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关于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分野的经典表述，主要来自英美哲学家们的论述。哲学家们对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特征的描述，使我们从不同方面看到这种分野的主要标志。例如，蒯因把哲学理解为科学研究的延续，他就努力地把物理学、数学和逻辑等都看作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标志；而达米特或斯特劳森（P.F.Strawson）等人更是把分析看作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和重要内容。在欧洲大陆哲学方面，英国哲学家克里奇利（S.Critchley）则把这些哲学简单地描述为一种对古希腊哲学意义上的智慧的追问，而不是满足对知识本身的探究。[3] 根据这些哲学家们的论述，我们大致可以提出区分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五个特征。

第一是地理和历史上的区别。分析哲学往往被看作属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主要出现在英语国家（虽然其发源是在德语世界），而欧洲大陆哲学当然就是指出现在欧洲各国的哲学，主要包括德国的现象学、存在哲学、诠释学以及法国的现象学、黑格尔主义哲学或反黑格尔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还有法国的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等。虽然从地理上划分这两种哲学并没有任何学理上的充分根据，而且的确由此也招致了许多诟病，但这种划分方法却可以使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两种哲学的某些特征，即国别和地域的特征。因此，我们在谈论这两种哲学的时候，往往会以“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作为它们的主要名称。从时间上看，虽然分析哲学最初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欧洲大陆哲学”这个名称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被使用的，之前的用法一直是“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等。[4]由于“欧洲大陆哲学”名称的使用，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作为整体的欧洲大陆哲学的特征，而不是继续关注现象学或存在主义哲学或诠释学等不同研究领域中的不同问题。当然，这种关注主要来自英美分析哲学阵营，相反，对欧洲大陆的哲学家而言，“欧洲大陆哲学”这个名称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因为他们通常不会承认这样一种哲学阵营的存在。更有意思的是，目前越来越多的在欧洲大陆各国工作的哲学家都开始偏重于使用分析的方法从事哲学研究。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简单地用地域划分不同哲学阵营，这种完全非哲学的做法为何成为我们谈论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方式？或者说，这种地域划分的背后是否还存在着更为深刻的思想原因？

第二是论域上的区别。通常认为，分析哲学家关注的是语言与知识问题，而欧洲大陆哲学家则更关心形而上学或本体论问题。这个区分的确超出了地域划分的限度，似乎更多来自对分析哲学研究的历史考察。因为从弗雷格开始，分析哲学家们一直采取的是“语义上行”的路线，而从胡塞尔开始，现象学研究主要关注的似乎也是形而上学问题。然而，这种印象的产生主要来自我们对这两种哲学传统的不同理解。由于阅读和视野上的限制，我们往往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采取一种忽略的态度，我们大多是从自己所了解的材料中去提取某些一般性的结论，而对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经典作家的著作也采取了一边倒的阅读方式：或者是偏重于对分析哲学的了解而排斥欧洲大陆哲学家的著作；或者是更喜欢接受欧洲大陆哲学家的思想而对分析哲学嗤之以鼻。当然，这种不同的理解方式或截然相反的态度，首先来自西方哲学家们内部：分析哲学家们对来自欧洲大陆的哲学同行们的工作始终抱有一种拒斥的态度，把他们的工作看作是一种无意义的胡说；而欧洲哲学家们则认为分析哲学的工作性质完全背离了哲学智慧的道路。这些争论早已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历史公案，例如以蒯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家们对剑桥大学授予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a）荣誉学位一事发起联名反对。当然，这种不同态度和理解方式也来自西方哲学家们对自己哲学传统的不同认知。正如克里奇利所说，虽然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都自称来自对康德哲学的反对或继承，但他们对康德哲学的不同态度却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方向。分析哲学家们更愿意把自己的哲学理想建立在科学研究的模式之上，因此他们对康德的先验哲学就毫不奇怪地采取了反对的态度，但又希望能够从概念分析的角度对康德的批判哲学给出更有价值的结论，例如斯特劳森的《感觉的限度》一书就是对康德第一批判的重新解释。[5]相反，欧洲大陆哲学对康德的赞同态度则以重新建构先验哲学的模式而呈现出来。[6]

