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奥康纳、福斯特、本·阿格尔、莱斯、高兹、佩珀等人的研究上，另外还有零星的关于休斯、格伦德曼、科威尔和柏格特等人的思想研究。

1.对詹姆斯·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奥康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本书上，涉及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四个主题：一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主要认为他批评唯物史观无论在历史维度还是在唯物维度上都不够彻底，必须从文化、自然、社会劳动辩证关系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修正，才能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之间的有机联系。[22]而奥康纳正是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和自然维度的生态学重建，建立起他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生态哲学。[23]二是关于他基于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生态危机论的研究。奥康纳坚持从资本主义自身内部的发展逻辑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而他强调资本主义社会除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第一重矛盾之外，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与其生产条件的第二重矛盾。前者会造成由于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危机，后者则会造成生产条件被破坏的生态危机。对于奥康纳第二重矛盾理论，学术界一方面批驳了那种否定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的观点，另一方面肯定奥康纳第二重矛盾理论超越了单纯从文化批判角度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抽象性缺陷，坚持无论是文化批判，还是生态批判，都必须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层面来展开，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24]三是展开对他的生态政治哲学的研究与分析。奥康纳的生态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建立一个人与生态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国内学术界通过剖析奥康纳关于生态运动必须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消除误解，结成反对资本主义的同盟的思想，指出其生态政治哲学既克服了西方绿色思潮生态政治战略拘泥于抽象价值观变革的缺陷，同时又坚持了生态运动的政治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25]四是展开对奥康纳关于“生产正义”思想的研究。如何看待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的生态问题，奥康纳认为这主要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设想，由此他提出只有建立以“生产正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危机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对于如何把握他的“生产正义”思想的内涵与价值，我国学术界展开了探讨。部分学者认为他的“生产正义”思想的核心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定量的分配正义走向定性的生产正义，并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建立一个以社会正义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26]还有部分论者认为奥康纳的生态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生产正义和分配正义有机统一的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带来生态问题，首先是基于其生产目的的不正义，并把主要目标放在如何实现既有财富的正义分配上。而在生产目的不正义、高度社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分配正义注定是无法测算，也无法实现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应当首先纠正生产目的的不正义性问题，在此基础上追求分配正义。生产性正义和分配性正义的有机统一，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27]

2.关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

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较为注重的研究领域。目前对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主要文本有：《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中译本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脆弱的星球》《**的帝国主义》和《生态革命》等。目前出版的研究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著主要有郭剑仁所著的《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康瑞华等所著的《批判、构建、启思：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胡莹所著的《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和贾学军所著的《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等。学术界研究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如何看待他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的解读。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的主要观点是福斯特既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同机械唯物论划清了界限，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作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实践唯物主义解说。[28]也有极少数学者认为福斯特是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名，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自然唯物主义的解说，从而将实践唯物主义同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等同起来了。[29]第二，对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的阐释，主要集中在对他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也译作“新陈代谢”）的阐释上。部分论者把“马克思和生态学的关系”问题看作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在于对马克思与生态学内在联系的阐发，并通过“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得以深化，福特斯正是通过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和自然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中断和生态危机的必然性。[30]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对“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的生态内涵展开了具体分析。在这些论者看来，“物质变换”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继承和发展以李比希为代表的农业化学家的概念并把它应用于“社会生态关系”的结果，指的是劳动过程中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这一概念克服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仅仅从哲学上论述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缺陷和“自然异化”概念的抽象性，阐明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既有“自然”的一面，也有“人为”的一面。这一概念克服了李比希仅仅局限于土壤肥力流失和衰竭论述“新陈代谢断裂”概念的局限，而是进一步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缺陷与新陈代谢断裂之间的必然性，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生产方式的生态批判，进而揭示了只有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真正解决“新陈代谢断裂”的问题，指出了建立一个符合人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31]第三，对福斯特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批判的系统论述。学术界认为，福斯特主要是以他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为基础，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科学技术与资本逻辑的关系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32]第四，考察了福斯特阵营与奥康纳阵营的争论，揭示了他们之间的争论根源于他们不同的理论建构。具体说来，福斯特是通过把对唯物主义思想史的考察、环境社会学“物质变换概念”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现实批评结合起来，揭示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发生的必然性；而奥康纳则是通过修正历史唯物主义、揭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和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的缺乏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建构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生态批判。他们之间的争论主要在于以科威尔等人为代表的奥康纳阵营批评福斯特企图用“物质变换”概念作为其生态学思想的中心，不仅简化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削问题，简化了生态问题，而且将生态思想等同于物质变换关系的分析，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条件问题；以柏格特等人为代表的福斯特阵营则批评奥康纳阵营认识不到“物质变换”概念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意义，误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物质变换”概念的地位和价值，并对奥康纳的第二重矛盾理论进行了质疑。他们之间的争论价值在于我们应当如何在理论上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实践中如何理解生态危机的原因和解决途径。福斯特和奥康纳阵营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上述问题。[33]

