刻关注。从总体上看，传统哲学家们对语言的认识基本上是持一种工具论观点，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工具，关注语言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思想。但经过了“语言的转向”之后，哲学家们不再把语言仅仅看作是一种表达工具，而是更多地关注语言表达与思想本身的密切联系。这在英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那里都有不同的表现。

在英美哲学中，哲学家们直接关注语言的逻辑性质，把思想看作是语言表达本身。这种认识开始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就明确地把思想看作是具有意义的命题，从命题和语言的层面揭示思想的性质。所以，石里克把维特根斯坦称作推进语言转向的第一人。“语言的转向”之后的英美哲学进入了分析的时代。这里的“分析”并不限于我们通常知道的“逻辑分析”，而且包括了对概念作用做出详尽刻画的“概念分析”以及对语言用法做出描述的“语用分析”等等。“语言的转向”为英美哲学带来的不仅是分析哲学，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一门新的哲学学科，这就是“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如果我们把分析哲学理解为一种哲学思潮的话，那么，语言哲学就是由此诞生的哲学学科。一种哲学思潮的存在往往是暂时的，而哲学学科的存在则是恒久的。正是由于语言哲学的诞生，分析哲学家们的工作才得到更多人的了解，分析哲学的思想才得以为更多人所熟悉，分析哲学的方法也才会在更多的人那里得到应用。

在欧洲大陆哲学中，哲学家们对语言的关注是与他们的哲学立场密切相关的。他们的哲学立场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自觉地意识到了语言问题在他们思想中的重要作用。总体来说，与英美分析哲学不同，欧洲大陆哲学对语言的理解更多地是融入他们的思想之中，把语言看作是他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冷静观察的研究对象。这的确反映了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不同的哲学旨趣。在英美哲学家那里，语言是如同科学研究的对象一样被看作是可以按照研究者的意愿进行处理的客观之物。正是出于对语言的这种冷静态度，弗雷格和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才会提出在哲学研究中放弃使用日常语言，建立一种完全人工的理想语言，并把建立这样一种语言看作是哲学的重要工作。也正是由于英美哲学家们对语言的这种科学式态度，才使得他们可以用纯粹形式的逻辑手段对原本活生生的思想本身做出冷静客观的“剥笋式”分解，试图由此找到思想的真正根源。与这种冷静态度和科学式处理方法相反，欧洲大陆哲学家始终把语言看作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看作我们思想的一部分。当胡塞尔以逻辑的方式探究意识活动的内在机制时，他心中的逻辑并不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形式逻辑，而是隐含在我们思想过程中的理性规律；当海德格尔把语言看作存在的居所时，他想到的语言当然不是我们通常使用的日常语言，更不是被逻辑学家构造出来的形式语言，而是存在自身的表现方式。同样，伽达默尔对语言解释的分析大多是哲学本体论上的，而不是方法论上；他的方法概念完全是为追求真理服务的。

当然，对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的这种比较考察，目的并非指出两者之间的差异，因为它们在哲学传统上原本就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哲学方向。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两种哲学传统在许多方面都旨趣迥异，但它们在以下重要方面却异曲同工，而这些方面恰好表现出它们对语言的共同兴趣。

