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分野曾经导致当代哲学的重要变化，或者说，当代哲学的格局划分就是以这种分野作为根据的。虽然这样的划分造成了当代哲学家们被简单地归类于不同的阵营，但由于哲学家们的工作原本就是按照自身的思想传统进行的，因此，这样的划分不过是对这些思想传统的一种简单归类而已。这种归类为我们理解当代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帮助，但这样的帮助也带来了简单化思维的危险。

首先，这样的划分从学术上看是一种错误的策略。虽然从分析哲学家的角度看，欧洲大陆哲学的确具有许多与他们的思想研究不同的特征，他们把这些特征看作是非哲学的，但这样的看法显然具有明显的学术偏见。

笔者曾在20多年前发表文章，谈及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共同哲学根源，即来自古希腊思想中的形而上学。[9]从哲学的历史发展看，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确出自一个来源，特别是早期分析哲学家弗雷格和现象学家胡塞尔都把对意义问题的讨论作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虽然他们处理意义的方式各有不同，并由此导致了后来的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分野。但从最初形成问题的出发点看，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家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和方向，就是反对传统思辨哲学的运思方式，强调从概念意义澄清和表达方式改变出发，重新确定哲学研究的方向。这些都使得20世纪哲学表现出不同于近代哲学的重要特征，这就是怀特所说的“分析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分析的时代，无论是来自英美的哲学家还是来自欧洲大陆各国的哲学家，都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哲学研究应当关注人类语言和理解方式，这是人类与世界建立密切联系的主要通道，也是人类形成自我认识的重要形式。人类的语言活动与人类的经验密切相关，也与人类的思维形式密切相关。因此，当代哲学家们都会把对语言的关注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这不仅是分析哲学家们关注的内容，也是来自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讨论的话题。正是这样的共同信念，使得当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明显地区别开来。然而，当分析哲学家们把发生于欧洲大陆的哲学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时，就割裂了整个当代哲学的话语，并且限制了分析的范围和性质，最终使得原本作为一个整体的20世纪哲学的重要工作被推向了一个被视为更加具有工具理性性质的极端。这种分野的结果造成了当代哲学研究领域的对立，使得哲学家们在从事自己的研究时首先需要选择自己的阵营，以免招致相同研究领域中的同道们的攻击。应当说，这是一种很糟糕的结果。所以，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间的分野在学术上是一个策略错误。

其次，我们必须把这个分野看作历史的，而不是现实的。按照比尼的说法，“分析哲学”更多意义上具有历史的性质，而不是主要地针对当下哲学研究现状的描述。[10]这种历史意义上的分析哲学研究带来了两个明显的结果：

其一，我们对分析哲学的讨论主要是在“分析哲学史”的范畴中进行，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流派。目前，对分析哲学史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首次把“分析哲学史”列为分会场主题，由比尼和我共同主持，这也反映了国际哲学界对分析哲学史研究的重视。但这种重视也恰好说明，分析哲学研究已经走进了历史，或者说，我们通常会在哲学史的意义上讨论分析哲学的存在。

其二，把分析哲学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不仅是重新认识到了分析哲学的历史意义，而且也恰当地表明了分析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基础作用。在哲学史上，分析始终是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而被使用的，无论哲学家们的分析采用了何种形式，他们都是通过分析而展现自己的思想内容和概念构成方式。更确切地说，整个西方哲学就是一部分析的西方哲学史。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许多重要的分析哲学家并不刻意地强调自己的哲学是属于分析的，而是突出哲学研究的特点原本就是分析的。当然，这也凸显了分析哲学家们的学术自负。

的确，在美国和英国，以及在其他英语国家，如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分析哲学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就占据着哲学研究的主导地位，以至于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哲学在这些国家的大学哲学系无法生存，只能转移到文学、文化批判、宗教学、民族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并在那里继续发挥哲学的作用。虽然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被看作分析哲学研究的主要手段，但分析哲学家们由此把这样的分析方法作为哲学研究的全部，就使得哲学研究在当代西方变成了一种更具有技术性特征的哲学，而不是根植于人们思想观念中的概念活动。这些都表明，当分析哲学家们强调自己的哲学研究的特殊性，并由此将分析哲学与来自欧洲大陆的哲学思想明确区分开来的时候，他们更多地是以西方哲学主流自居的，并以此作为评判其他哲学是否可以被称作哲学的主要标准。这种学术上的自负和傲慢，其实恰恰背离了分析哲学的基本精神，即民主、宽容和自由。[11]可以说，正是这种自负和傲慢，使得当代美国哲学家昂格尔（Peter Unger）在他2014年出版的著作《空洞的观念：对分析哲学的批判》一书中对分析哲学作为一种主流哲学的地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著名牛津大学教授威廉姆森（T.Williamson）也为他站台。[12]在昂格尔看来，分析哲学家们的自负和傲慢主要表现在他们提出的不过是一些空洞的观念，其中并没有实质性内容，他们的讨论从语义分析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内容出发，导致了哲学研究完全背离了其为自身设定的目标，即为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提供智慧和真实的知识。[13]可以说，该书的出版对当代分析哲学研究阵营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引起了英美哲学界的极大争议。其实，恩格尔的方法类似于后期维特根斯坦对待自己前期哲学的态度，即反思自己所做过的哲学，揭露这些哲学给人们带来的困惑和问题，最后放弃这种哲学，以至于最后放弃了所有哲学努力。恩格尔通过批判分析哲学的空洞观念，指出了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即通过实质性的反思而形成真正实质性的哲学，这就是体系性的形而上学，包括对世界和人类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这些思考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分野重新做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