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生态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在他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展开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系统阐发，而只是给了我们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这一观念“面对的审视对象是历史的延续、变迁及转型的过程，即世俗性的社会物质生活过程以及令人可敬又可畏的社会和政治动**、革命以及反革命的过程。唯物主义的观念就是用来研究历史变迁中的延续性以及历史延续中的变化与转型的一种方法”[3]。奥康纳实际上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看作是研究历史变迁和转型的一种理论和方法，这一理论和方法是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和超越，它体现在马克思反对历史唯心主义把历史看作由抽象观念决定的，坚持认为抽象的观念事实上起源于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生产力、生产关系形成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历史变迁的过程。奥康纳指出，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与基本特点大都可以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等经典文本的理论视域中解读出来，但是，也有部分人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观照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建立和生态学的内在关联持反对和怀疑态度。一部分论者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虽然指出未来的人类社会不再异化于自然界，人类对自然的利用也不应遵循资本的逻辑，并且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些生态问题，但是马克思的确没有确立生态社会的思想。也就是说，“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凸显了自然界的人化问题，却没有强调人类历史的自然化方式以及自然界的自我转型问题”[4]。另一些比较激进的生态中心论者则批评马克思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为自然界和劳动结合是作为交换价值的财富的来源，否定自然界是物质财富的来源，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生态学是无法建立内在联系的。

如何看待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的关系？一方面詹姆斯·奥康纳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生态学对立起来，但他又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缺乏生态维度，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的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阐述中，决定物质生产和自然界之间关系的，主要是生产方式，或者说对劳动者的剥削方式，而不是自然环境的状况和生态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成功地论证了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中，自然界遭遇着不同的社会性建构，但是，自然界之本真的自主运作性，作为一种既能有助于又能限制人类活动的力量，在该理论中却越来越被遗忘或者被置于边缘的地位”[5]。因此，必须思考“自然界”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应当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是合适的这一问题。另一方面，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这两种理论之间不应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扩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潜在的生态学思想彰显出来，建立二者的内在关联。基于以上认识，詹姆斯·奥康纳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当代面临双重任务：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需要将自己的内涵向外扩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去，因为，自然界，不管是‘第一’自然还是‘第二’自然的历史，都将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反之亦然，这取决于具体的时代和环境的因素”[6]。二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需将内涵向内延伸，因为，人类在生物学维度上的变化以及社会化了的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在多大程度上被社会所调节和建构，都将对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产生影响”[7]。问题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如何实现向生物学领域和客观自然界延伸呢？詹姆斯·奥康纳认为，关键在于把“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