第三是应用方法上的区别。通常认为，分析哲学采用的是逻辑分析的方法，而欧洲大陆哲学则主要采用的是诠释学或现象学的方法。的确，逻辑分析被看作是分析哲学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早期分析哲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无论是弗雷格还是罗素或早期维特根斯坦，都把逻辑分析当作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和主导精神；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也是用逻辑分析方法消除传统形而上学的典范。即使是在后来的分析哲学发展中，例如在蒯因和戴维森、普特南等人那里，逻辑分析也被作为哲学研究的主要标志。这些都使得分析哲学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逻辑分析的烙印。然而，分析哲学在其历史发展中却同样表现出这样一种特征，即逻辑分析逐渐为其他分析方法所取代，概念分析、语境分析、历史分析等方法也或多或少地在分析哲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正如斯特劳森所说，分析哲学应当被看作是具有两种面孔的哲学，即作为具体分析活动的哲学和作为整体考察的哲学。[7] 这样，当我们用逻辑分析作为分析哲学的主要特征时，我们就会面临一个选择标准的问题。一方面，如果将逻辑分析作为分析哲学的标准，那就会排除许多在以往被看作典型分析的哲学家，甚至包括后期维特根斯坦和牛津学派的哲学家们。另一方面，在欧洲大陆哲学中，现象学和诠释学方法通常被看作是主要标志。然而，无论是现象学的本质直观还是诠释学的视界融合，这些都无法完全刻画欧洲大陆哲学的主要特征，尤其是对于当代法国哲学家来说，他们的最大困难就在于如何融合来自德国的现象学哲学与他们自身具有的法国思想传统。处理得最好的结果就是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主义哲学和列维纳斯（E.Levinas）的现象学伦理学。然而，我们对他们的哲学却无法用现象学方法或诠释学方法加以说明。

第四是研究风格上的区别。在当代哲学中，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间的分野，通常以是否追求严格精确性作为哲学研究的分水岭：分析哲学家历来强调自己哲学研究追求的就是清晰的概念和严格的推理，并把这个标准看作是所有哲学研究的主要特征。由此，他们把凡是不符合这样标准的思想研究都归入非哲学领域，欧洲大陆哲学就被看作属于这样的领域。然而，我们知道，分析哲学强调的这种研究风格，是与他们所确立的哲学研究目标和方向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要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和精确性，无论是针对哲学研究所使用的概念还是语词本身。这样，严格精确就成为分析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志。可是，如果真按照这个标准，欧洲大陆哲学是否就真的是缺乏严格的精确性呢？或者是分析哲学家们无法理解欧洲大陆哲学家的思想？例如，对于卡尔纳普批评海德格尔的文章，人们通常都会认为是卡尔纳普并没有理解海德格尔，而不是海德格尔的思想本身缺乏严格精确性。[8]这种情况类似于我们对逻辑概念的理解。虽然我们对逻辑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我们无法说某个民族的文化和哲学是没有逻辑的，否则就像是说，这个民族是没有语言的一样。因此，严格精确性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我们对哲学研究目标的理解，而不是取决于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去确定其他的哲学。

第五是哲学研究的规范性问题，即是否把美学或伦理学等学科纳入哲学的研究领域。我们知道，在早期分析哲学家那里，美学、伦理学以及宗教信仰等都被排除在哲学研究之外，因为它们都是无法说清楚的东西，因而都是无法用规范性去说明的内容。这里的规范性说明，是指能够用符合逻辑的语言表达思想，并且能够根据某些推理原则给出符合逻辑要求的思想。相反，在欧洲大陆哲学中，美学和伦理学却是主要的研究领域，而神学研究则被看作是解释现象学发展的最好出路之一。这些思想研究并没有提出规范性问题，相反，规范性概念恰好属于伦理学或美学的范畴，或者说，伦理学和美学就是为道德行为和审美活动提供规范性说明，只是这样的规范性说明并不需要逻辑规则加以限制。有趣的是，在以哲学分析为主要特征的当代英美伦理学思想中，规范性概念发挥着主要作用，或者说，道德研究就是为行为规范提供说明。这样，在早期分析哲学家们把关于规范性说明的美学、伦理学等学科排除在哲学之外之后，对这些学科的研究似乎并没有完全离开哲学，相反，它们在分析哲学阵营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兴起和政治哲学的复兴，为规范伦理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摹本。因此，我们已经无法把是否强调规范性研究作为区分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重要标志。

当然，在所有这些区分中，方法和风格的区分是最为明显的标志，我们通常就是根据方法和风格上的不同而区分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然而，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可以被清楚地界定为属于其中哪一个阵营。这不仅是因为这些标准本身是如此模糊，以至于我们无法完全根据它们而把某个哲学家划入某个阵营，而且是因为这些标志被设定得如此清楚，以至于我们无法把任何一个哲学家归属于其中。这种看似清晰而实则模糊的标准，自然会导致我们在对某个哲学家进行定位时感到无所适从。事实上，在每个哲学家的思想和工作风格上，都存在着这些不同标志的某些特征，如同“家族相似”一样。如此说来，这些划分标准的设定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了。如果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某些哲学家的工作中判断出他是否属于分析的传统，我们却很难这样判断某个哲学家的工作是否属于欧洲大陆哲学的传统，因为即使是在欧洲大陆工作或使用非英语写作的哲学家也无法借此判断其属于欧洲大陆传统，同样，我们无法根据某个哲学家是否在英语国家工作或使用英语写作而判断其是否属于分析传统。当然，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即使某个哲学家使用了分析的方法或在写作风格上更偏向于逻辑语言，我们也无法完全断定这个哲学家的归属阵营。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初步的结论：把当代哲学家们的工作简单地划分为分析哲学传统和欧洲大陆哲学传统，并不符合当代哲学研究的现状，也无益于我们对当代哲学发展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