1.意义与真理

在英美分析哲学中，意义问题被看作是哲学的核心问题，对语言意义的讨论构成了整个分析哲学的主要内容。随着分析哲学的发展，这里的“意义”概念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概念，更多地是一种认识概念，即如何在语言的使用中确认命题内容的概念。这样，意义概念就与真理问题有了密切联系。事实上，早在分析哲学创立之初，诸如弗雷格和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哲学家就明确地把意义与真理联系起来，用真值条件去定义命题的意义。这就意味着，意义是由真假确定的，但命题是否有意义则是由命题的逻辑形式决定的。应当说，正是对意义问题的追问，构成了当代英美语言哲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欧洲大陆哲学中，意义问题同样被看作是哲学的重要问题。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欧洲大陆哲学家都把意义问题与语言联系起来，但在20世纪初出现于欧洲大陆的胡塞尔的现象学却是明确地从语言入手讨论意义问题的，而且，我们知道，这种现象学直接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欧洲大陆哲学。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首先讨论的是逻辑学的性质问题，从语词的定义出发考察了作为规范学科的传统逻辑学的局限性，由此提出了他的“纯粹逻辑学”思想。例如，他明确指出，意义的双关性导致了我们对逻辑规律的错误认识，以为逻辑上的矛盾就意味着认识上的矛盾。对此，他写道：“实际上任何人在他的直观和他的明察的范围内都不可能发现相互矛盾的、亦即客观上不相容的事态共存——但这并不排除这种可能，即这些事态被视为是共存的。”[1]同样，胡塞尔对真理概念也给予了充分的讨论。在他看来，真理应当是一个观念，它的个别情况就是在明证的判断中的现时体验。他指出：“对意指行为与被意指的自身当下之物之间的联系，对现时的陈述意义和自身被给予的实事状态之间联系的体验是明证性，而这种协调性的观念是真理。真理的观念性也就构成了它的客观性。”[2]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胡塞尔的思想正是从澄清意义概念出发的，他对真理问题的讨论完全是为了清楚地说明意义概念在追问实事中的决定性作用。

作为胡塞尔的晚辈，当代哲学诠释学的创始人伽达默尔更是把真理问题作为他思想的出发点。他在《真理与方法》开篇就指明，他所关注的是，“在经验所及并且可以追问其合法性的一切地方，去探寻那种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3]。在谈到诠释学循环时，伽达默尔明确地把对意义的解释看作是整个哲学诠释学的关键所在。他指出，诠释学的工作就是要在对整体和个别的统一理解中追求意义的统一性。根据他的论述，理解不是心灵之间的神秘交流，而是一种对共同意义的分有。哲学诠释学就是建立在这种分有基础上的理解理论。

严格地说，英美哲学家和欧洲大陆哲学家对“意义”和“真理”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并不相同：前者更多地是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上讨论，而后者主要关注的是人类的思想过程。然而，由于这些哲学家都把概念内容看作哲学讨论的核心，把哲学理解为一种概念反思的活动，所以，在思想表达的层面上，他们对意义和真理的讨论都触及了语言，也就是触及了人类思想的最直接经验的方面。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是英美哲学还是欧洲大陆哲学，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哲学倾向，即把人类的思想活动还原为思想的表达方式或以某种表达方式确认思想观念的内容。这也正是20世纪末出现的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合流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2.理解与解释

如今，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注意到，关注对语言的理解和解释，与其说是英美分析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不如说是欧洲大陆哲学中表现出的重要哲学取向。当维也纳学派致力于运用严格的逻辑手段对语言进行重新建构并由此清除形而上学的时候，欧洲大陆的其他哲学家们则在试图努力地把语言问题放到形而上学的理解框架内重新思考。虽然逻辑经验主义和胡塞尔现象学都以逻辑研究为哲学的开端，但它们对语言的理解进路却是明显不同的。而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这两种哲学传统的不同走向：源自现象学的哲学诠释学从关注解释者的内在活动走向超越不同解释者的视界融合，而英美的分析哲学则把对语言意义的追问转换为了对说话者意向活动的解释。然而，这些都涉及对语言的理解和解释问题。

例如，海德格尔把理解问题看作是人类以语言方式的存在。在早期的《存在与时间》中，他写道：“理解是此在本身的本己能在的生存论的存在，其情形是：这个于其自身的存在展开着随它本身一道存在的何所在。……作为展开活动，理解始终关涉到‘在世存在’的整个基本状况。”[4]这里的“在世存在”就是在语言中的存在，是人类作为存在者以语言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存在状态，或者说就是语言中的人的存在。关于理解与解释的关系，他说：“我们把理解的造就自身的活动称之为解释（Auslegung）。在解释中，理解把其所理解的东西理解性地归给了自身。理解在解释过程中并不成为别的东西，而是成为它自身。从生存论上说，解释植根于理解，而理解并不生自于解释。解释并不是要对被理解的东西有所认识，而是把理解中所筹划的可能性加以整理。”[5]可见，海德格尔是把解释活动奠基于理解的基础，这里的“被理解的东西”和“理解中所筹划的可能性”其实就是我们的语言表达，因为对理解的一切解释活动都是通过对表达了理解内容的语言加以整理而完成的。没有对理解的表达，也就无从解释。在后期的《语言的本质》中，海德格尔更是把理解和解释完全看作是语言活动的组成部分，并且提出唯有语言才使得理解和解释成为可能。他说：“如果我们要沉思语言之本质，语言必须首先允诺给我们，甚至已经允诺给我们了。语言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向我们允诺其本身，亦即允诺其本质。语言作为这种允诺而成其本质。我们始终已经倾听着这种允诺，但我们没有思这种允诺。……语言作为这种允诺成其本质。语言之本质显示为诺言，即显示为语言之本质的语言。”[6]这里的“允诺”就是语言以道说的方式展现于我们面前，或者说，我们就存在于语言自身的道说之中。