3.对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

本·阿格尔是第一个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词的理论家，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把握和评析。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论述了阿格尔建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路径和理论特点，指出阿格尔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从异化消费理论入手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理论，用生态危机论替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危机论，进而立足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中，通过“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反思和批判“劳动—闲暇二元论”，结合北美民粹主义思想，建构起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34]二是对他的生态危机论和异化消费论的研究。部分论者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从政治暴力统治越来越转向文化意识形态统治这一现象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形成高生产、高消费的发展模式，使工人阶级为了逃避异化劳动，而逃避到服从和服务于资本的异化消费中去体验自由和幸福，最终必然会超过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形成生态危机。[35]三是对阿格尔的革命变革论和他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探讨。强调他的革命变革论主要是利用北美民粹主义文化传统，通过“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实现生产和管理方式的民主化，使工人阶级从异化消费中摆脱出来，建立一种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36]

4.对威廉·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威廉·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限度》两本书上，主要集中在研究他的“控制自然”的观念、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和他关于“易于生存的社会”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上。第一，对他的思想的总体把握主要有仇竹妮的学术专著《控制与服从的辩证法：威廉·莱斯生态批判理论研究》。该书通过论述莱斯对“控制自然”观念和“服从自然”观念的批判，阐发了莱斯的“解放自然”的新观念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指出其生态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在于立足于人和自然的辩证关系，逻辑中介在于分析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意识形态根源和人性根源，逻辑终点在于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生态批判理论的特点在于内容上体现了他对控制自然和服从自然等错误观念的批判，论证方式上体现了批判理性，行动上体现了在批判基础上的社会建构。该书最后通过比较莱斯与阿格尔、岩佐茂的不同，阐述了其生态批判理论的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第二，学术界从科技伦理和意识形态两个视角考察了莱斯“控制自然”的观念。学术界首先分析了莱斯的“控制自然”的内涵，然后考察了“控制自然”中科学与价值、科学与人的发展、科学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控制自然”观念是如何被纳入资产阶级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从而成为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工具，最终造成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的。在此基础上，莱斯提出了一种新的技术伦理，使科学技术朝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解的方向运用。[37]第三，学术界通过对《满足的限度》一书的解读，系统研究了莱斯的需要理论和消费异化理论。学术界有论者认为，《满足的限度》一书是从社会—自然的维度来研究人类的需要问题，该书详细地考察和批判了现代社会是如何将人的需要导向商品追求和商品消费，从而对人自身、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危害，明确提出“人的满足在于创造性劳动而不在于异化消费中”的命题，并试图从需要和商品的辩证关系中找寻社会变革的动力。[38]第四，对莱斯的“易于生存的社会”的社会理想的分析。学术界指出莱斯所追求的“易于生存的社会”区分了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不同，指出生态文明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满足方式与工业文明存在本质区别，实际上将生态文明看作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指出他希望通过摆正需要、商品和消费的关系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具有乌托邦的性质。[39]

5.对安德瑞·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著作只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被翻译成中文，学术界主要依据其原著展开研究。目前出版的研究专著主要有汤建龙所著的《在萨特和马克思之间：安德瑞·高兹早中期哲学思想解读》（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邹佳元所著的《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温晓春所著的《安德烈·高兹中晚期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和朱波所著的《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学术界对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关于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科学技术理论、劳动分工与异化理论、资本主义观和社会主义观等问题的研究上。第一，对于高兹的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内涵、特征、作用以及与生态危机的关系，学术界展开了分析。学术界认为，高兹的经济理性本质上是一种以“计算和核算”为原则，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工具理性，它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同步产生的，奉行的是“越多越好”的价值观；生态理性则是限制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它遵循生态原则，奉行“够了就行”的价值原则，主张提高商品的耐用性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前者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必然会造成生态危机；后者则是以捍卫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性为指导。[40]第二，对于他的科学技术理论，学术界认为高兹批判了科学技术无价值属性和科学技术中立论的观点，强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使用的负面效应，指出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科学技术的运用必然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使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和统治自然的工具。[41]第三，对于高兹的劳动分工和异化理论，学术界指出高兹的劳动分工理论深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高兹把资本主义分工看作一切异化的根源，强调劳动分工把工人变成了服从于机器的畸形存在物，阻碍了权力分散和自主的工人自治，使工人阶级受到了全面剥削和压抑。高兹劳动分工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把对劳动分工的批判拓展到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批判，并认为只有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分工，才能真正克服异化。[42]有论者因此认为高兹的劳动分工理论是他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之一。具体来说，他一是联系劳动分工、科学技术、经济理性批判等经济学视角，二是从生态学和经济学、政治学的内在联系出发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43]第四，关于高兹的社会主义观和资本主义观的研究。高兹通过对资本逻辑的分析，指出其运行是遵循经济理性原则，必然造成人的异化和严重的生态危机，必须用一种遵循生态理性原则，按照工人自治的原则追求一种以生态现代化和生态重建为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44]