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分析哲学运动之间存在着“双向重叠”关系：一方面，哲学学科从西方引进中国的历史正是分析哲学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当代中国哲学见证了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历程；另一方面，分析哲学运动从其肇始就被引入中国哲学界，甚至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的逻辑起点，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同分析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分析哲学运动对中国哲学的直接影响显而易见。

首先，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就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模式，而早期的当代中国哲学家则基本上是以分析的方式完成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按照西方哲学的思路重新梳理了中国思想史，由此构成了一门新的哲学学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更是明确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处理中国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张岱年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也是用概念分析的方式解释了中国哲学概念的意义。由此可见，中国哲学学科的确立是与西方哲学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西方哲学，特别是没有逻辑分析的方法，就不会有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分析哲学是中国哲学学科建立的逻辑起点。

其次，当代中国哲学是在与西方哲学的交流、较量和对话中发展壮大的，中国哲学发展的每一步都与西方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西方哲学的影响没有完全形成正比关系，但中国哲学却始终从西方哲学那里得到重要的思想资源，并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批判而逐渐发展壮大。从第一代实证主义者孔德（I.M.A.F.X.Comte）和密尔（J.S.Mill）开始，到第二代实证主义者马赫，再到第三代实证主义者维也纳学派，中国哲学界对这些哲学家的思想都耳熟能详，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取他们的思想和对待这些思想。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哲学发展基本上是在汲取分析哲学运动中的主要思想，从罗素、维特根斯坦到卡尔·波普尔，从早期科学哲学到库恩（T.S.Kuhn）、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从日常语言学派到蒯因、普特南，这些哲学家的思想都在中国当代哲学的语境中反复出现，有的哲学家思想甚至一时成为社会思想的重要来源。事实上，分析哲学家们的思想和概念已经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再次，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愈加密切，中国文化和哲学愈加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西方哲学家们更多地通过对话和交流同中国哲学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一方面，西方著名的分析哲学家纷纷与中国哲学家开展实质性的学术合作，如在中国和英美等国联合举行国际会议，共同出版双语学术文集，共同主办“中英美暑期哲学学院”，共同进行项目合作研究等。这些都将直接对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另一方面，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必须以世界各国哲学的互动为前提，特别是中国哲学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反映必须能够为世界各国文化所理解，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哲学家们要以具有更为广泛的普遍性的思想表达方式客观呈现自己的思想。把内在的思想转化为客观的呈现，这就需要中国哲学界更多地运用分析的方法处理中国传统哲学和当代哲学的思想资料，并以客观的方式与西方哲学界展开对话和交流。

最后，分析哲学运动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影响更主要表现在实现分析哲学话语的本土化转换。通过与分析哲学家们的思想交流和对话，中国哲学家们已经开始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讨论当代分析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和前沿问题，并与西方哲学家们共同回答对当代哲学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老一辈当代中国哲学家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胡适和冯友兰以逻辑分析的方式处理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哲学资源，张岱年又以概念分析的方式阐述了中国古典哲学中的概念范畴的演变，这些都已经成为西方哲学家们理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主要资料来源。随着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愈加密切，中国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的直接交流愈加频繁和常态化，当代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思想也会逐渐进入西方哲学的话语，并成为分析哲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分析哲学运动与当代中国哲学的双向作用更加证明了分析哲学运动对当代哲学的深刻影响，也反映出中国哲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同分析哲学运动有着直接的历史和逻辑联系。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分析哲学运动可以看作是当代中国哲学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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