对于戴维森来说，对语言的理解应当基于对语言的解释，因为只有通过解释活动，我们才能谈得上对语言的理解。他说：“详细了解一个人的意向和信念不可能独立于了解他的话语的意义。如果情况如此，那么，罗列出的一系列说话者的复杂的信念和意向便不可能为一种旨在解释其言语行为的理论之真实性提供证据。”[7]

从以上两位哲学家的基本思路看，他们对待理解和解释的方法显然有很大的差别。海德格尔把理解看作是解释活动的基础，而戴维森则把理解本身看作一种解释过程，所以就不存在没有经过解释的或无法在解释中出现的所谓理解。尽管如此，毫无疑问的是，他们都把理解和解释看作是语言本身的活动。虽然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这样的理解本身并非完全是依靠语言完成的，但理解要得到解释则必须或不得不是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语言在说”，也就意味着一切的存在都栖居在语言之中。正是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由伽达默尔等人建立的哲学诠释学完全摆脱了传统诠释学对心理学的极度依赖，而把文本解释活动看作其他所有解释的基础。这种诠释学在强调方法的重要性时，也就把语言活动本身确立为具有了本体论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强调对语言的理解和解释活动的研究，正是现代西方哲学出现了“语言的转向”之后表现出的一个共同特点。

3.思想与世界

对思想的关注始终是西方哲学的一条主线，但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对思想有不同的理解和论述。“语言的转向”之前的哲学家基本上按照内省心理学的方式把思想看作是思想者的内在过程，对思想的研究主要依赖于对人类可能具有某种共同的理性能力的猜测，依赖于对各种不同观念之间的联结，由此产生的对世界的认识也就只能是不同视角的“世界观”。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基于二元论的世界概念。然而，“语言的转向”之后的西方哲学则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对思想的研究需要依赖于外在的语言活动，只有通过对于语言的研究，我们才能真正进入思想的领域；这样，思想就不再是个人的主观活动过程，而是可以交流的、可以共享的共同的客观内容。同样，根据这种思想观念理解的“世界”概念也不是囿于自我的门户之见，而是一个不断克服自我限制而获得共识的公共领域，这样的世界概念就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公共平台。

我们知道，英美哲学家和欧洲大陆哲学家对思想和世界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们对“思想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ought）以及“世界观”（view of the world）提出了不同的理论。但他们都摆脱了近代哲学的二元论模式，竭力把思想建立在我们可以交流和共享的基础之上，并以互动的方式理解和解释思想与世界的相互联系。《逻辑哲学论》和《世界的逻辑构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逻辑的世界，这是按照思想的逻辑对世界的重新建构；《逻辑研究》和《真理与方法》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思想的世界，这是根据思想的形式对世界的全新阐明。当蒯因在《词与物》中为我们解释存在的意义的时候，利科（P.Ricoeur）和德里达也在向我们展现另一个世界，这是一个通过解释甚至是消解而显现出来的世界。

当然，以上这三个方面并不能完全说明“语言的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发生的重大变化，也没有完全包括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共同关注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是要表明，经过了“语言的转向”，西方哲学已经表现出了与以往哲学迥然不同的一些特征。我们今天来了解和研究当今的西方哲学，就必须首先要了解西方哲学的这种具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有摆脱了近代哲学的视角而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去分析和研究当今的西方哲学，我们才能真正进入当代西方哲学，才能真正抓住当代西方哲学的关键所在。这也正是本书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