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语言理解的语法概念通常是指一套语言规则，实际给出的是一种基本规则。但维特根斯坦并不在这种意义上理解他提出的“哲学语法”。从维特根斯坦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主要是在游戏的意义上使用规则和语法概念，他把语言活动看作一种游戏，用规则解读游戏，因而用规则来解读语言。这样，他对语法概念的讨论就涉及关于规则的讨论。

然而，但这仅仅是我们对维特根斯坦的一个表面理解，或者叫日常理解。为什么说是“表面理解”？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其中两点：第一，如果仅仅是在谈规则概念，我们依然不清楚的是，他为什么一定要把“哲学语法”看作是“综观式”的？第二，如果一个规则能够决定一个语词的用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要知道这个规则就可以正确地使用这个语词？但维特根斯坦恰恰是要说明，即使我们以为自己在遵守规则，其实也并不是真的在遵守规则。他反复强调，我们对于规则的使用是盲目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通常对语法的理解可以采用维特根斯坦给出的“综观式”的解读方式。如果不能回答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理解维特根斯坦对于“哲学语法”概念的使用。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概念是从一种整体的层面，用一种宏观的方法把握人类语言活动，告诉人们以往所有对语言的哲学研究都错了。他要做的工作就是对语言使用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查、访问、探测和考察。一旦我们实际考察这些具体情况，就能发现事情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样子；而通过考察活动本身揭示出哲学的特殊性，说明哲学本身已经不是维特根斯坦所讲的澄清概念或者意义的活动，哲学是我们应当消除的一种理智疾病。他把人们对于哲学的理解完全改变了。他试图说明，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并不能够超越我们对于语言的认知。一旦要超越对语言的理解，我们就会陷入与以往同样的错误，即乐观地使用语言，以为仅靠语言本身就可以完成对世界的整体理解。

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和游戏等同起来，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含义。语言和游戏的等同，并不意味着维特根斯坦把语言游戏看作所谓世界构成或人类活动的基本方式；他把语言理解为一种游戏，是要说明语言跟人类其他所有的活动没有什么差别，不要把语言的作用拔高，表明语言如何重要，人类没有语言就活不下去，人类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够交流，人类只有借由语言才能够认识世界，等等。如果以这样的方式认识语言的重要性，我们就一定会走入歧途。因为我们就会构造一套关于语言的理论，就会想方设法使这样的语言能够更好满足人的理智要求，但这恰好是维特根斯坦反对的观点。所以，他把语言比作游戏是要说明，当我们用语言这种活动来显示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它和我们人类的其他活动没有根本差别。维特根斯坦的整个后期哲学都是在做一件事，就是试图通过包括语言在内的所有人类活动，显示我们无法用语言或者人类活动本身去表达的生活方式。

在《论确实性》中，维特根斯坦反复强调，所有需要探求的东西都有一个不能够再追问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所谓“思想的河床”。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树立起人类知识的大厦。然而，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这个“没有基础的基础”的思想，却存在致命的矛盾：如果不承认没有基础的东西存在，我们必定会继续追问一切思想的基础，并最终导致无穷后退；但是，如果承认这样的东西存在，我们就会问这样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在对这种东西做出解释的时候就会违反最初的出发点，即思想的基础不能是思想本身。美国哲学家戴蒙德（Cora Diamond）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想法不是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是为了满足某种人类知识的要求，而是为了满足人类最神秘的，也是最深刻的情感要求。而这个情感的要求是通过另外一种形式呈现的，这就是信仰。就是说，我们是通过信仰的方式决定那个不能追问的、最基础的东西。但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似乎并不能这样加以解释，因为他完全不会把信仰作为自己思想的最后根基。在这个问题上，维特根斯坦作为一个思想家，他不会简单接受某一个信念作为哲学的依据，他不过是在表明，如果作为人类所有知识的构成，如果我们能够相信人类可以去接受对外部世界的理解或者形成我们自己人类生活特有的思维模式的话，那么背后一定有一个东西在支撑着我们对世界的全部理解。对这一点他是坚信不疑的。这就是他所谓的“综观式”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